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車現已成為討媳婦三大標配之一，那古人的“私家車”是什麼?可能很多人都會想到馬車，其實在古代，馬車和牛車並行，甚至一度牛車的風頭超過馬車，成為貴族旅遊外出首選。

“古之貴者不乘坐牛車，漢武帝推恩之末，諸侯寡弱，貧者至乘牛車，其後稍貴”。西漢時，以及西漢前，牛車難以進入貴族的法眼。唯有老弱貧困者，才是牛車服務的對象。“自靈、獻帝以來，天子至士遂以為常乘，至尊出朝堂舉哀乘之”，從此開啟貴族寵信牛車的先河。（《晉書.輿服志》）

魏晉南北朝時期，愛牛風氣，便一發不可收拾，著名如晉惠帝，“帝乘牛車，行宮藉草，公卿跋涉”妥妥的牛車愛好者。（《晉書.孝惠帝》）哪怕被廢的司馬奕，還是要和牛一起走。“帝乘犢車出神獸門，群臣拜辭，莫不欷歔。”（《晉書.廢帝海西公》）

當權者還將牛車，作為“規矩”定下來。按晉制：諸王三公都乘牛車；南齊制：副三公乘牛車；梁制：二千石四品以上及列候皆乘駕牛的軺；北齊制：正、從一品執事敬官及儀同三司乘牛車，七品以上官皆乘牛車。

北齊墓中的牛車

這時期的犢車樣式花樣百出，用雲母裝飾的稱“雲母車”，只有得到皇上寵信的大臣才能乘；皂輪車，皂漆輪轂，上家青油幢，朱絲繩絡，駕四牛...

作為牛車的主角，自然要受到一番特別照顧，一頭名叫“八百里駁”的牛，青史留名。它主人便是“王愷鬥富”中的男一號，王大人對“八百里駁”很好，命僕人“常瑩其蹄角”。（《世語新說》）

駕駛牛車，離不開司機牛倌。南朝宋孝武帝時，劉德願駕車技術十分高超，他能夠在兩杆之間，剛好只夠一車通過的路上，毫髮無損從中疾馳而過。（《宋書.子德願傳》）

到隋唐時期，愛牛車風潮依舊不減當年。

文人劉知幾指出“魏晉已降，迄乎隋唐，朝士又駕牛車”，相比魏晉，這些貴族，珍愛牛車也玩出來了新花樣。楊貴妃的姐妹們，為獲得當今聖上李隆基的讚美，不惜“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下十萬貫”結果導致“既而甚重，牛不能引”。本想獲贊，結果以尷尬收場。（《明皇雜錄》）

北魏時期的陶俑儀仗隊

作為審美官的唐玄宗，裁判牛車的職業生涯並未就此結束。在洛陽大酺，方圓三百里的官員，聽說皇帝李隆基“到此一遊”，無不率領各自的“樂隊”前來演出助興，所乘牛車。拉車的牛，是“非一般的牛”。“伏廂之牛，蒙以虎皮，及為犀牛形狀，觀者駭目”（《明皇雜錄》）

唐代李壽墓牛車壁畫

牛車不僅深受達官貴人的厚愛，還在軍事領域佔有一席之地。元稹在替自己文集寫“自敘”時，就提到他奏劾的事件中，有條“朝廷饋東師，主計者誤命牛車三千四百乘飛芻太行。”可見當時運糧，主要依靠牛車。安史之亂，在陳濤斜戰役中，房琯竟然妄想用牛車作戰。“時琯用春秋車戰之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皆震駭，因縛芻縱火焚之，人畜撓敗，為所傷殺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舊唐書.房琯傳》）

唐代李震墓牛車壁畫

雖然關隴貴族對牛車喜愛有加，但他們不獨寵牛車。天寶年間，李隆基在華清宮“乘馬出宮門，欲幸號國夫人宅”。（《舊唐書.王毛仲傳》）“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舊唐書.劉子玄傳》）各階層騎馬才是唐朝人主要出行工具。

在民間人們更願意將其作為運載工具，陳寅恪先生在《元白詩箋證稿》考證過：這賣炭翁的故事來自《順宗實錄》，據記載賣炭者“以驢負柴至城賣”而不是拉牛車賣炭，為何白居易要改。主要在於：到了白居易時期，用牛車拉貨賣更普遍而已。據唐代史料記載：僅京城的司農寺就有牛車1021輛，牛車在當時有多麼流行，便不難想象。

到兩宋時，已不見哪個皇親國戚對牛車感興趣。

從文獻資料看，牛車已經成為人們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命婦王宮士庶，通乘坐車子，如車簷樣制，亦可容六人。前後有小勾欄，底下軸貫兩挾朱輪，前出長轅，約七八尺，獨牛駕之，亦可假賃。”（《東京夢華錄》）

雪溪行旅圖

從宋畫《雪溪行旅圖》，可見一種“三牛廂車”，此車以三牛並頭駕馭，力量大，可搭乘數人，很適合跑長途。

兩宋時期，牛車大都以“公交車”的形式出現史籍中，很少出現在貴族的“私家車”中，縱觀整個宋朝319年，始終是“殘山剩水”，北宋與契丹糾纏不清，西南還有大理。戰事頻繁，需徵收大量的馬、牛。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只能改乘驢，或轎子。如直到北宋中期，馬才開禁，見李昉上奏“今後富商大賈乘馬，漆素鞍者勿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