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陽說”在解釋陳壽著《三國志》為何只寫“躬耕南陽” ，而不寫“躬耕隆中”或“躬耕南陽鄧縣”時，有一個很奇怪的論點，“那就是史籍行文體例的要求和這部史籍特別精審、惜墨如金使然；再則就是陳壽這位蜀漢舊臣對諸葛亮這位尊者的尊重和避諱”。
關於陳壽《三國志》中的“躬耕南陽”以及後來出現的“隆中”地名的認知，南、襄兩地學者的解讀是大不相同的。“南陽說”的學者認為，隆中一詞出現於東晉以後，因為諸葛亮、陳壽根本不知道“隆中”為何物，所以，《三國志》以前的所有文獻史書上都沒有隆中的記載。而“襄陽說”的學者卻認為，“隆中得名應在諸葛亮躬耕之前，決不會是附會之名。根據地名具有極強穩定性和傳承性的特點，隆中又處於離襄陽城不遠的郊野，絕非渺無人煙的蠻荒之地，因此，隆山和隆中都應在諸葛亮躬耕隱居之前就早有其名了”。也就是說，陳壽無疑是知道隆中的。
對這個問題，那位“號稱”對“襄陽說”進行了“兜底性、突破性研究的”潘先生還專門舉出了幾大理由來證明：“陳壽在編修《三國志》時不僅知道隆中，而且不知道隆中那是不可能的，他不知道隆中，那才是怪事”的理由和根據，大致有以下七條：
其一，陳壽及其父均在蜀漢為官，為蜀漢舊臣，本身對諸葛亮在隆中躬耕、劉備到隆中“三顧”這樣的大事就應瞭然於胸。
其二，陳壽是蜀漢經學家譙周的學生，譙周又是後主劉禪的心腹近臣，諸葛亮一生的重大事蹟，特別是在隆中躬耕、受“三顧”這樣的大事，劉氏父子和諸葛亮本人豈能忘懷？作為諸葛亮的幕僚、蜀漢重臣、劉禪近臣的譙周豈能不知？作為譙周學生的陳壽豈能不和自己的老師交往，向老師求教？
其三，陳壽少好學，有史才，陳壽著《三國志》時，離諸葛亮辭世只有40多年。諸葛亮在隆中隱居躬耕是諸葛亮最大的人生亮點，不是“個人隱私”，三國時眾多的官私著作不可能不涉及這些內容及隆中地名，陳壽編修《三國志》蒐集的原始資料中也不可能不涉及這些內容。
其四，陳壽編修《三國志》，編輯《諸葛亮集》，是西晉皇帝交給他的重要使命，調查收集諸葛亮的生平事蹟、歷史功業、文獻著述，完全沒有任何障礙，不存在任何問題。作為朝廷史官的他，連諸葛亮躬耕、劉備“三顧”的地方都不知道，搞不清，那豈不是“死罪死罪” ！
其五，諸葛亮在《出師表》裡說：“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對其中的“南陽”的含義，究竟實指哪裡，陳壽能不查閱手頭資料，再三推敲，落到實處？
其六，諸葛亮在隆中周圍、襄陽一帶廣交士林，結成了包括師友、姻親在內的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與他有密切關係的人們（包括“三顧”隆中的劉、關、張三人）決不會不知道他躬耕隱居的隆中。司馬懿與諸葛亮兩人是不離不棄的死對頭，司馬懿和他的子孫們豈能不知諸葛亮的經歷？
其七，曹操的軍隊佔領襄陽後，襄陽城西的隆中即遭曹軍嚴重破壞，到西晉劉弘“觀亮故宅”時就只能是“覿爾故墟”了，這不僅說明曹操陣營的人知道隆中，作為蜀國舊臣，後又入魏入晉並做了西晉史官的陳壽更是不可能不知道隆中了。
看了這一大堆資料，潘先生也感到奇怪，“如此說來，陳壽無疑是知道隆中的，但為什麼又沒有寫進《三國志》呢？”為什麼偏偏要寫“躬耕南陽”而不寫“躬耕隆中”呢？
