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至1856年間，大清的西方爆發了奧斯曼帝國（1299～1922）、英國、法國與沙俄之間的克里米亞戰爭。沙俄戰敗，因而轉向東方發展，企圖用侵略中國來彌補損失。英、法獲勝得以調出較多的兵力轉向中國。美國則積極向外擴張，採取與英、法勾結侵略中國的政策。1857年，印度發生民族大起義，失敗後印度徹底淪為英國殖民地。看到英國在東方的成功，法國也開始謀求在印度支那建立殖民地。
亞羅號事件
第二次鴉片戰爭發生在英國和法國要求和大清續約之時。 這場戰爭在國外被稱為“亞羅戰爭”，顧名思義也就是由“亞羅號事件”引發的戰爭。在我們的歷史書也有講過， 所謂“亞羅號事件”， 其實是一個非常小的事件， 一艘中國船掛著英國的國旗， 被中國水師查了一下下， 然後有個中國士兵把那面英國國旗拽下來， 踩了一下下。 這有什麼了不起的呢？ 本來就是一件小事， 放到如今， 完全可以通過外交手段交涉解決的， 但在當時卻無比麻煩。 第一， 當時中英兩國還沒有建交， 當時的中國清政府還沒有承認英國外交使節的正當性， 那該怎麼交涉呢？ 第二， 清朝也沒有什麼專門的衙門可以和英國使節交涉， 哪個部門願意出面擔當呢？ 禮部不買賬， 理藩院也不管， 也沒有外交部， 所以， 最後只能兩廣總督出來交涉， 但他也交涉不了。 因為當時的英法兩國， 尤其是英國， 根本就不想通過外交途徑來解決這一問題， 它們不希望這一事件被簡單地處理掉， 而是想以此為藉口， 迫使中國進一步開放。
英法兩國覺得五口通商根本不夠， 除上海以外， 其餘的口岸都不合格， 開了跟沒開一樣， 所以這一次必須讓清朝真正地開放市場， 必須要讓通商口岸擴大到沿海各處。 其次， 要跟清朝建立外交關係， 也就是讓清政府承認外國公使的正當地位， 允許其進駐北京， 而且清政府也必須派出使節到外國。 總之， 要迫使清朝全面接受正在形成中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能夠不打仗當然更好。 但他們確實希望利用這件事給清政府增大壓力。 如果通過談判或是恫嚇的方式能達到目的的話， 就不必使用武力， 但如果恫嚇不起作用的話， 那就只能打了。
第二次鴉片戰爭
於是，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戰火燃起了， 廣州淪陷， 葉名琛不戰、 不和、 不守、 不死、 不降、 不走， 然後就被英國人抓住當了俘虜， 還被弄到印度加爾各答。在現代人看來葉名琛的行為就是個笑話， 其實， 葉名琛的行為並不是個笑話， 在那個時代， 葉名琛要用自己的行動表明自己是個負責任的忠臣， 他能做的最多就是這樣了。 他以及他所率領的軍隊的確抵擋不了英法聯軍， 換誰誰也抵抗不了， 只有當俘虜； 當然， 他可以死， 但是使命沒有完成， 皇帝不讓他死，是要他主持交涉的， 所以只能當俘虜； 當了俘虜他表現得很英勇， 不食敵粟， 自己帶了幾袋米到印度加爾各答， 把這幾袋米吃完後， 他就絕食死了。 葉名琛的悲劇實際是朝廷的悲劇， 面對這樣的危機， 朝廷只會裝作不知道， 當鴕鳥， 拒絕英法兩國的要求。
葉名琛
要說真正可笑的， 是京城的咸豐皇帝， 道光皇帝的兒子。 此時太平天國起義勢頭正勁， 南方几個省都在太平軍掌控之下， 清政府已經內外交困， 不行了，只得被迫答應英法聯軍的要求。 事實上， 清朝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所簽訂的中英、 中法《天津條約》 和《北京條約》 相比， 除了賠款數額加了一點以外， 沒什麼本質區別。本來清政府已經答應了， 後來英法公使進京換約， 外國公使提出從天津大沽口走比較近， 從大沽口溯白河這條線路進京比較方便。 但清政府堅持讓他們從北塘走——咸豐皇帝已經授意僧格林沁在北塘埋伏著兵， 如果公使從北塘走， 就可以讓人化裝成土匪偷偷打他們一下下。 咸豐帝非常喜歡僧格林沁， 因為他們兩個人在做鴕鳥這種想法上是一致的。
咸豐帝
為何咸豐帝想讓僧格林沁打外國公使一下呢？ 儘管當時戰局已定， 只要換約完成， 《天津條約》 就能正式生效， 但是咸豐帝對於外國公使進京這件事是非常不高興的， 他寧願多開放幾個口岸也不希望看到外國公使進京， 乃至互派使節。 中國人真正以駐外使節的身份出訪他國是十幾年後的事情了， 當時根本沒想過要派人出去。 而且皇帝不僅不想派人出去， 更不希望外國人進來， 哪怕外國使節只有幾個人。 因為他們從不下跪， 對皇帝來說， 這就是大問題， 以前的時候乾隆帝還能把人趕走， 現在卻不行了。 咸豐相信， 外國公使進駐北京，而且不向他行下跪禮將是對中國禮制的重大威脅。 咸豐擔心， 如果外國公使見皇帝不下跪成為榜樣， 那麼其他臣民見他也就不會下跪了。
清朝疆域
