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山东起绛县沸泉山西侧，向东延伸至侯马市的隘口，东西长约20公里，南北宽约４公里。全山有东、西、北三峰：东峰又名泰山顶，在绛县境内；西峰在闻喜县境内；北峰为紫金山主峰，在绛县、闻喜、曲沃三县交界处，海拔1114.2米。紫金山古名绛山，从远眺望土石皆呈红色，特别是当晓日东升，霞光万道，层峦尽染，天地彤红，所以在很古的时候，人们就把这里称为“绛”。
绛是西周初至春秋时期晋国的都城，《左传》中就有“士爲城绛，以深其宫”。“晋人谋去故绛”等记载。那么，绛的地望在何处？晋国又何时迁都于绛？这一直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还有人认为“绛”和“翼”，实际就是一个地方等等。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通过20余年的考古发掘，晋都绛的神秘面纱才终于被揭开。
1992年至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翼城县、曲沃县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的北赵村南晋侯墓地进行了５次发掘，其中发现晋侯墓８座，墓主分别为武、成、厉、靖、、献、穆、文等８位晋侯。1997年５月，考古工作者又在附近曲村东北百余米处发掘了周代城址。所获遗存共分为５期，各期年代分别相当于西周早、中、晚期和春秋早、中期。尤令人重视的是，遗址中出土了西周时期的筒瓦，说明这里曾有大型建筑的存在。联系晋侯墓地的发掘，有关专家得出结论：这一遗址确为晋国早期的都城。其地南对紫金山，无疑就是史家苦苦追寻了两千多年的晋国都城绛。
更具重要意义的是，通过这次发掘，以往众说纷纭的晋国数次迁都的疑案也得以澄清，其迁徙脉络大致如下：
1、唐叔虞始封于唐；
2、燮父始营建绛，武侯迁绛；
3、昭侯因与曲沃对抗，回迁于唐，当代叫翼；
4、晋武公统一晋国后，其子献公扩建绛，并再次迁都绛；
5、景公由绛迁都新田。
西汉时期在这一带置绛县，县境包括今天的侯马市、曲沃县、翼城县，但并不包括今绛县。而今绛县境在战国时为曲阳地，《读史方舆纪要》称：曲阳在绛县东南，战国属魏，“汉初曹参追魏豹于曲阳，即此”。汉、晋时期属闻喜县地。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才在此置南绛县，县治在车厢城，即今绛县东南城村。西魏恭帝时去“南”字，改为绛县。唐武德元年（618年），绛县治所由车厢城迁至今县城。
春秋晋国时代是山西在中国5000年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时期之一。晋国都城，在侯马新田之前曾建于故绛车厢城，则鲜为人知。在山西省绛县城南5公里多的地方，有一处形如车厢的古城。经过历朝历代的战争击射，春春秋秋的风雨侵蚀，城墙已残破不堪：坍塌的垣土高高堆起，毁坏的痕迹历历在目，最高处还有三五丈，较低处约一两丈，凹凸不平，斑驳累累，像一条受伤的巨龙，气喘嘘嘘地盘旋在中条山腰间的沟畔，伏卧在荒崖上。又像一节锈断了的锁链，被人遗弃在野地里。然而，当你得知这里曾经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都城时，定会大吃一惊。
一、俯瞰车厢城
车厢城建于晋献公8年(公元前669年)，北魏时重修。
车厢城地处绛塬中脊地域，雄踞于中条山东段北面，被深约30米的东、西两沟夹峙其间。城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为50米，面积约30亩。城外的沟内有不竭的水源，形成天然的护城河。城四周依沟建有高厚的城墙，西北角开凿隧洞式土门一道，内外上下均为75度陡坡。可谓关高城重，固若金汤。
城东有洼地2亩许，俗称“牢固坨”，据说为当时的牢狱。
临沟畔筑有面积约10平方米的土台一座，台顶平坦，巍然耸立，传系“岗哨台”或“烽火台”。城北约一里是常年奔流不断的涑水河。城南背依中条山支脉的湫池山，不仅岭高险峻，地势独特，而且风脉优异，景色宜人，给人一种“风吹山带遥知雨，气压云层两重天”之感，“湫池舒光”成为“绛县十景”之一。其间有一地势斜缓、约五六十亩的开阔场所，传为囤兵操练场。正南10余里，直达山西南疆的“咽喉”——横岭关。越关南下渡过黄河，则抵春秋周王城洛阳京畿，亦即晋文公受王命平叔带之乱，为护周襄王复位，于晋都绛举“尊王攘夷”义旗，誓师率命所经之路线。城东、西、北隔沟环围东南城、西南城、裴家城堡三个村庄，三村鼎立，隔沟呼应，为当时外围驻军防地。三村间的桥头旧有一砖砌“镇风门”，门额石镌“晋大夫士故里”。
