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自知私设公堂诛杀潘金莲，斗杀西门庆的行为，虽说是为兄复仇，亦为国法所不容，好汉做事，敢作敢为，“提了两颗人头”，到官府投案自首，此事在小小的阳谷县轰动一时，街上看热闹的人，不计其数。
本案涉及具有宋代特色的两种刑罚制度：一是王婆所受的刑罚一一凌迟。
凌迟俗称“千刀万剐”，《宋史。刑法志》记载:“凌迟者，先断其肢体，乃抉其吭，当时之极法也”就是以利刃零割碎剐肌肤，残害肢体，再割喉管，使受刑人在极端痛苦中慢慢死去的一种刑罚，是古代最残忍的死刑。凌迟之刑初现于五代，宋仁宗首开凌迟刑的先例，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将凌迟刑确立为法定刑，直至清末沈家本修律时才彻底废除此酷刑。
这种刑罚一般适用于封建社会“三谋一恶”的严重罪行，王婆是本案的罪魁祸首，她先是为潘金莲和西门庆勾搭成奸创造便利条件，后是教唆指使潘金莲下砒霜谋杀亲夫武大，触犯的罪名是“十恶”中的“恶逆”。
在毒杀武大郎的共同犯罪中，“造意者为主”，王婆身为教唆犯，从重惩罚，罪不可赦，凌迟处死自在情理之中了。
二是武松所遭受的刑罚一一刺配刑。
刺配刑是宋太祖为了弥补“折杖法”的缺陷而创设的一种集墨面、配役、杖身三刑于一身的一种残酷的刑罚，一开始是作为宽恕死罪之刑适用的，后来随着社会动荡不安，此刑被广泛地适用，被后人戏称“六刑”。
武松因报兄仇，私自诛杀潘金莲，斗杀西门庆，两条人命在身，虽有官方为其罪责开脱和本人投案自首情节，还是被判处刺配刑，发配孟州服役。
必须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个成熟而合格的法官，并不是严格按照条文进行三段论式的逻辑演绎的工匠型法官，而是能够适当地突破官方法律的规定做出一些实质上合理的判决。
这就要求一个成功的法官就不仅要详究官方法律的文义，通读例案;更要旁通经史，以探询法律背后涵养它的精神之源，还必须了解地方上的风土人情。
本案的最初受理者一一阳谷县知县，虽说收了西门庆的贿赂，拒绝武松的控诉，将武松逼上“私力救济”之路，但是看到武松复仇既成事实，处理本案时，基于敬仰武松是义气烈汉，还是有意为武松开脱，为武松减轻罪责，以顺人心。
“念武松那厮，是个有义的汉子，把这人的招状，从新作过:武松因祭献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争，妇人将灵床推凤救护亡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杀死，此后西门庆因与本妇通奸，前来强护，因而斗殴，互相不服，扭打至狮子桥边，以致斗杀身死。”
从认定犯罪事实之初，将原本不利于武松的供词一律改为有利于减轻武松罪责的供词了。阳谷县将此处理意见上报上级东平府后，府尹亦哀怜武松是个仗义的烈汉，也利用职权上的便利“将卷宗改得轻了”，并修一封密书安排心腹之人，“星夜投京师”到刑部找熟人，利用私人关系通过中央刑部暗中给省院官私下打招呼，继续为武松开脱罪责，最终身负两条人命的武松仅仅遭到刺配刑处罚的结局，可以说与知县和知府两级官员的开脱作法有着密切的联系。
为什么阳谷县县令和东平府府尹会不约而同会为武松开脱罪责呢?因为武松为兄复仇而杀人的行为虽触犯了国法，但却符合官方正统儒家思想所宣扬的“义”，武松不顾一切为兄长报仇的杀人行为，虽应受到国法的制裁，但此举也得到社会主流意识的许可甚至赞赏因此，古代官府在处理为亲复仇的案件时，一般执法者都会法外开恩，从轻处罚，以顺民意。
另外，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故事中的一个细节:“武松戴上行枷，看剐了王婆后上路”。古代重大死刑案件的执行，一般要示众的，同时，刑罚的执行还应以惩做效尤为重要目的。
武松复仇杀人案在东平府阳谷县轰动一时，当地一大恶霸西门庆被杀，当地老百姓认为如同当初武松打死景阳岗老虎一样，大快人心。而且依当时封建社会纲常礼教，奸夫淫妇的通奸罪行，已是为人们所不齿，更何况他们共同实施毒杀亲夫的“恶逆”罪行，天理难容，人神共诛，被武松复仇诛杀理所当然。
这起共同毒杀武大的犯罪中惟一的没有被武松杀掉的“幸存者”一一王婆，最终难逃国法的严厉制裁，被当街凌迟处死为了告慰武松，平息他心中的怨恨，为此官府特别安排武松观看“千刀万剐”王婆的行刑场面后，才押解武松踏上发配之途。
来稿/王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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