他認為自己的統治就是建立在臣民對他下跪的基礎上的， 行跪禮象徵著對其統治體系及其帝國的臣服， 臣服是一種非常重要的社會道德， 不能被衝擊。 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公使進駐北京後， 北京老百姓並沒有跟著他們學，人們都認為不下跪是洋鬼子的特例， 自己還是清帝國的臣民， 所以照舊向皇帝下跪。 其實， 傳統的帝國造反者也不是不想向皇帝下跪， 他們只是想複製一個跟原有體制一樣的體系， 從來都是如此。 所以， 外國公使進駐北京以及不向皇帝下跪並沒有引起中華禮制的崩潰。 但是在當時， 皇帝就是這麼認為的， 所以很恐慌， 想盡辦法要攔住英法公使， 哪怕是出損招偷襲一下人家也要攔住。 後來英法公使仍然堅持從大沽口走， 結果就被防守大沽炮臺的清軍襲擊了。 當然， 這個畢竟還能看成是外國公使不守規矩在先， 如果英法公使真的從北塘走， 而僧格林沁又偷襲了他們， 那就不好說了。
大沽炮臺
大沽口的襲擊似乎有點理虧， 是因為他們畢竟只是使節， 是進京換約的。 當然， 這也不是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全部理由。 還有一種說法， 英法聯軍進京後， 發現此前的使團被關押在天牢裡， 清政府給他們定的罪名是反叛者， 而且有些人受到了虐待， 或被施以酷刑而被折磨致死， 所以他們就很憤怒， 進而燒了圓明園。 其實， 這些憤怒也都不能說明他們非燒圓明園不可。 我覺得圓明園之被搶、 被燒， 與這個園子懷璧其罪多少有關。 這麼大的園子， 有這麼多好東西在裡頭。
火燒圓明園
在那個年代，戰爭都帶有很強的商業性質， 一般軍隊在戰爭中都會公開搶劫， 從歐洲封建時代後期開始就已經是這樣了。 戰爭就是商業行為的延伸， 先是僱人打仗， 抓俘虜， 然後就去要贖金； 打贏了就佔據某個地方， 然後搶東西， 這也可以看成是某種賠償。 可見， 當時的戰爭就是一種商業行為，對英法軍隊來講， 幹這種事也不稀罕。 雖然說在他們國內已經有些文明人， 比如像雨果這類作家， 覺得做這種事很丟人， 但是就當時國家整體而言， 他們的道德水平就這樣。 國際政治的道德水平其實是逐步提高的， 那個時候還是叢林時代， 叢林時代的道德規則就是弱肉強食， 所以只要找個藉口就能公開地搶。
沙俄掠奪中國領土
最後， 圓明園被搶了， 皇帝跑了， 條約也重新籤。 除了損失圓明園， 損失了藩庫的銀子， 損失了大量的金銀財寶之外， 條約還是那個條約， 《北京條約》 就是《天津條約》 的翻版。 而且在此期間， 俄國人還趁火打劫， 把黑龍江以北、 烏蘇里江以東的地方全部搶走了。 這其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 就是當地沒有人， 幾乎千里無人煙。 清政府認為關外是龍興之地， 不許漢人往東北遷徙， 所以那一帶長期無人。 俄國政府藉助哥薩克組成的拓邊隊， 逐步往裡滲透， 直到把這片土地完全佔據。等到失去了這片土地後， 清政府才逐漸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如果東北長期無人的話， 那麼這一帶早晚會被外國勢力佔據， 於是才逐步開放柳條邊。 今天東三省， 包括內蒙古東部的人大多都是清末民初從山東、 直隸以及山西遷過去的。 其實漢人很早就有移民動機了， 只是清政府不許而已。
時局圖
清朝在對西方的逐步開放過程中， 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從開小口到開大口， 到正式建立外交關係（第二次鴉片戰爭後， 我們正式成立了外交部， 就是總理衙門） ， 這個過程一般認為是二十年。 當時皇帝及一些大臣的私念和這種必然也必須的開放是對立的， 在他們看來， 我們和西方建立外交關係， 進入西方的世界體系簡直就是大逆不道、 不能容忍的事情。 咸豐講了， 只要公使不進京， 或者不當著朝臣的面不向皇帝下跪，哪怕多賠點銀子， 多開放幾個口岸都是可以的。 在他看來， 維持面子最重要。
所以同治時期， 進駐北京的外國公使第一次覲見皇帝后， 清廷讓他們從邊門走， 而不是讓他們從朝臣常走的正門， 即東華門走。 中國人很高興， 我們終於贏得了一次外交勝利， 羞辱了他們啊。 其實外國人並沒什麼感覺， 我見了你的皇帝就行了啊， 而且故宮那麼多門， 他也搞不清楚哪個是正門哪個是偏門。 在東西方的交往中， 不少人常常因為這種禮儀上的佔便宜而沾沾自喜。 也就是說， 這種意淫的觀念， 這種跟面子相關的所謂的禮儀， 在一些人的頭腦中已經根深蒂固。 實際上， 當你發現佔了很多小便宜時， 可能你已經吃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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