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夫婦之間“男女有別”，基於生理和社會分工差異形成了通常人們所說的“男人養家，女人持家”“男人以社會為主，女人以家庭為主”的性別分工格局，其社會基礎是人們對於儒家“男外女內”文化的廣泛認同和支持。在當前農民城市化、農村市場化進程中，農村男性究竟是留守還是外出，仍然取決於農民家庭生計的兩性分工合作策略。
山西省臨汾市南唐鄉符冊村（行政村）吸引我們的地方在於，近年隨著中國經濟轉型以及服務行業的興起，該村外出務工人群發生變化，留守在家的已婚男性不斷增多。2018年筆者對該村120位“留守丈夫”做了問卷調查，並深度訪談了其中的15位。為了家庭生計，符冊村的農民家庭主要分為四類：丈夫單獨外出打工的留守婦女型家庭（約佔60%）、夫妻雙方都外出的打工型家庭（主要是年輕夫婦，約佔5%）、夫妻雙方均留守農村型家庭（主要是年老夫婦，約佔10%）、妻子單獨外出務工的留守丈夫型家庭（約佔20%）。田野發現，該村“留守丈夫”家庭結構最顯著的特點是家裡下有兒女需要陪伴，上有老人可能需要照顧。同時，該村“留守丈夫”現象是近兩三年才集中出現的，而且增長速度很快。
對於兩性分工的角色安排，費孝通（1998）曾觀察到，兩性差別是生物事實，然而兩性分工並不完全是男女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別而引起的，還是社會利用差別所安排出來的分工體系。這種基於生理和心理基礎上兩性分工的比較優勢理論，對於今天家庭夫婦關係格局的變動仍然具有解釋力。事實上，新家庭經濟學常用比較優勢理論將以性別為基礎的家庭分工解釋為個體理性選擇的結果。
以符冊村為例，儘管“留守婦女”家庭比例約佔60%，可是近年來該村日漸萌生了一種“留守丈夫”的家庭形態，顛覆了傳統兩性分工模式，當前約佔20%。由此可見，一方面，在當地鄉村“留守丈夫”家庭並不佔主流；另一方面，該地在農村市場化進程中自發湧現了一股“留守丈夫”家庭的亞文化。與此同時，相伴隨的家庭勞動分工變動還有妻子逐漸外出務工或經商，越來越多的“留守丈夫”從事家庭照顧和家務勞動等。這表明，家庭內部夫婦的勞動分工角色並非是社會秩序固化的，一直處於積極適應和變動之中，當家庭生計環境面臨內外情境的劇烈挑戰時，夫婦雙方將會適時重新根據各自的比較優勢和生活機會建立新的家庭兩性合作模式。
閱讀更多 鄉下鄉里鄉親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