二、曾为晋国古都
车厢城，曾为晋国古都，有翔实的史料可查。
据明朝年间的《绛县志》记载：晋献公8年，“献公派士建都城聚(聚，即今绛县城南5公里的车厢城)，将桓、庄之族群公子全部杀光，继而将聚命为绛，从而晋国定都于绛”。清乾隆时期，授文林郎绛县知县白山拉昌在《新修绛县志序》中说：“绛县古晋都也。今之曲沃与翼皆绛地分疆画界各据所守……”清光绪年间花翎同知衔绛县事习安刘斌在《续绛县志序》中也称：“绛在春秋晋时固一大都会，其为地固不狭……”《平阳府志》也明确记述：献公继位后“弑群公子而徙都于绛，故命士城绛深其宫，自献而下历惠、怀、文、襄、灵、成，传至于景公十五年乃迁新田。”上述“绛”，即现在的绛县车厢城。
大量权威性史料的记述也说明了车厢为晋国古都。
《方舆纪要》载：“聚，即今山西省绛县东南十里之车厢城。”《史记·晋史家》、《诗谱》、《中国地名大辞典》、《元和志》、《地名补注》、《春秋故事》等林林总总不下10余种的史书无一例外地肯定了这一论点。
自晋献公八年建都于绛车厢城，次年迁徙于此，历经84年，是晋国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也是晋国史上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年代。直至景公15年，由于梁山崩，景公怕处于中条山坡的晋都发生类似这样的危险，才迁都于平地之中的新田。
三、围杀群公子事件
晋献公继位初，其权位受到了桓、庄之族的威胁。
所谓桓、庄，系献公曾祖与祖父，是嫡系关系。而桓、庄之庶系子孙，实为献公同宗叔父、昆弟。这些人数远超过嫡系的群公子，倚财仗势，无法无天，游手好闲，无恶不作，以至竟然与公室抗衡，使继位不久的献公极为不安。为了扫除身边的隐患，献公采纳离间计，先是诱惑多数低能公子，诬陷足智多谋且少有劣迹的富有公子，继而设法铲除蠢蠢欲动、敢于闹事的公子，进而由士筑城聚(即车厢城)，以诡计拘捕所有庶系公子，一举尽杀之。而今，当年围杀群公子的牢狱尚存。
晋献公围杀群公子后，消除了心头之患，巩固了君权地位，索性“而城聚都之，命曰绛，始都绛”(《史记·晋世家》)。至于扩建规模，《诗谱》明确记述：“北广其方城二里”，也就是说，在原车厢城北面扩建了方二里的地方。
随着国都面积的拓展，车厢城作为晋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地位则日趋稳固。
四、大量的文物与地名佐证
分布于绛县大地的诸多文物，以及数不胜数的相关地名可以佐证绛县车厢城系晋国古都。
晋献公之墓，文公墓、灵公墓俱在绛县。位于绛县槐泉村的献公墓，高约40米，形似无柄木铎，据传系从几十里外的曲沃太子滩取五花土，由国人排队传筐，堆积而成。因其声名欠佳，故而“孤寝无祠”。位于绛县下村的文公墓，高约40余米，圆形，因其功德昭著，墓前建祠，祠内立有清乾隆51年的“晋文公墓”石碑一通，近年墓前又雕塑了形态逼真的晋文公石像，历代祭祀。晋灵公因暴虐成性，昏庸无道，死后葬于绛县南刘家村的荒丘上，孤苦伶仃，无人祭祀。在绛县博物馆里，一直保存着清“晋旧都”、“绛县师”、“绛县老人”等各种碑匾、石像及有关文物。
绛县的不少地名，也能说明这一点。士故里，临近车厢城，因而被称为南城村，即是一例。距车厢城东7里的卓子沟，因与世无争的献公之子卓子隐居于此，故而此名；小祁村，是晋国祁午将军练兵的教场；南官庄，为晋文公巡视此地时所赐名；吴璧村，传说该村一吴姓村民曾向文公献一玉璧而得此名；范村，相传为晋文公舅父子犯旧居，原名犯村，后因避讳“犯”字，更为今名，现村内将军庙、石碑等遗物尚存；晋峪村，因晋文公曾驻兵而得名；拔剑泉，传说晋文公带兵打仗时，到此将士饥渴难忍，文公一急之下插剑于地，拔剑时泉水涌溢，后此名便得以流传；董封村，为晋史官董狐的封地；孙王村，据说是因晋文公曾在此召开“尊王攘夷”会，便取名尊王村。后该村的孙安为官清明，为纪念之，遂更为今名。
现今，车厢城为晋国古都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来此研讨的学者和观光的游客愈来愈多，车厢城正日益成为一处新的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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