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自知私設公堂誅殺潘金蓮，鬥殺西門慶的行為，雖說是為兄復仇，亦為國法所不容，好漢做事，敢作敢為，“提了兩顆人頭”，到官府投案自首，此事在小小的陽穀縣轟動一時，街上看熱鬧的人，不計其數。
本案涉及具有宋代特色的兩種刑罰制度：一是王婆所受的刑罰一一凌遲。
凌遲俗稱“千刀萬剮”，《宋史。刑法志》記載:“凌遲者，先斷其肢體，乃抉其吭，當時之極法也”就是以利刃零割碎剮肌膚，殘害肢體，再割喉管，使受刑人在極端痛苦中慢慢死去的一種刑罰，是古代最殘忍的死刑。凌遲之刑初現於五代，宋仁宗首開凌遲刑的先例，南宋《慶元條法事類》將凌遲刑確立為法定刑，直至清末沈家本修律時才徹底廢除此酷刑。
這種刑罰一般適用於封建社會“三謀一惡”的嚴重罪行，王婆是本案的罪魁禍首，她先是為潘金蓮和西門慶勾搭成奸創造便利條件，後是教唆指使潘金蓮下砒霜謀殺親夫武大，觸犯的罪名是“十惡”中的“惡逆”。
在毒殺武大郎的共同犯罪中，“造意者為主”，王婆身為教唆犯，從重懲罰，罪不可赦，凌遲處死自在情理之中了。
二是武松所遭受的刑罰一一刺配刑。
刺配刑是宋太祖為了彌補“折杖法”的缺陷而創設的一種集墨面、配役、杖身三刑于一身的一種殘酷的刑罰，一開始是作為寬恕死罪之刑適用的，後來隨著社會動盪不安，此刑被廣泛地適用，被後人戲稱“六刑”。
武松因報兄仇，私自誅殺潘金蓮，鬥殺西門慶，兩條人命在身，雖有官方為其罪責開脫和本人投案自首情節，還是被判處刺配刑，發配孟州服役。
必須注意的是，在中國古代社會，一個成熟而合格的法官，並不是嚴格按照條文進行三段論式的邏輯演繹的工匠型法官，而是能夠適當地突破官方法律的規定做出一些實質上合理的判決。
這就要求一個成功的法官就不僅要詳究官方法律的文義，通讀例案;更要旁通經史，以探詢法律背後涵養它的精神之源，還必須瞭解地方上的風土人情。
本案的最初受理者一一陽穀縣知縣，雖說收了西門慶的賄賂，拒絕武松的控訴，將武松逼上“私力救濟”之路，但是看到武松復仇既成事實，處理本案時，基於敬仰武松是義氣烈漢，還是有意為武松開脫，為武松減輕罪責，以順人心。
“念武松那廝，是個有義的漢子，把這人的招狀，從新作過:武松因祭獻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爭，婦人將靈床推鳳救護亡兄神主，與嫂鬥毆，一時殺死，此後西門慶因與本婦通姦，前來強護，因而鬥毆，互相不服，扭打至獅子橋邊，以致鬥殺身死。”
從認定犯罪事實之初，將原本不利於武松的供詞一律改為有利於減輕武松罪責的供詞了。陽穀縣將此處理意見上報上級東平府後，府尹亦哀憐武松是個仗義的烈漢，也利用職權上的便利“將卷宗改得輕了”，並修一封密書安排心腹之人，“星夜投京師”到刑部找熟人，利用私人關係通過中央刑部暗中給省院官私下打招呼，繼續為武松開脫罪責，最終身負兩條人命的武松僅僅遭到刺配刑處罰的結局，可以說與知縣和知府兩級官員的開脫作法有著密切的聯繫。
為什麼陽穀縣縣令和東平府府尹會不約而同會為武松開脫罪責呢?因為武松為兄復仇而殺人的行為雖觸犯了國法，但卻符合官方正統儒家思想所宣揚的“義”，武松不顧一切為兄長報仇的殺人行為，雖應受到國法的制裁，但此舉也得到社會主流意識的許可甚至讚賞因此，古代官府在處理為親復仇的案件時，一般執法者都會法外開恩，從輕處罰，以順民意。
另外，不知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故事中的一個細節:“武松戴上行枷，看剮了王婆後上路”。古代重大死刑案件的執行，一般要示眾的，同時，刑罰的執行還應以懲做效尤為重要目的。
武松復仇殺人案在東平府陽穀縣轟動一時，當地一大惡霸西門慶被殺，當地老百姓認為如同當初武松打死景陽崗老虎一樣，大快人心。而且依當時封建社會綱常禮教，姦夫淫婦的通姦罪行，已是為人們所不齒，更何況他們共同實施毒殺親夫的“惡逆”罪行，天理難容，人神共誅，被武松復仇誅殺理所當然。
這起共同毒殺武大的犯罪中惟一的沒有被武松殺掉的“倖存者”一一王婆，最終難逃國法的嚴厲制裁，被當街凌遲處死為了告慰武松，平息他心中的怨恨，為此官府特別安排武松觀看“千刀萬剮”王婆的行刑場面後，才押解武松踏上發配之途。
來稿/王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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