對此，潘先生代“襄陽說”的專家學者們給出的答案就是“史籍行文體例的要求和這部史籍特別精審、惜墨如金使然；再則就是陳壽這位蜀漢舊臣對諸葛亮這位尊者的尊重和避諱”。
看到“襄陽說”的這個解釋，真使人目瞪口呆、啼笑皆非、大跌眼鏡，別的不說，“曹操的軍隊佔領襄陽後，襄陽城西的隆中即遭曹軍嚴重破壞”，請問這條史料是從哪兒來的？憑空臆想到了這個地步真是登峰造極了。這麼多人都知道諸葛亮“躬耕隆中”，可諸葛亮本人偏偏要說“躬耕南陽”，這的確是件很“奇怪”的事。這是陳壽“惜墨如金”嗎？這似乎不是理由，難道“南陽”二字比“隆中”二字能省多少筆墨？這也算陳壽在《三國志》中不寫“隆中”的一個理由？真是笑話！
其次，陳壽“偏偏要寫“躬耕南陽”而不寫“躬耕隆中”是因為“對諸葛亮這位尊者的尊重和避諱”，這更是一個匪夷所思的“臆想”。我在以前批駁潘先生的另一個“重大突破”，即“諸葛亮以郡望稱籍貫”的謬論時，為了讓他明白一些基本的歷史常識，系統地給他講了“郡望”的起源與演變過程。今天，為了使他這個“襄陽說”的“領軍人物”在學術上有所長進，只好再給他講一講“避諱”究竟是怎麼回事，免得他老在大庭廣眾之下鬧這種“天馬行空”的笑話。
避諱是中國歷史上必須迴避君主、尊長的“名諱”的一種要求，通常只限於君主、尊長之本名，其字號則無必要。在言談和書寫時，遇到君主尊長的名諱一律要回避，可以用其他字代換，或是刻意將該字缺筆，取名時也不能取他們的名諱中字，甚或同音的字，否則可能觸犯大不敬之罪。
避諱從周朝開始就有了，但當時同音或近音的字不用迴避。名諱兩字中，只有一個字相同，也不用迴避。到了漢朝，這種要求變得非常嚴格。地名、物名、官名、人名都要回避當朝天子甚至皇帝祖先的名字。到了唐朝，有一個字相同也必須迴避了。
避諱的種類主要有三種： 一，迴避君主的名字，叫做避公諱或國諱。一般適用於過去七世代以內。 二，避諱自己家族的長輩的名字，叫做避家諱。 三，迴避聖人的名字，叫做避聖人諱，例如邱姓就因避諱孔子的名字“丘”而產生了“邱”字。
避諱的方法主要也有三種，據陳垣《史諱舉例》曰：“曰改字，曰空字，曰缺筆。
”第一是改字法：遇到要避諱的字時使用其他別字代替。例如：秦始皇名政，“政”與“正”同音，所以秦代稱“政月”為“正月”，“正”字改唸平聲，甚至改稱“端月”。避漢高祖劉邦諱，“相邦”改“相國”。避漢文帝劉恆音諱，“姮娥”改嫦娥。避漢景帝劉啟諱，“啟蟄”改驚蟄。避東漢光武帝劉秀諱，東漢孝廉“秀才”改“茂才”，等等。
第二是空字法：遇到要避諱的字時不填寫，例如“觀世音”被略稱為“觀音”以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諱。
第三是缺筆法：當遇到要避諱的字時，在該字上少寫一筆，例如：把唐太宗的名字李世民中的“世”少寫一畫。康熙字典將康熙帝玄燁諱各缺一筆。
由此可見，“避諱”的對象是當朝天子甚至皇帝祖先的名字、聖人、自己家族的長輩，“通常只限於君主、尊長之本名，其字號則無必要”，諸葛亮與陳壽的尊卑顯然與此毫無關係，諸葛亮既不是西晉的當朝皇帝，也不是陳壽的先祖、長輩，陳壽憑什麼要去避諸葛亮的“諱”？從避諱的範圍上，就算諸葛亮是當朝皇帝，臣民所要避的“諱”也只有“亮”一個字，連“孔明”字號都不需要避，更不用說他提到過的地名、用具、事件了，如果凡諸葛亮提到過的詞語後人都要“避諱”，那整個社會還不一下子返回結繩記事的年代？從避諱的方法上，“曰改字，曰空字，曰缺筆”。隆中與南陽的關係也與此風馬牛不相及。因為諸葛亮寫了“南陽”，為“避諱”不能再寫隆中更是匪夷所思的“臆想”，是一個低級“史學笑話”。我們可以隨便翻翻史書，古代在地名的“避諱”上主要是“避公諱或國諱”，如“均州”改為“禹州”，“真陽縣”改為“正陽縣”都是避皇帝的“名諱”，哪有因諸葛亮說了“躬耕南陽”陳壽就不能再提“隆中”這樣的怪事？
