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寫字與人品的關係，歷來有兩種聲音。有人主張做人為先， 有人認為寫字與做人無關。而

我認為：寫字先做人是一個普遍規律，“字如其人”符合大眾觀念，但確有人品低下之人卻寫得一手好字，這是其特殊性，我們不可因特殊性而否定普遍性。

一、歷史上對於書品與人品關係的觀點

1、唐代柳公權最早提出“心正則筆正”的觀點，後被書家廣泛引用。

蘇軾也認為:

“人貌有好醜，而君子小人之態，不可掩也；言有辯訥，而君子小人之氣，不可欺也。書有一拙，而君 子小人之心，不可亂也。”

2、宋代李之儀則說：

“文詞字畫，入人易深，然於立身行己，了不相干。”

清代吳徳旋也說:

“張果亭、王覺斯人品頹喪，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風，豈得以其人而廢之。”

持兩種觀點者大有人在，不過，認可“字如其人”者佔絕大多數。

二、“寫字先做人”是普遍規律

藝術是人格、學養、天賦、境界、技巧等因素的全面反映。優秀的書法藝術是複雜的社會生活作用於書法家後，書法家所產生的綜合反應。

這一反應，首先是精神、思想層面的，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人格。對同一社會環境所產生的心靈反應不同，決定了藝術品境界的高下。這也就是“寫字先做人”、“心正則筆正”的道理。

其次才是技法方面的反應。“宋四家”在技法上不如晉唐諸家，但卻能領袖一代“尚意書風”，何也？皆因其強調的性情正與時代特徵相合、與藝術的人性化相合，其書法的思想性和其藝術境界彌補了技法上的不足。

三、對於“奸臣書法”的解釋

但歷史上確有一些人，如蔡京、秦檜、嚴嵩、鄭孝胥等，人品低下，是公認的“奸臣”，但他們的書法卻比較好，這該如何解釋呢？

從哲學上講，矛盾的普遍性是無條件的、絕對的，矛盾的特殊性是有條件的、相對的。任何現實存在的事物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機統一，普遍性寓於特殊性之中，沒有離開特殊性的普遍性，也沒有離開普遍性的特殊性。

很繞吧，這些在中學都學過。

書法家的人格修養、內在精神，必然會反映到書法作品上，這是普遍性原理。但這種反映不是直接的、單線式的，而是一個極為複雜的過程，這其中就會產生特殊性。

1、一個人的好與壞、奸與忠是一個動態的、發展的過程。

沒有人一生下來就好人，也沒有人一生下來就是壞人；沒有天生的奸臣，也沒有天生的忠臣。人的品性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 具體到某一個人的某一時期，某一階段，就不見得是負面的。一個人的後半生是奸臣，但前半生不見得是奸臣。

同樣道理，其書法也有一個學習、發展的過程，由好到壞，甚至寫到一定程度後，還會有反覆，會有越寫越差的情況發生。

書法的變化過程與人品的變化過程交織在一起，有時並不一定正相關。

2、“書品見人品”，書品並不是直接地反映人品，而是一個綜合反映過程。

人的品性有時並不一定表現在外在行為方式上，越是大奸之人越是隱藏越深，越是奸詐之徒有時看起來越像好人。

從心理學上分析，一個行動猥瑣的人，由於長期壓抑，心裡積蓄的能量需要釋放，在書法創作時，反而有可能會形成與其性格正好相反的、剛健的風格。

3、書法藝術既是對書家人品的反映，也是對書家學養、閱歷、才情等方面的綜合反映。

書法既考量技法，也考量一個人的文化修養，有時文化修養甚至能彌補技法的不足。像蔡京、秦檜、嚴嵩這些人，畢竟他們也是讀書人，他們也是從科舉考試中衝殺出來的，有的甚至中過狀元，在文化學養上他們較普通人要高。

4、書法的技法與天賦、理解能力和訓練的刻苦程度有關。

上面說到的這些人都不笨，封建科舉制度讓他們不僅苦讀四書五經，而且對書法也付出了較大精力。科舉制度是“館閣體”產生的重要原因，一手好字能讓他們評卷時獲得考官的青睞，所以，他們在技法上超越一般人也以屬正常。

5、書法創作和書法欣賞有所不同。

書法創作，作者是主體，字的好壞由作者決定；書法欣賞，欣賞者是主體，是否接受作品由欣賞者決定。

人格低下的人即便寫出一些好作品，但因其為人所不齒，其作品便可能不為欣賞者所接受，更不會去傳播、宣傳，這就是所謂“用腳投票”。秦檜、蔡京之流，正因為我們厭惡這些人，對其字自然也厭惡。

四、結語

“字如其人”，其中的“人”多指其性格特徵，當然，其人品高下對書法的格調也有一定影響。“字如其人”指的是大方向、主流思想，通過一個人的書法，可以大致瞭解其性格、品性、審美與學養，我們不能以偏概全，不能因為歷史上個別的反面案例而否定這種大的趨勢、大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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