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六年（1046年）的北宋文壇，無疑是文化史上一道靚麗的風景線。這一年，謫守巴陵郡的滕子京重修岳陽樓，請范仲淹為其作記，范仲淹作《岳陽樓記》後，又請歐陽修題寫。歐陽修是文壇大家，常以書法為樂，但面對這個提升名望的機會，他想到了還在落難中的好友蘇舜欽。

《岳陽樓記》四絕碑

蘇舜欽欣然接受邀請，揮毫立就。於是他的字和滕子京樓、范仲淹文、邵悚石刻聯袂造就了一段“四絕碑”的佳話，岳陽樓從此名揚天下，引得無數文人墨客來此遊覽觀賞。自慶曆新政失意以來，蘇舜欽蟄居蘇州一年多，再次回到了人們的視線中。

蘇舜欽一生短暫，只四十一度春秋。在他的身上，有著和范仲淹相似的地方，閃耀著儒家士大夫敢擔天下興亡的精神，但他的政治生命只有短短六七年，政治成就也遠不及文學上的建樹。讓他稍感慰藉的是，失意之餘還有梅堯臣、歐陽修、范仲淹等一批摯友幫扶談心，還有蘇州滄浪亭這樣一個地方可以聊以娛情。探尋蘇舜欽一生的仕途歷程，我們可以體會到宋朝中期內外交困的局面下，那些文臣的困惑：君是賢君，臣是賢臣，為何賢良君子往往難施抱負，屢遭貶謫？

官宦世家

川中自古人傑地靈，有兩家蘇姓大戶為人稱道。一家是眉山蘇家，蘇洵、蘇軾、蘇轍，一門三父子，都是大文豪，相當有名。而另一家是梓州銅山（四川中江）蘇家，蘇易簡、蘇舜元、蘇舜欽祖孫三人。

蘇舜欽出生於1008年，是銅山蘇家的代表人物。蘇家的祖上可以追溯到唐安史之亂時，先祖蘇傳素在蜀中避難，漸漸發跡，後來幾代都有人出來做官，遷徙到了汴梁。祖父蘇易簡是宋太宗身邊的紅人，官至參知政事，職權、待遇近於副相，父親蘇耆也是進士及第出身，為一方父母官。同時，外公是當朝宰相王旦，岳父又是龍圖閣學士杜衍，顯赫的家世使得蘇舜欽家學淵源，政治起點也比一般人高得多。

蘇易簡，蘇舜欽祖父，二十二歲狀元及第，官至參知政事

雖然祖上有強大的光環籠罩，但蘇舜欽卻並不希望依賴父輩名聲，歷經三次科考，直到27歲才高中進士，授光祿寺主簿，從亳州蒙城縣令做起，開始了他的仕途之路。

其後，蘇舜欽屢遭母喪弟逝，按禮守制，與官場若即若離。真正迎來轉機，是在三十三歲時，受范仲淹舉薦，任集賢院校理，監進奏院，掌圖書、國史的編修校勘工作。在北宋，文人一旦進入了館閣任職，就可算社會名流，進入了一個高層的文化圈子。對於蘇舜欽，范仲淹長他二十歲，既是對他有提攜之恩的前輩，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帶給他政治和文學兩方面的影響都是巨大的。

范仲淹塑像

在文學上，蘇舜欽崇尚“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思想，尊崇唐時的杜甫和白居易，為此他還特意把自己的字從”倩仲“改為”子美“，反之，他不喜歡流行的辭藻華麗的”西昆體“，認為寫詩文的根本目的是”警時鼓眾“、”補世救失“。他的筆下，對於當時宋夏開戰，大遼虎視眈眈的政局，還有百姓為地震洪澇所擾，生活困苦的現狀都有最深切的思考。

而在政治上，蘇舜欽向來以耿介敢言聞名，他多次直言上書，勸諫仁宗的過失。當時宋剛在三川口之戰敗於西夏，仁宗心中憋著一團火，擬於慶曆元年（1041年）調鄜延、涇源兩路討伐西夏。蘇舜欽呈上《論西事狀》向皇帝吐露了自己的擔憂：“……外疲內懼，一日之行有三日之勞，曾未見敵，先已自病，隘而遇伏，則將不自支。”

