中國古代的醫生見於史籍的不多，正因為不多才顯得珍貴。其原因一方面是古代醫生的社會地位不高，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醫生這個行當說到底要落實到臨床實踐，醫術水平如何總要在實踐中得到檢驗而不是光有文字。這樣一來，一些行走於民間的醫方和散見的醫學思想收集起來就有一定難度，這也是醫學史不好做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重視民間小傳統和史料就是進行研究的一個重要步驟。這裡說到的一位清代名醫卻是在正史和民間記載裡都很有名氣的人物：徐大椿。
徐大椿，原名大業，字靈胎，號洄溪，江蘇吳江人。史書記載這位徐先生，“生有異稟，長身廣顙，聰強過人。性通敏，喜豪辯。”屬於百科全書式的學人。“好讀黃老與陰符家言。凡星經、地誌、九宮、音律、技擊、句卒、嬴越之法，靡不通究，尤邃於醫，世多傳其異跡。”他早年曾以諸生的身份入太學。後來不幹了，往來吳淞等地成為專職醫生。
當時的大文士袁枚曾給他寫過傳，袁枚眼界很高，他能給寫傳的當然不是一般人物。在他寫的《徐靈胎先生傳》裡記載了四個關於徐行醫治病的案例。其中一個是有一次，大學士蔣溥病了，高宗（即乾隆帝）“命徵海內名醫，以薦召入都。大椿奏溥病不可治，上嘉其樸誠，命入太醫院供奉，尋乞歸。” 這次只是確定病情，並沒有提出治療方案，也就是說首先判斷已經無藥可施。還有一次是，有個拳師，跟人比賽拳技，當時胸部受傷，氣已斷絕牙關緊閉。先生叫人使他覆臥，舉拳擊打他三下屁股，結果吐幾升黑血就好了。這種救治之法，是什麼原理，袁枚也沒有說明。袁枚倒是記載了一次他自己患病去找徐大椿求治的事兒，“餘左臂短縮不能伸，諸醫莫效。------ 握手如舊相識，清談竟日，贈丹藥一丸而別。”也沒說救治之法。
徐大椿在醫學思想上的貢獻以注經為主，這恰好用上了他博覽群書上的長處。“大椿學博而通，注神農本草經百種，以舊注但言其當然，不言其所以然，採掇常用之品，備列經文，推闡主治之義，於諸家中最有啟發之功。”
他注難經“辨其與靈樞、素問說有異同”。注傷寒，“醫家刊定傷寒論，如治尚書者之爭洪範、武成，注大學者之爭古本、今本，終無定論。不知仲景本論，乃救誤之書，當時隨證立方，本無定序。”他寫《蘭臺軌範》，“錄方亦多取諸書，宋以後方，則採其義可推尋、試多獲效者，去取最為謹嚴。於疑似出入之間，辨別尤悉。”還有《醫學源流論》等。他說：“病之名有萬，而脈之象不過數十，是必以望、聞、問三者參之。如病同人異之辨，兼證兼病之別，亡陰亡陽之分。病有不愈不死，有雖愈必死，又有藥誤不即死。藥性有古今變遷，內經司天運氣之說不可泥。針灸之法失傳。”
徐大椿與當時的名醫葉桂葉天士齊名。“同以醫名吳中，而宗旨異。評桂醫案，多所糾正。”
作為一代儒醫徐大椿不僅醫術精湛，而且深受其家風、家學的影響，在治學上呈現出崇尚醫德、重視人文關懷的傾向。醫術只是他擅長的多個領域的一部分，在其他方面他的貢獻也很突出。他所作的《洄溪道情》是清代道情的代表作之一，以儒家的警世教化思想為主，半為警世之談，半寫閒遊之樂。徐靈胎還辨正道情之曲，並推廣其音，表現出文人從事說唱文學創作的高度自覺性。在不悖“道氣”的原則下，寫出了“情境音詞，處處動人”的篇章，在文學史上有其特色與地位。
徐靈胎於七十九歲時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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