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不爭的歷史事實，但是如今提及卻有“敏感”之嫌。
不過，中國共產黨向來講求“實事求是”。在那個共產黨人從反革命屠殺的血泊中爬起來，組織武裝鬥爭，走上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初期，是沒有任何適合中國國情的現成經驗可資借鑑。以毛主席、朱德朱老總為首的老一輩階級革命家，在早期探索過程中，觀點有不同，意見有分歧，是再正常不過的事。
分歧並不是洪水猛獸，依組織原則開會討論，集體決策就是了。就算經過實踐，證明決策有誤，及時改正也就是了。縱觀中國革命史，我們的黨，我們的軍隊就是在無數次挫折中不斷奮起，一次次總結經驗教訓，最終找到一條領導人民求解放的正確道路。所以說，偉人之間的分歧，並不應該為尊者諱。畢竟正確思想和主張，既不是從孃胎裡帶來的，也不是在偉人腦海憑空產生的。
言歸正傳，井岡山時期的朱毛分歧，首先就體現在如何定位井岡山根據地。
秋收起義軍餘部實施三灣改編時，毛主席結合一路上率秋收起義餘部顛沛流離的痛苦經歷，第一次提出了今後的武裝鬥爭必須和革命根據地相結合的思想。他對部下形象地說：“根據地就好比人的屁股。人要沒有屁股，那就坐不下來，一直站著哪能吃得消呢？”在他看來，井岡山是個比較理想的革命根據地。一則井岡山地處湘贛交界處，可影響兩個省。二則湘軍、贛軍有矛盾，對防區結合部的軍事行動容易引發扯皮。這為當時尚弱小的革命武裝所利用，有利於生存。三則當地地勢險要，易守則攻。四則井岡山地區在大革命時期深受我黨影響，有一定群眾基礎。而且在大革命失敗後，當地黨組織還保存下來一些武裝力量。在這樣的地方建立根據地，顯然比在毫無基礎的陌生區域一切從零開始要好得多。
而朱德其實早在1927年12月，就因為陳毅追趕一度脫離南昌起義軍餘部的耿凱率領的1個連，誤打誤撞地與隱蔽在湘南桂東的工農革命軍第1師第1團第3營取得了聯繫。從而自張子清、伍中豪口中，獲悉毛主席率秋收起義軍餘部在井岡山獲得了落腳點。
不過，當時朱德雖派毛澤覃上井岡聯絡毛主席，但是並不打算立即率部上井岡山與毛主席兵合一處。這一則是因為湘南特委要求他率部去湘南組織年關暴動。二則他認為湘南群眾基礎更好，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也更薄弱。加之他曾經在那裡戰鬥過，對當地各方面情況比較熟悉。
1928年1月，朱德和陳毅率南昌起義軍餘部在湘南發動年關暴動，形勢一派大好。但是到了3月份，由於湘南特委推行“左傾”錯誤政策，提出“以赤色恐怖來對付白色恐怖”的口號，結果失去了民心和社會同情，動搖了起義軍在湘南立足的基礎。在湘軍、粵軍7個師南北夾擊、大軍壓境的情況下，朱德所部才在毛主席帶兵接應下向井岡山轉移，說是被追兵攆上井岡山的，也不為過。
不過，站穩腳跟以後，朱德卻並不認為經營井岡山根據地是長久之計，而只打算將其作為一個臨時落腳點，待重振旗鼓後，再另尋更為合適的發展區域。在朱老總看來，井岡山離東面的贛江、西面的湘江，均不過百公里的路程，迴旋餘地實在有限，且當地地形並不適於部隊機動，沒有誘敵深入、在運動中消滅敵人的條件。如果國民黨派重兵團團圍住井岡山，紅4軍很可能在敵人的圍困中束手待斃。
更為重要的是，井岡山及其周圍地區屬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即使當時的中國，也屬於貧窮落後的區域。其是井岡山上土地貧瘠，物產匱乏，“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山上農民常年靠紅薯、南瓜果腹，是一個典型的窮鄉僻壤。而井岡山周圍各縣，亦非魚米之鄉，養活少量軍隊尚且可以，大批軍隊就遠遠供應不起了。
朱德曾算過一筆經濟賬，隨他上井岡山的南昌起義軍餘部、湘南農軍和眾多家屬總計人數過萬，每月需要消耗40多萬斤大米，蔬菜、食用油、鹽的需求量也很可觀。這麼大的物資供需缺口，短期內可靠打土豪緩解，但是斷然難以為繼。因此，從會師那天算起，朱老總“另尋他處發展”的念頭就沒斷過。