他指出，朝廷長途遠征，深討西夏李元昊、覆其巢穴的方略缺乏熟慮，不如採取積極防禦、屯田防守的策略，在這點上，他和范仲淹”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的主張是一致的。

支持改革派

慶曆三年（1043年）的大宋，在治世的表象下，積貧積弱的危機正進一步加深。遼國遣使索要關南十縣土地，西夏又在定川寨打了宋軍一個埋伏，宋軍九千人被俘，大宋的北面承受著遼與西夏可能聯盟的巨大壓力。連與此同時，朝廷龐大的官僚隊伍並不能帶來行政效率上的提升，反而讓財政負擔越發沉重。

關南十縣，燕雲十六州一部分，後周世宗時收復瓦橋、益津、淤口三關，宋遼時稱關南十縣

困境中，仁宗認可了范仲淹的“歷代之政，久皆有弊；蔽而不救，禍亂必生“的觀點，以其為樞密副使，以歐陽修為太常丞，辭去了老宰相呂夷簡，開始實施全面改革。

蘇舜欽是范仲淹慶曆新政的積極參與者。他深知官員隊伍對於朝廷社稷的意義，對於當時官場上任人唯親、廣開後門、濫用私人的現象深感擔憂。權高位重的人拼命提拔門生親信，把持各路衙門，牟取個人私利，這樣下去，大宋的根基會被腐蝕，弊病叢生。

為此，他在《上範公參政書》中向范仲淹提出了自己的具體建議：新政的條目繁多，但總要分輕重緩急，重點問題先予實施，如限制官吏子弟恩蔭制度氾濫，完善科舉考試，加強地方官選拔任用，而更改磨勘、復職田、定贖刑之類，可以暫時放一放。

蘇舜欽心直口快，在信中還這樣質疑范仲淹：”某又竊觀閣下所為，於時亦孜孜數有建白，未甚為曠，是何毀之多也！豈誠之少衰，不銳於當年乎？“說實話，蘇舜欽所在的進奏院，只是個文書中轉機構人員，類似於現在的文電收發室、機要局，如此說話未免太耿直，但范仲淹還是倍感欣慰，按照建議對改革”多所更張“。

事實上，蘇舜欽的確看到了新政存在的問題。表面看一派新氣象，實際上手忙腳亂，進展緩慢，不得不“因循姑息”的地方太多了。新政的措施，很多都涉及現行的官僚體制和官員自身的利益，像層層疊疊的蜘蛛網，動一點而牽扯全身。蘇舜欽是個剛直敞亮的人，對於這些並沒有很深的歷練，而當他公開把《上範公參政書》遞上去，也就正式表明了他改革派的立場，招來了保守派對他的忌恨。

賽神蒙冤

正當改革逐步推行之時，保守派卻處心積慮，拋下一顆顆重磅炸彈。當時蘇舜欽所在的進奏院發生了一件看起來不大的事，斷送了他的政治前途，也成了新政夭亡的助推力量。

1044年的十月，進奏院舊例舉行迎神賽會。祭祀活動結束後，會舉行一次集體聯歡性聚餐。蘇舜欽與右班殿值劉巽商議，把平時拆封奏章的廢紙賣掉充作經費，邀請幾個好友過來聚聚。席間，有人提議找幾個歌女助興，多數人一致同意，蘇舜欽不想掃興，未置可否。

此事被當時的太子舍人李定告發，於是御史臺王拱等人在皇帝面前參奏眾人，認為濫用朝廷經費、召青樓歌女行為有傷風化。正是這個李定，三十五年後任御史中丞，又一手炮製了“烏臺詩案“，讓蘇軾蒙難。說起來，汴梁酒肆歌坊林立，酒店老闆為推銷自家佳釀，找一些女子來促銷，和青樓歌女是存在本質不同的。另外，京外官員拿官家地上賣柴蒿稻穀的錢補充宴會，也不稀奇。雖然明裡是被禁止的，但判罰的尺度，全在於審查者是否處心積慮，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

說到底，此事是觸犯了仁宗心裡的一個禁忌：朋黨，這是封建士大夫屢試不爽的攻擊手段。早在這年四月，宋仁宗接到宰相章得象等人的參奏，特意找來歐陽修、范仲淹詢問，其後歐陽修還特意寫下了《朋黨論》來辯駁。范仲淹等人的觀點是，是否結黨不重要，關鍵在於聖上會用人。只要賢能的君子聚集在一起，能辦好事，對國家並沒有什麼壞處。

