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中的“违”与“和”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人生修炼的话题。这正是儒家“中庸之道”的体现。《中庸》第一章云：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长期以来，《中庸》都被误会是一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思想，认为是一种消极的躲避问题。其实恰恰相反，中庸是在更高格局上解决问题的视角和方案。首先，是要观察自己内在的初始意识，在情感发出之前的那一刻，即是中。而若发出，又能恰到好处，则是和。可以说，喜怒哀乐即是“违”，未发即是中，而发而中节，则是和。
“发而未发”蕴含了很多智慧，如何能够“违而不犯”？其真正的功夫在于“发而未发”之时的状态。“违”只是这个状态的表象而已。故而中庸思想其实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书法的理念。
唐太宗李世民所说“心正契合，则契于妙；心神不正，字则欹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这种观点和“中庸”是一致的。是强调内外的和谐统一，而修内又是一个重要的步骤。
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极力推崇王羲之，推其到书圣的地位，除了政治上的考量，也是在他的审美标准中，王羲之的书法臻于尽善尽美，几乎是治国之理的集中体现，也即深合“中庸”的思想。孙过庭云：“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
这段话说明了一种 “中和之旨”，这种内在高深的内向性智慧，在当今可能不是很好理解。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种外在的刺激寻找，对这种内在寻求的智慧似乎更加的嗤之以鼻了。
孙过庭在《书谱》中还列举了“五合五乖”，将“时和气润”列为第三合，将“意违势屈”列为第二乖。又说：“然后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
不论如何变动和变化，最后追求的都是“和”，“违”和“乖”的一些调整，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合”的过程，即建立连接协调。故而书法就是理性与感知相和，人与时间相和，人与笔墨纸砚相和，人与文相和。
调和才是最高境界，上到天地万物，治理国家，下到农田水渠，厨房炕头，都需要调和。这是中国人在现象中发现的朴素真理。“调”是最关键的一种处理手段。要做到“违而不犯，和而不同”一样需要的是“调和”。
四大天王之中，弹琵琶的天王即主“调和”，这是借乐器做的比喻。因为琵琶的调弦最为显著，为了弹出和而不同的声音，则需要在“品”上不断地调和。如同音乐也有定调之说，填词有“领起词”。书法更是如此。
孙过庭云“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就是此意。其实一副书法作品的创作，第一个字和第一个笔画是格外重要的。他是整体视觉平衡的准绳，第一笔和第一个字失去平衡了，整个作品就很难有好的效果。也许外行会觉得依然不错，但是真正的书家此刻很可能就想丢了重写。因为观察的多角度不同。
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外行看的是笔画飞动，书写迅速。内行看的是势的顺畅和平衡，乃至神气意的统摄调动。看的是笔画是否违和，看的是章法是否单一。看的是偃仰、向背、顾盼、揖让。这些都是书法表达“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的具体操作方法。
在字体选择上，有的书家是单攻一体，有的书法家则要做到诸体兼融，隶书而有篆意，楷书而有隶法，草书而篆隶楷行交杂，这里则就更需要践行“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的总体原则了。这些字体的产生，本身就是书法实践中不断调和而成的。
在新时代书法创作的发展中，可以允许多样性的存在，和多种形式的重新实验磨合，走出形式创新的道路。但是书法核心的审美原则不能丢。不能离了中和之旨。看篆书楷书是看如何能够有通变，看行书草书则看能否稳定而和谐。
不同的书体，不同的字体，是不同时代不同历史背景乃至不同性格的外化体现。中国艺术所遵循的不仅仅是丰富和谐的外在表达，更关键的是想通过外在表达的抒发和训练，更好的锤炼内在，即不断的调整内在系统，这个也是书法为代表的中国艺术的最大特征和最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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