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却有一件要特别提出的，我已在上一堂讲过，即是中国人事中极看重讲话。中国人说“言行”，讲话也在事之中。其实讲话当然也是一件事，如我今天上课，即是一件事。但此事特别重要的在讲，讲这一堂课，就是一件事。
中国古人有记言、记事之分，但不能拘泥看。如我今天讲这句话，诸位回去记下，某月某日某先生讲此，这是记言，同时亦即是记事。
《尚书》中诏、诰、命、谟，言中均有事，事中均有言。如《左传》记叔孙豹讲三不朽，郑子产讲鬼神，何时向何人所讲，是事。
然而此两番讲话，实像与事无关。既不是外交，也不是军事，更不是法律，又不是政治和经济，什么都不是。那只是记言，记他讲过了这样一番话。而在中国历史里，记言的地位和分量很重，可能超于记事之上。
为何中国人更看重言？那得重新讨论。诸位当知，事有轻重大小，写历史者不能拿一切事都记下，便只有选择。如十位新闻记者访问同一件事，记下十篇文字，可能各不同，此因选择不同。
如我今天这番话，诸位每人写一篇报告，也可写来都不同。或你看重在此，他看重在彼，仍是选择不同。
如扩大写一篇听某人讲中国上古史学名著，诸位把今天以前听过的各记一篇，这将是不同更大。你所听经你选择，此外的忘了。有的没有忘，认为不重要也不记下。可见本领在挑选。
如写“中国开国六十年纪”，各人一篇，限五万到十万字，写来还是各不同。亦有人根本不能写历史。
写史须有见识、有选择、有组织，不能老是要参考材料。六十年的大事，只把许多材料凑配，写史却变成了一工具。做学问该以自己为主，做那使用材料的人，不是为材料所用的一个工具。
选自《中国史学名著》，钱穆先生著，九州出版社版
分享到:
閱讀更多 讀錢穆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