歐陽修《朋黨論》

范仲淹等人的話讓仁宗敏感地意識到，有才有德的人也是會結黨的。站在君子們的角度，聖上只要不暴虐，聽忠言，用心體察，就可以行王道之治。但仁宗是皇帝，是站在山巔上的人，俯瞰平原，他看到的風景和常人不同。大臣能力如何，這不是第一位要考慮的因素，而是要考慮趙宋家族的長久統治，所以他難以容忍任何形式的結黨。

很快，隨著範、歐等人被貶出朝，宋與西夏又達成了議和，用歲幣換取和平，變法圖強的誘因失去了，新政也就不那麼迫切了。 幾個月後，蘇舜欽的事無疑又撞上了槍口，又點燃了皇帝心裡的定時炸彈。在皇帝的失望之下，蘇舜欽等一班才俊被除名勒停，即在官籍削去名字，降為平民，追回其出身以來的文字。這樣“一抹光”的嚴厲處罰，讓歐陽修深為可惜，他說：“子美可哀，吾恨不能為之言！”

滄浪明志

慶曆五年春（1045年），身心俱疲的蘇舜欽攜妻兒離開了京城這個傷心地，向蘇州進發。“脫身離網罟，含笑入煙羅。窮達皆常事，難忘對酒歌。“失意的他索性改換心情，出世做個桃源人。他在蘇州買下一處廢棄之地，相傳為五代吳越廣陵王錢元璙的池館，取名“滄浪亭”。靈感來自屈原的《楚辭·漁夫》：“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他遍思平生遭遇，皆因剛直口快，一味地倔強，真以為“舉世混濁，唯我獨清；眾人皆醉，唯我獨醒”，到頭來，既辜負了范仲淹的提攜之恩，也害得朋友一起被貶，親人受難。他以“滄浪翁“自號，正是要提醒自己：洗帽還是洗足，取決於水的清澈。人不能違逆勢，有什麼條件就做什麼事，處江湖之遠，依然可有詩書酒茶，一棹清風相伴。

滄浪亭

這時的蘇舜欽雖號“滄浪叟”，其實他的內心既矛盾又焦慮，從來都做不到超脫，一直苦等著沉冤昭雪。1048年九月，仁宗再次起用他為湖州長史，長史一類的散官相當於地方官的助手，雖是閒職，但畢竟看到了曙光，只可惜蘇舜欽這時已病入膏肓。他沒有像後輩蘇東坡一樣扛過烏臺詩案的政治災難，這年十二月，四十一歲的他帶著深深地遺憾辭世了。

道不勝於命，命不會於時，這兩句話正是蘇舜欽一生的寫照。他參與新政，有心為家國憂患、君王黎民盡綿薄之力，卻無端做了士大夫集團相互傾軋的犧牲品。當皇帝向群臣問出“君子也會結黨”的問題時，人人退縮，拼命地洗清自己，卻可以把“朋黨”當做最有效的武器攻擊政敵。一件打著道義禮法為幌子的事件，可以上升到比喪師失地、富國強兵更要緊的高度，足見逐漸腐化的北宋士大夫階層勇於政治內訌的特點，綿延百年，直到北宋滅亡。這樣複雜的政治環境扼殺了蘇舜欽。

錢鍾書曾在《宋詩選注》中說：“憤慨國勢削弱、異族侵凌而願意破敵立功的那種英雄抱負——在宋詩裡恐怕最早見於蘇舜欽的作品。”

所以千年之後，歷史不再記得那些朝堂之上爭得頭破血流的權貴，卻還記得一介小官吏蘇舜欽，”位雖卑，敢道人之所難言“，同樣還記得他的師友范仲淹與歐陽修，還有一大批為了挽救國家頹勢而變革的推動者，身體力行的實幹家。他們救世康民美好藍圖雖然失敗，但他們之間的佳話卻流傳千年，他們筆下的滄浪亭、岳陽樓，成為了獨特的文化符號。

2、《蘇舜欽資料彙編》，周義敢、周雷編

3、《北宋慶曆士風與文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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