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有關普通話（及其基礎方言北京話）是滿化漢語、滿洲人說的蹩腳漢語的論調在網上廣泛傳播，加之滿人的祖先來自東北，現代東北話和普通話十分相似，導致這種論調在網上有不小的市場。許多莫名其妙的人紛紛藉此機會標榜自己的方言才是正宗古漢語，普通話是胡人之語云雲。今天我們就來正本清源一下。先說結論：
普通話（北京話）的形成非但和滿清入關沒有太大關係，北京話甚至還是一種“南方化“很嚴重的北方方言。我們現在就來詳細地分析一下。
要弄清楚大清定鼎北京這兩三百年是否給北京話造成什麼影響，我們需要搞清楚幾個問題：首先，進入北京並大約定居在地鐵二號線範圍以內的八旗說的是什麼話？其次，明末北京城裡說的是什麼話，這種明末北京話和現在的北京話有沒有繼承關係？其三，北京話那些被“純正漢人”們攻擊的特點（主要是沒有入聲，分平翹舌）到底和滿人有沒有關係。
進京的八旗說的是什麼話？
滿族是近代概念，在清代，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旗人。入關的八旗有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八旗中居於最高地位的是滿洲人，滿洲人是會說滿語的，滿語音系和漢語大相徑庭。滿語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難以發出北京話裡的翹舌音，元音系統和北京話也不一樣。
簡單地說，如果滿語影響了北京話，北京話現在可能是平翹舌不分的，甚至可能會沒有聲調，一些韻母本讀ang的字也會變成an。但事實恰好相反，滿語為了更貼切地轉寫漢語，特意多造了字母，用來轉寫翹舌的zhi和chi。而滿語裡有一些漢語藉詞，這些被讀成lose的“騾子”，被讀成cuse的“廚子”，被讀成fungse的“粉子”，被讀成pijan的“皮匠”，恐怕才是正宗的“滿式漢語”，可惜不論在明代，清代還是本朝，北京話和他們長得一點都不像。
八旗蒙古、八旗漢軍也是具備滿語能力的。滿蒙旗人分別來自東北和蒙古，漢軍則大多是明遼東地區的漢人，這部分漢人說的是當時的遼東話，這種方言滿人中很多也會說。這可以理解為當時的東北話，當然，這種話和現在的東北話沒有什麼明確的關係，我們也無法知道這種方言確切的面貌。
但是根據早期滿文文獻，我們可以得知這種方言一些可能的語音特點。比如有很多我們今天普通話讀j、q、x聲母的字，在明末清初的北京話讀的是g、k、h（如記，起，希）。而早期的滿文在轉寫漢語時，經常會把這些當時北京話韻母是i、ü的或者韻頭是這兩個元音的讀g，k，h的字的聲母讀成j/z，q/c，x/s，也有反過來把當時的j/z，q/c，x/s讀成g，k，h的，這在入關前的《舊滿洲檔》中用滿語轉寫的漢語詞或者人名中很常見，這不太可能是滿語的影響，而是當時遼東方言的影響，因為滿語中k、c分得很清楚，ki，gi一類音也很多。如gisun（語言）、okini（好）、gilin（沿，地名“吉林”的來歷）。
順治年和乾隆年頒發的琉球國王印，除了字體 有改變， 滿文對“琉球”的準寫也有改變 (來源：中國檔案）
舉個例子，清順治年間，主流北京話“琉球“應讀作liu kiu，但順治頒發的琉球國王的印章裡，“琉球”不是當時主流北京話的liu kiu而是liu qiu/liu ciu（根據滿文lio cio摺合得出）。這表明了q/c、k的混淆。聯繫明代隆慶年間《韻略易通》說“見溪若無精清取，審心不見曉匣跟。”明代隆慶年應該有一些方言出現了g、k、h在齊齒呼和撮口呼前顎化為j、q、x的現象，明末遼東方音可能也有類似現象，在滿人說北京話的時候被帶到了他們的口音裡，被用滿文轉寫出來。
順治年和乾隆年頒發的琉球國王印，除了字體 有改變， 滿文對“琉球”的準寫也有改變 (來源：中國檔案）
但值得注意的是，清初的北京話韻書《五方元音》中，“京堅根幹”同屬見母，也就是聲母都是g，可見這種帶遼東口音的北京話並沒有影響到當時的主流北京話，滿人入關多年後，漢文化水平提升，北京話也變得標準了，在後期的官方滿文轉寫中，基本上沒有出現這種錯誤了，乾隆年間，新的琉球國王印也改回了liu kiu（lio kio），新規定的滿漢對音標準也體現了這一改變。今天北京話尖團不分，其實是後起的變化。另外，滿語裡一些漢語藉詞把北京話聲母讀n的字寫作m，如“泥水匠”作misuijan，“鳥槍”作myoocan（滿語m，n對立，如“牛錄”niru，所以這種混淆只能是外來的），甚至一些字還有北京話早已消失的-m韻尾，如瀋陽simiyan，南京namgin，這些都有可能是當時東北話的特點，但當時和現在的北京話都沒有這些特點。
末代皇后婉容和親戚們
那麼為什麼現在的東北話會和北京話這麼相似呢？現在的東北的漢人，絕大部分都是關內闖關東來的，東北話是闖關東的山東、河北移民在東北雜居，為了交流方便廣泛轉用北京官話的結果，而東北話和北京話的那些區別，很多都是移民祖籍地方言的特點。比如山東省的膠遼官話區是闖關東移民，也就是當今東北人祖先的一大來源，如同泉州之於臺灣。
