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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餘秋雨曾在《山居筆記》中寫過這樣一段話：
最讓人動心的是苦難中的高貴，最讓人看出高貴之所以高貴的，也是這種高貴。
憑著這種高貴，人們可以在生死存亡的邊緣上吟詩作賦，可以用自己的一點溫暖去化開別人心頭的冰雪，繼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點燃文明的火種。
有一個女人，為這段話做了最好的註解。她就是鄭念女士。
鄭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生於北京。鄭唸的祖父是明末清初的大儒，父親官至將軍，家世極為顯赫。
鄭念天生麗質，還在中學讀書時，就四次登上了《北洋畫報》的封面，成為天津的風雲人物。
大家本以為鄭念憑藉家世美貌，會早早找個好家庭嫁了。誰知她卻一步一個腳印，先是考入燕京大學，後又遠渡重洋攻讀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碩士。
在倫敦期間，她與同校的博士鄭康琪相識相愛，並結下百年之好，不久後生了一個女兒。
1949年，鄭念決定和丈夫回到上海，為新中國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然而命運往往不遂人意，1957年，丈夫患癌症去世，那年她42歲。
▲年輕時的鄭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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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的死並沒有擊垮鄭念，她依舊認真而努力地過日子。
她穿旗袍洋裝，家裡陳設明清古董，時常坐在柳條藤椅上看書喝茶。而女兒梅平則常邀請朋友到家裡來聽唱片，生活精緻且不乏張揚。
她在上海的家，被一位朋友稱作是“這個色彩貧乏的城市中一方充滿幽雅高尚情趣的綠洲。”
鄭念自己也對自己家充滿自豪：
“我的居所，雖則稱不上華廈美屋，但就是以西方標準來說，也可屬於趣味高雅的了。”
這時的鄭念並不知道，她對生活志趣的追求，會給她帶來怎樣的磨難。
▲鄭念住所
1966年夏天，在一個悶熱的清晨，兩位不速之客來到了鄭唸的家。
回憶到那時的心情，鄭念這樣描述：
“我故意把步子放得悠閒緩慢，極力做出鎮靜自若的神態。”
她被打為右派，隨即被抄了家，理由是她資產階級式的生活，長期留學供職國外，有很大的間諜嫌疑。
在臭名昭著的“第一看守所”裡，她開始了長達六年半的噩夢。
這時候，鄭念已經年過五十。她想起了早逝的丈夫，卻不是哀嘆命運，反是為丈夫慶幸：
“自他逝世後，我這還是第一次，不為他的去世惋惜。謝天謝地，他不在了。否則，他必然難逃一場凌辱和迫害。”
▲鄭念一家三口
03
在獄中，鄭念要忍受各種飢刑、銬刑，還要時不時被拳打腳踢、精神虐待。孤立無援的絕望，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摺磨，正常人早已失去了盼頭，然而鄭念卻從未放棄對生活的熱愛。
她借來掃帚，把監牢打掃得乾乾淨淨，給存水用的臉盆做蓋子防塵，她甚至還編了一套運動操，讓自己保持清醒。
每當看守員嘟囔著嫌麻煩時，她就振振有詞地背出語錄：“以講衛生為光榮，不講衛生為可恥。”讓看守員無言以對。
有些人，即使生活在陰溝裡，依然可以仰望星空：監獄的角落，她被蜘蛛吐絲織網而震撼；放風的時候，她為一朵野花而欣喜。她把狼狽不堪的獄中生活，過成了其他囚犯羨慕的“詩和遠方”。
她的雙手曾經因為手銬深深嵌進肉裡，磨破皮膚，膿血流淌。她每次方便後要拉上西褲側面的拉鍊，勒得傷口撕肝裂肺的痛，但她寧願創口加深也不願衣衫不整。儘管那個房間只有她一個人，甚至窗戶都沒打開。她說：那不體面。
她遭遇拷打時從未大聲求饒過，她說：這太幼稚，也不文明。
6年間，她從未承認任何罪名，也從未揭發任何人。那時，在交代材料的底部，落款是“犯罪分子”，鄭念每次都不厭其煩地在“犯罪分子”前面加上“沒有犯過任何罪的”這幾個字。
命運要判她有罪，可鄭念堅信，命運可以改寫。
1973年，鄭念最終無罪釋放，那個時候的她已經年近花甲，帶著一身的傷痕和疲憊重見天日。然而迎接她的卻是一個更痛苦的消息——她唯一的女兒自殺了。
在監獄裡無論被如何折磨都沒流過眼淚的鄭念，在知道女兒離世後，終於哭了出來：
“我竭盡全力，為著生存而付出的種種代價和遭受的種種磨難，瞬間全部失去了意義。我只覺得自己四周一片白白茫茫，似乎一下子全給掏空了。”
她不相信像她一樣熱愛生活的女兒會自殺。她積極治病，重新修繕住所，並動用一切關係追查女兒死亡的真相，後來才知道女兒被人活活打死扔下了樓。
她老了，虛弱了，可依然鬥志昂揚。命運似乎永遠折不彎她的脊樑，生活只要還在繼續，她依然要活得漂亮。
▲鄭念（右）和女兒（左）
04
1980年，鄭念選擇離開這片傷心之地。踏上離開祖國的船時，她已經65歲了。
她在書中寫道：
將永遠離開生我養我的故土，我的心碎了，完全碎了。只有蒼天知道，我曾千百倍地努力，要忠貞於我的祖國，可是最終還是完全失敗了，但我是無愧的。
1987年，她出版了全英文寫作的《上海生死劫》，用血淚書寫了在那個可怕歲月所遭遇的非難，併成為當時風靡歐美的暢銷書。
後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庫切都忍不住寫書評說：
在人的水平上，她的回憶錄最偉大的可貴之處，在於她對自己抵抗心理和身體的壓力的記錄。
也正是在這本書中，她用了筆名：鄭念。既是紀念丈夫，也是紀念女兒。
《上海生死劫》火了之後，鄭念受邀去各地參加演講，她將演講的費用和多餘的稿費，都捐給了美國一所大學，用來資助那些中國留學生，依然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能夠對國家做一點點貢獻。
1988年在夏威夷演講的時候，鄭念將丈夫和女兒的骨灰灑在了大平洋——因為太平洋與中國相鄰，海水會將他們帶回祖國。
她也留下了遺囑，死後骨灰同樣灑進太平洋，讓一家三口在黃浦江匯合。
94歲時，鄭唸的生命走到了終點。
命運把她的生活蹂躪成一張張皺紙，但是這個雙鬢落雪的老人，卻始終散發著一股渾然天成的高貴氣度。
在鄭念逝世後，人們紛紛贊其為“最後一個貴族”。她也的確當得起這樣的稱讚。
她用倔強與自尊回應苦難，她用勇氣和固執對抗強權。無論身處怎樣的命運漩渦，她都不放棄去發現生活的美；無論在哪個年齡段，她都只聽從自己的內心堅守尊嚴。
她是民國天空下那朵優雅的千年花，演繹一生之美的傳奇，她一直美麗著，無論暖春還是嚴冬，無論地獄還是天堂，從不曾凋零。
文／靜好書院
圖／源於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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