當然，對這些常識性的知識，潘先生因水平太差可能根本不知道，他給出的理由是：“我遍查了《三國志》中歷史人物的籍貫稱謂，一是隻寫郡名，二是兼寫郡縣名。如黃忠的籍貫就屬前者，諸葛亮的原籍貫則屬後者。諸葛亮寓居的第二故鄉，他自言是‘南陽’（郡名）已屬符合史籍行文體例要求，陳壽也就不必或不便再及其他了。”
潘先生這位“領軍人物”的想象力真是不同凡響，諸葛亮說過“南陽”，“陳壽也就不必或不便再及其他了”。依此論點，諸葛亮在《草廬對》、《出師表》還提到了許多地名如下：
如“先主屯新野”、“孫權據有江東”、“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益州險塞”、“若跨有荊、益”、“以向宛、洛”、“出於秦川”、“偏安於蜀都”、“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等等，諸葛亮親口說了這麼多地名，如都要“避諱”，陳壽的《三國志》還能寫下去嗎？諸葛亮說過“荊州北據漢、沔”，那荊州以下的襄陽、南陽、江陵、南郡、新野，陳壽統統“也就不必或不便再及其他了”嗎？諸葛亮“自言是‘南陽’（郡名）已屬符合史籍行文體例要求”，那《三國志•武帝紀》：“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先主傳》的“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這樣的人物傳記豈不都是畫蛇添足了嗎？是不“符合史籍行文體例要求”了？
請注意，兩傳中有“諱操”、“諱備”的字眼，而《諸葛亮傳》則只有“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也”，沒有諱字。可見，在陳壽眼裡，諸葛亮根本沒有“諱”可避。
當然，潘先生在他的《第三個重大突破》帖子裡也說了些實話，他說：“那個地方《蜀記》叫‘隆中’，《漢晉春秋》叫‘隆中’ ，《水經注》叫‘隆中’，其他眾多史籍都叫‘隆中’那個地方不是隆中又是什麼？陳壽沒把隆中寫進《三國志》，不等於他手裡就沒有有關隆中的資料，也不等於他就不知道隆中。”老潘說得對呀，這麼多人都管哪個地方叫“隆中”，但為什麼偏偏諸葛亮一個人管哪個地方叫“南陽”？諸葛亮管哪個地方叫“南陽”“已屬符合史籍行文體例要求”了，那些後來者不去“避諱”諸葛亮，非要違反“史籍行文體例要求”，不“以郡望稱籍貫”，非要把郡名“南陽”具體到一個小小的山村，管哪個地方叫“隆中”，不是“有毛病”嗎？
類似這樣指著鼻子說眼睛的所謂“論據”，於史學研究，是可悲？還是可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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