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畢業於中國美院首屆書法本科專業的驕子，汪永江相較於他幾位學兄陳大中、張羽翔無疑是成名較晚的。當張羽翔以“廣西現象”名躁書壇之際，汪永江尚名聲寂寂。這無疑給他造成很大壓力，也使他處於一種創作焦慮中。他參與國展遭到多次敗北的命運，可謂屢敗屢戰。汪永江自言，其草書曾得過“天書”的綽號，這表明他的草書是屬於那種極易陷於二極對立價值判斷的類型——太好與太差。對此，好像他自己也不太自信。好在，後來他在六屆國展，全國首屆行草書大展，第七、八屆中青展一系列國展上接連獲獎，既使書壇接受了他的草書，也使他迅速找回了自信。
毋庸置疑，在當代書壇汪永江的草書確屬另類。他的草書“語法”很難從慣常的傳統經典草書系統來接受和識讀，他以破壞性來建構自我的草書風格。按他自已的話說:“我始終不認同像某家的作品，那是習作或模擬創作。創作上對古典的運用，應該是化解抽象的形態。”因而，他與一般習草者摹臨一家，強調逼似不同。其草書創作有利的參照素材不是某一家某一本碑帖，而是草書字典。他說:“讀字典的原因是一方面，我要記憶字法，另一方面是將那些字相互比較之後並試圖在其後加一個自己的寫法，是演繹而不是挪用，需要超越而不是抄襲。如果別人認為我的作品是從某一家出來的，那我會認為自已是失敗的。這似是米芾“集古字”的現代翻版。就其有利的一面來說，這種“集字”方式對打破由摹臨一家一帖所不可避免造成的審美定勢有所裨益，但其弊處則在於，它會讓書家失去建立統一風格的能力。實際上，米芾的“集古字”也並不是漫無風格追尋，而是在褚遂良、陸柬之二家主導風格的暗喻下建立起自我風格的。由此來說，汪永江的草書“語法”也並不是全由“字典”出，他也有著定向的取法，只是這種取法被某種陌生化的手段遮蔽了而已。依我看，汪永江的草書風格主要來源於下述諸家:黃山谷、王鐸、古谷蒼韻(當然可能還有來自其它東瀛書家的影響)。他取法以上三家，確實遵循了他所認定的法則——陌生化。在陌生化過程中，強化自我風格的編碼，如打散字構，強化空間粘合、穿插、挪移，以空間帶時間，並將字法空間擴張為章法空間，逼邊，滿篇佈局，縱橫穿插。應該說，通過陌生化手段和自我草書符碼的編碼，汪永江草書確實傳達出一種單單取法一家所不能獲得的個我化草書格調。這是汪永江草書能夠立於書壇的資本。
不過，汪永江草書存在的問題也是很多的，決不是危言聳聽，甚至還很嚴重。這突出表現在其草書經典支撐方面的薄弱，具體則表現在筆法與風格兩個方面。如筆法的綿弱，氣息脈絡的混亂，字構上的隨意化結撰，都使汪永江草書經不起細部的推敲。就風格而言，風格的建立固然是書史任何一位有抱負的書家都極力追尋的目標，但風格的建立是有條件的，並不是任何一種個人風格都有意義，更不是任何一種個人風格都能夠擁有歷史。風格的書史意義，首先是建立在書法史進步意義和有難度的書法史這一基礎上的。也就是說，風格作為書家個人才能的標誌必須與傳統發生聯繫才有意義。忽視了風格這種歷史性要求，單純強調風格，很容易導向一種唯意志主義，而在大多數情形下，唯意志主義風格衝動只具有破壞性，而並不具有建構性。
汪永江草書具有強烈的個人化風格，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但如上所述，其所存在的問題始終來自他對經典的疏離和技巧的錘鍊。作為學院精英，這種疏離顯然不是汪永江主觀上造成的——雖然他一再強調他不願學宗一家——而更多地是來自草書難度的限制。草書是寫意之尤，是書法的冠冕，有幸或有能力攀上這座絕頂摘取冠冕的書家少之又少，可謂代不數人，甚至一個時代會留下長長的草書空白。有元一代、有清一代，草書皆成絕響。即使一代草聖，在其自身草書成長過程中，也會歷經艱難甚至陷入歧途，困惑彷徨。如黃山谷在論到自己早年學習草書的經歷時說:“予學草書三十餘年，初以周越為師，故二十年抖擻俗氣未脫，晚得蘇オ翁子美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閒墨跡，乃窺筆法之妙。＂又評自書雲:“餘在黔南，未甚覺字書綿弱，及移戎州，見舊字多可憎。大概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沉著痛快之語，但難為知音耳。”
可見，黃山谷早年學草也走了很長一段彎路，後得睹蘇舜欽及張旭、懷素、高閒墨跡才頓悟筆法。他草書風格成熟也相當晚，所以才會對自己貶謫黔州時期(時黃山谷53歲)的字大不滿，認為十字中只有三四字可觀，從中可以看出黃山谷律己之嚴。草書之難，難於上青天。因而，黃山谷在其晚年草書終得臻於大成時，他才會表現出發狂的喜悅:“數百年來，惟張長史，永州狂僧懷素及餘三人悟此法耳。”在《致李堯乞書書卷後》則徑稱:“書尾小字，唯餘與永州醉僧能之，若亞棲輩見當羞死………此草字他日上天玉樓中乃可再得耳!”自負如此!
應該說，汪永江對自身草書還是有著清醒認識的，甚至對自己草書可能走向歧誤及對草書的敬畏都有著律己的表述，他說:“在書寫心態上，從前曾經完全感情地揮灑，也因此得到過“天書＇的綽號。現在只能老老實實地寫，清清楚楚地寫。不必掩飾自己的能力不足，更不想故作驚人之態。在我現在看來，草書是一種危險的遊戲，曾經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局，墜入魔道。”
墜人魔道，可能言重了。但面臨困局卻無可否認。事實上，汪永江草書所面臨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也未嘗不是當代草書所面臨的問題。因為，當代草書的現狀是不容樂觀的。從書史上看，草書是帖學發展的最高產物，也就是說草書還是存在於帖學內部的。因而，才會有王羲之、王獻之、王慈、王志之後，張旭、懷素的異軍突起，才會有黃山谷對旭、素的傳承，才會有王鐸對《淳化閣帖》二王一系全付生命的投入。離開二王帖學一系，草書——尤其是大草——不會重現輝煌。二王帖學對大草的歷史性預設，對當代草書無疑構成一種挑戰。因為近現代碑帖融合傳統，使草書偏離了帖學一脈——沈曾植、于右任草書都是碑帖結合的產物——此外，帖學傳統的斷裂，使當代書家普遍缺乏上追魏晉的能力，這種來自帖學修為上的貧弱，使當代要復興草書傳統，無疑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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