東北話口語中，古日母字，也就是大部分北京話讀r字，東北各地老派口語都讀成y（零聲母），這是膠遼官話的特點。 說東北話的一些老人會把“日本人”讀作“一本銀”，把“熱水”說成“葉水”，這和山東的膠遼官話如出一轍，差別只在東北話採用了近似北京話的調值；
另外膠遼官話中古入聲字今讀上聲的比北京話多很多，東北話也一樣，這很能說明問題：當代東北話是帶有移民母方言基底的“北京官話”。東北話的形成和西南官話（四川話、桂柳話等）、粵語的形成很類似，都是外來移民雜居，轉用當時通用的最具權威的方言的結果。所以應該是漢人闖關東“闖”出了一種很像北京話的東北話，而不是滿族人把東北話帶進了北京城，發展出今天的普通話。
明末北京城裡說的是什麼話？
古代的方言，古人沒有留下錄音，我們只能靠文獻去研究了。好在萬曆三十四年的北京話韻書《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為我們留下了完整的資料。經過對比，這本韻書記錄的萬曆年的北京話和現在的北京話相當一致，尤其是古入聲字的分派調類的情況。根據王力在《漢語語音史》中的統計，加入對比的156個古入聲字，明代北京話（書中寫的是明清，但實際上根據的是《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有112個的聲調和今天是一樣的，只有34個不一樣。我們之前說了，北京話非但不是什麼滿化漢語，甚至是一種“南方化”很嚴重的北方話，這也是一個從明代傳承下來的特點。這種“南方化”體現在哪裡呢·？我們要看看北京話由元到明都發生了什麼變化。
根據元代北京（大都）話韻書《中原音韻》音系，那時候的北京話把很多中古收-k韻母的字都讀成帶-u、-i韻尾的，也都已經併入了陰聲韻。比如“勒”ləi，“白”pai，“學”hiau，“樂”lau，但明代北京話韻書《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裡面，這類字除了原讀音又多出來這些讀音，比如le，pe，hiɔ，lɔ，這四個讀音也就是當代北京話lɤ，po，ɕyɛ，lɤ的來源。我們可以看到，由於元代的ləi，pai，hiau，lau還在，明代的le，pe，hiɔ，lɔ並不是前者直接演變的結果，而是完全不同的層次，在明代，最具威望的方言是來自南京一帶的江淮官話（清代大部分時間南京一系的官話也是南方公認的權威），北京話和江淮官話是有一定差別的，再者北京自從作為首都以來就居住著大量南方來的士人或者商人，永樂遷都也帶了一批南方人上來，借用江淮官話作為文讀可以理解，這個特點，從明代開始延續至今。還有很多點，限於篇幅就不再贅述，總之，
根據明代北京韻書和今日北京話的對比，兩者的對應是整齊有序的，我們認為當代北京話是明代北京話的後代這個說法並沒有什麼問題。
北京話那些被攻擊的特點跟滿人有沒有關係？
北京的入聲其實在《中原音韻》的時代就沒有了，遼金兩代北京話和周圍的方言就已經經歷了入聲消亡的過程，明末才登上歷史舞臺的滿族人不可能在這個過程中有什麼促進作用，再者滿語裡面本身就有很多類似漢語入聲的音節，比如會被用來給人命名的tob（正直），就很像中古漢語裡收-p韻尾的入聲字，可惜的是，tob們到了北京城早已找不到同類了。而分平翹舌則是從中古漢語以來一直傳承的特點，嚴格一點說是繼承了中古漢語對當時齒頭音和正齒音的區分，
這方面，北京話相比當代的閩南話等不分平翹舌的南方方言更加貼近中古漢語。200年前廣府粵語也有類似北京話平翹舌的區分（區分舌葉音和舌尖前音），但是現在反倒不分了。難不成200年前的粵語受了滿語的影響而今天沒有？唐宋之間漢語的三十六字母（用漢字代表的“聲母”）中的“精清從心邪“和”照穿床審禪“兩組，北京話完好地區分，但很多被某些人奉為華夏正音的南方話已經沒辦法了。筆者以為，不論普通話的發展歷史如何，我們都應該對其有客觀理性的認識。漢民族共同語古已有之，我國古代士大夫都以語音純正為榮，推廣普通話和方言的生存也並不是二元對立的，而是社會發展的必然和國家前進之必須，我們反對激進的推普行為，但也反對狹隘的地域主義、民族主義：沒有必要為了抗拒普通話編造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來攻擊普通話，或者標榜自己“祖上闊多了”，這樣沒辦法帶來一絲一毫的好處。
參考文獻
王力. 《漢語語音史》. 商務印書館
（元）周德清. 《中原音韻》. 中國書店
佟永功，關嘉錄. 《試談滿文中的漢語藉詞》
李健民. 《清代琉球國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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