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影片给了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的电影《放大》，这部电影是安东尼奥尼在商业上最成功的电影之一。
电影主角是一位摄影师，他玩世不恭，敏感谨慎，却又充满了迷茫和自负。在外出拍摄时，他无意间拍摄到一组照片，并意外的记录下了一起谋杀案。照片的细节不断放大，激起了摄影师寻找真相的欲望。
乍一看，这是一部悬疑电影，实则是安东尼奥尼的狡猾。他用了一个玩笑般的故事来传达他对生活的哲学性思考——生活总是荒诞和不可知的。
荒诞产生于人类真实的渴望和世界无理性沉默之间的对峙。
主人公托马斯是一名摄影师，他拥有让人艳羡的社会地位和财富，他可以在工作室拍摄那些美好的肉体，可以驾车外出定格瞬间的精彩，还可以让那些年轻的女孩儿成为自己的情人。
在任何看来，这都是近乎完美的生活，此时，托马斯是真实存在的。他的生活轨迹正常清晰。
意外产生于一次外出拍摄，他遇见一对陌生情侣，拍摄他们亲密的画面。被女子发现之后，上门索要，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托马斯用一卷假的照片骗了女子。
在这里我们可以假设，什么样的照片值得女子出卖身体？
在冲洗照片的过程中，托马斯发现了秘密。他不断放大照片的细节，直到发现那句躺在公园的尸体。
他带着好奇去公园查看，却发现公园中什么都没有，一切都像一场幻觉。没有尸体，没有死亡，一切如常。
托马斯用照相机记录了一场谋杀案，却很快什么都没有了。他将此事告诉朋友，朋友并没有放在心上。托马斯渴望得知真相，而世界在此时沉默了。
托马斯无法得知自己记录下的究竟是什么，或许是一场梦，或许是一场阴谋。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要去寻找真相，真相代表着什么，真相是否是真实的存在。
很多时候，当我们认真审视生活的时候，生活似乎总是不够严肃，我们希望从中得到确定的答案，而生活反馈的总是未知和无解。我们需要真相，可真相在现实面前似乎毫无意义。
这是悖论，真实存在着的荒诞。
荒诞的真实下往往隐藏着真实的荒诞。
应该如何来定义电影中的主角托马斯呢？
我们得先将时间拉回到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有两个哲学家非常重要，第一个是让.保罗.萨特，他的存在主义让很多年轻人重新开始思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存在主义强调的是个人的非理性意识活动，就像托马斯发现了那庄意外之后的心态。
第二个是阿尔贝.加缪，他的荒诞主义揭示了生活的本质，荒诞的本质是人对于世界的冲突以及对世俗的屈服，投射到个体存在上，就是绝望和虚无。当托马斯发现胶卷和照片遗世之后，他便陷入深深的绝望和虚无之中。
托马斯是真实的吗？他在古董店里买螺旋桨，只是因为摆在那里好看。他和那名女子聊天时，说自己有妻子，有孩子，却又否认。看到这里，托马斯的真实性也开始被怀疑，如果他是真实存在的，他又怎会不了解自己的生活。
如果托马斯是真实的，那么，他的所见所闻是真实的吗？没有了胶卷和照片，他的所见所闻是真实的吗？没有了证据，还有什么能证实托马斯所理解的真实呢？
这种矛盾戏谑其实就是导演安东尼奥尼对六十年代的哲学思潮的记录。这一切不仅是托马斯内心的真实写照，也是整个六十年代的社会特征：迷茫、混乱、无所依托。
我们谈论荒诞总是从生活中的意料之外开始，其实所有的意料之外都是情理之中，而情理之中本身就是一种荒诞。
荒诞且不可知，或许正是生活的有趣之处。
托马斯为了寻找那名女子，进入了一场地下乐队的表演现场，在激情和亢奋中，托马斯接到了乐队吉他手扔下来的吉他。在众人的哄抢中，托马斯紧紧抓着吉他，可是离开之后，立刻扔掉。
一开始，我们会以为托马斯是文艺青年，这一切都是因为他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寻找灵感。当他离开之后，我们才发现，这只不过是一场意外。
影片的结尾处，托马斯在失去所有线索之后遇见了一群嬉皮士，他们乔装打扮，遮掩了自己真实的面容，在网球场进行一场虚假的网球比赛。托马斯帮助他们捡起来落在场外的网球，此时，真实与非真实已然不重要了。
托马斯开始接受这个荒诞的世界，真实的存在和存在的真实永远无法统一，想明白这个问题之后，托马斯开始和这个荒诞的世界和解，接受了这个世界的规则。
在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我们总能发现一些相似的主题，就是忍受倦怠和庸常的主角除了声色犬马的生活和物质财富追求之外，没有什么目标和精神追求。对于生活，他们只是在忍受。
电影史学家大卫.鲍得威尔对安东尼奥尼这样评价：在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假期、派对以及艺术的消遣追求都无法掩饰主角目标与情感的缺失。
在《放大》中，这种“缺失”随处可见，摄影师托马斯可以拥有很多情人，但他对此思考不在意，他有足够的财富，可他却买了一个毫无意义的螺旋桨。对于家庭和婚姻，他只停留在想象中，幻想自己有一个妻子和几个孩子。
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甚至对话都是简单而无聊的，大多时候“沉默”成了承上启下最好的方式。安东尼奥尼并不是第一次在电影中用人物的行为来分析哲学观念，但在《放大》这部电影中，这样的分析尤其成功。
托马斯和神秘女子代表的都是一类人，他们是被六十年代哲学思潮影响的一代。导演安东尼奥尼在他们身上植入了自己的哲学观点，让角色用行为和语言来阐释，实现了哲学观点和影像表达的完美契合。
电影的结尾，安东尼奥尼并没有直接给出案件的结果，而是让一切都回归正常，这正是安东尼奥尼的高明之处。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需要一个确定的结局，用这样一种荒诞的表达，巧妙地消解了电影本身的悬疑和紧张。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又即将开始，没有对真相的过分执着，在我们对这部电影感到的无所适从的时候，托马斯温柔的接受了这一切，给这场“玩笑”画上了一个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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