對朱德的顧慮，毛主席也表示理解，但他認為可以通過先鞏固井岡山，再向北赤化永新縣，然後再波浪式地向外拓展根據地的辦法，來開拓紅4軍的生存和發展空間。他反對在當時的情況下大隊人馬走府過縣，認為還不等紅軍在陌生地域建立起根據地，部隊就會因為無根據地依託而垮掉。
至於井岡山的經濟問題，毛主席認為也不是完全沒有辦法解決，發行紅軍貨幣，鼓勵商貿，打破國民黨軍經濟封鎖，就是一個辦法。另外攻佔井岡山附近相對較富裕的縣，也是個辦法。把上山的湘南農軍中沒有武裝、沒有多大戰鬥力的部分，以及老弱家屬遣回湘南，也是辦法之一。但他堅決反對紅4軍分兵發展，認為那樣只能讓本就弱小的紅軍變得更容易被優勢敵人各個擊破。
事實上，經過集體討論和組織決議，毛主席的建議都一一被採納了，而且也取得了一定效果。
1928年7月，在反湘軍、贛軍第1次“會剿”時，紅4軍前委討論通過的戰略方針，是由朱老總率紅28、29團及軍部特務營、機槍連奔襲湘軍老巢茶陵、酃縣，毛主席率紅31團尾追湘軍，力爭不讓該敵和贛軍會合。紅32團則留守井岡山，保住全軍最後的立足點。毛主席是這麼謀劃的：待湘軍發現自己的後路被抄時，必然回兵救援。屆時紅4軍再回師江西，爭取集中優勢兵力殲滅佔據永新的贛軍。這其實是半個月前紅4軍打破敵人“進剿”，取得龍源口大捷的計劃翻版。
這一次，計劃的前半部分進行得很順利。但是，湘南農軍改編而成的紅29團的士兵委員會在7月12日攻克酃縣的當晚，就開會作出了全團返回湘南老家的決議。由南昌起義軍餘部改編的紅28團則要求前往相對富裕的贛東南地區尋求發展。朱德和陳毅苦口婆心地相勸，好說歹說，好不容易與29團士兵委員會達成折中意見：先回師井岡山解圍，事成之後再返回湘南。
因為軍心已經動搖，朱德率這2個團返回井岡時，1天只走了30里路。迫不得已，朱德於7月15日在酃縣沔渡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意圖統一思想。可惜的是，在湖南省委特派員杜修經的鼓動下，這個極端民主化的會議開到最後，居然舉手表決通過了開往湘南的決議，朱德和陳毅最終也不得不順應大多數人的要求，投了贊成票。
這個事態最終釀成“八月失敗”。思歸心切的紅29團潰散，只收容到百餘人。紅28團2營營長袁崇全率部叛變，雖然被他裹挾的部隊最終還是回到了革命隊伍中，但是紅4軍參謀長兼紅28團團長王爾琢卻因此犧牲。而毛主席率領的紅31團、紅32團因為力弱，又遲遲得不到紅4軍主力回援，無力對抗多達11個團的敵軍，從而導致井岡山根據地大部區域淪陷敵手，革命力量受到空前損失。“八月失敗”的原因是複雜的，充分說明了極端民主化、狹隘的家鄉觀念、遷就大多數人的落後思想及分兵舉措是錯誤的，是要招致失敗，付出慘重代價。
不過，在這種時候，毛主席展現出超乎常人的廣闊胸襟和臨危不亂、挽狂瀾於既倒的英雄本色。他親率紅31團3營前往湘南桂東迎回朱德率領的紅4軍主力，路上還反覆叮囑大家絕對不能諷刺受挫的紅28團，也絕口不要提違抗命令之事，要多關心，多鼓勵他們。因此兩支部隊二次會師後，紅31團3營的噓寒問暖，著實讓此前心高氣傲的紅28團指戰員倍感溫馨和慚愧。
紅4軍主力於當年9月26日回到井岡山上。朱德在10月14至16日召開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承擔了“八月失敗”的責任。但是，鑑於井岡山地區已經被國民黨軍蹂躪得元氣大傷。因此他仍然保留紅4軍主力應向贛南發展的意見。而毛主席鑑於紅軍主力脫離根據地導致“八月失敗”的慘痛教訓，認為向遠處遊擊要慎之又慎。
1928年年底，國民黨方面集中了18個團共3萬多人的兵力，由何鍵指揮，對井岡山根據地發動了第3次“進剿”。這次，何鍵吸取了以往“進剿”、“會剿”失敗教訓，採取了圍困戰術，絕不貪功冒進、不給紅4軍各個擊破機會的戰術，企圖活活困死紅4軍。
冰天雪地，內無糧草，外無救兵，紅4軍又一次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機之中。1929年1月4日，紅軍在寧岡柏露村召開了會議，傳達“六大”文件精神，並決定紅4軍下一步戰略方向。朱德在這次會議上堅決主張向贛南出擊，並得到了絕大多數與會者的支持。而毛主席一開始主張固守井岡山，伺機尋找敵軍薄弱點突擊。眼見大多數人堅持下山另尋出路，他便不再固執，但仍堅持認為紅4軍不宜再分兵，要走就應該全軍一起走。最後會議決定，留下剛上山不久的彭德懷、滕代遠的紅5軍（一度改稱紅4軍第30團），以及袁文才、王佐的紅32團固守井岡山核心區域。
1929年1月14日，毛主席和朱德率領紅4軍主力共3600餘人，從井岡山茨坪出發，順著一條山間小路突圍下山，向贛南東征。
事實證明，毛主席和朱德各自的顧慮都是對的，倆人的主張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正確的，雙方的分歧本質上只是時機拿捏問題。留下的紅5軍和紅32團當真沒能守住井岡山。如果紅4軍主力仍留在山上，給養問題將更困難，最多不過多堅持幾天，但仍無法避免失敗的命運。
而脫離根據地後的紅4軍主力，彷彿龍困淺灘、虎落平陽，傷病員無從安置，行軍難找嚮導，更難以獲悉敵軍情報，幾乎變成了聾子、瞎子，被尾追的國民黨軍及沿途靖衛團一次次襲擊，5戰5敗，損兵折將。若不是大柏地一戰毛主席親自衝鋒絕地反擊成功，沒有根據地作依託的紅4軍主力可能很難避免覆沒的命運。即便是取得了大柏地一戰勝利後，紅4軍也尋得東固根據地。在此休整後，才有能力繼續出擊贛南、閩西。
但也正因為紅4軍主力走出了地狹民貧的井岡山，才得以在敵統治力量薄弱，且經濟條件比井岡山好得多的贛南、閩西廣大地域縱橫馳騁，開拓了全國最大的中央蘇區，成立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
經過一次次磨合，毛主席和朱老總彼此肝膽相照，成了不可分的“朱毛”。朱老總後來曾多次在不同場合說過：毛主席的眼光的確超過我們所有人，他的許多主張事後證明都是對的，是有先見之明。
也正因為以毛主席、朱老總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黑暗中不斷探索、總結，才最終打破一切條條框框的束縛，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
就朱老總而言，他是舊軍人出身，在加入革命隊伍之前，就已經積累起豐富的實戰經驗。在獨立領導革命隊伍之初，他的這些經驗和人脈，對秋收起義部隊餘部的生存、發展和壯大，無疑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相較而言，此前並無多少軍旅經驗的毛主席，是站在打造一支全新的人民軍隊的高度出發來考慮具體問題的。因此朱毛合作之初，倆人的建軍思想有所碰撞是在所難免的。這種思想上的碰撞，乃至具體問題上的分歧，剛開始確實讓紅軍和根據地的建設方略出現過某種程度上的搖擺。
但也正因為如此，毛主席和朱老總在這個磨合過程中不斷加深對彼此的瞭解，共同探討適合中國國情的武裝革命道路，最終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毛澤東軍事思想。在這個軍事思想形成過程中，朱老總從一開始對毛主席缺乏瞭解，到後來對毛主席的戰略眼光心悅誠服，甚至佩服得五體投地，都是發自內心的。哪怕是毛主席後來處於極端困難境地的時候，朱老總依然與他肝膽相照，並是毛主席不可動搖的鐵桿擁護者。後來的遵義論戰和草地分裂，無論是誰施加何種壓力，都甭想讓朱老總站在毛主席的對立面上。
從這個角度說，中國出了毛主席，朱老總這樣不世出的偉人，是革命幸甚！百姓幸甚！中華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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