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万兵仅有四万——明末为何坚决不改革毫无战斗力的班军?


明朝军队战斗力如何,是今人对明朝历史的一个热门争议点。萨尔浒之战后,明军败多胜少是事实;明军擅长火器,以此击败大清八旗也是事实。

明朝军制并不复杂:京城三大营,作为征战主力和拱卫京师力量,名额14万兵力;三大营大部分为由各地卫所军户抽调组成的班军。

本质上明军就是府兵制。区别在于明军是军户府兵制,隋唐是民户府兵制。隋唐是全民出兵、出粮。明朝是军户出兵、民户出粮饷。从全体征调变为分工配合作业。

那么明朝军制存在哪些弊病呢?为什么明军在明末在占有技术优势下节节败退呢?

本文通过天启2年4月到天启3年担任天津巡抚李邦华天津练兵,进行解剖明末明军的真实情况。

李邦华天津练兵在《熹宗实录》中有记录,分别是天启2年7月庚申、11月庚申、天启3年正月辛亥、丁巳、天启3年2月戊辰等五次奏疏。

十六万兵仅有四万——明末为何坚决不改革毫无战斗力的班军?

明军配图


李邦华其人

李邦华,江西吉水人,和同乡邹元标亦师亦友,万历31年和父亲李廷谏一起在乡试中举人,万历32年30岁时成为进士(和徐光启、孙承宗是同年科举进士),授予泾县知县,因治理成绩优越,拟升任御史,结果因为支援被攻击的顾宪成而被当作东林党,御史任职被推迟到2年后,上疏万历帝用人十事弹劾词臣;万历41年福王册封4万顷田地首个上疏反对;天启2年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天津,在1年多时间里,让天启元年刚刚设立的“津门军遂为诸镇冠”,天启3年夏省亲回京时被阉党指控为和内阁辅臣孙承宗图谋率兵“清君侧”,因此告病引退;崇祯元年为兵部尚书,在9个方面整顿三大营,让三大营风气大是不同,因在己巳之变守卫北京城时,以火炮帮助满桂军攻击皇太极清军,误伤满桂军,被言官弹劾罢职;崇祯12年起复为南京兵部尚书,整顿南京京营,部署南京长江防御体系;崇祯16年,制止左良玉以几十万溃兵到南京要军饷的威胁,便宜行事,用九江15万两白银作为军饷安抚左良玉军,备受崇祯帝信任;崇祯17年秘密上疏崇祯帝效仿永乐朝天子在北京、太子在南京监国故事,派遣太子监国南京、分封太平、宁国两王拱卫京师,但崇祯帝因泄密而拒绝;北京城破时自杀殉国,被南明赠谥号忠文,被清朝赠谥号忠肃。

如果李邦华没有自杀而是回到南明,以他四朝(万历、天启、崇祯、南明)元老、两任兵部尚书的身份,整顿南北京营的威望,地位不比马士英、史可法低。

甲申国难时,一大批明朝大臣殉国,造成南明朝廷无人能稳定局面,是南明不能如同南宋延续的重要原因。

李邦华天津练兵的效果,在天启3年9月钦差查勘兵饷专员李春烨的报告中有体现:

“而天津巡抚李邦华向称其堪备策应,臣入津点验见在三百馀人,果多年富力强,发防马头营之二千六百,询之抚臣,亦云相去不远,则分防天津者大抵可用十之八也;惟是分防莱青四营之三千四百馀名,经臣所详睇熟视,则强壮者十之五”

天津3000人精壮士卒比例为80%,登莱3400人精壮士卒只有50%,50%为老弱。

50%精壮士卒似乎已经是当时的标准。兵部在天启元年9月回复王化贞时就表示有50%可用士兵就不错了:

“近镇秋防正急,难以多调,广宁旧兵及新募计十四万一千三百有奇,总多不堪,亦可十中得五”

十六万兵仅有四万——明末为何坚决不改革毫无战斗力的班军?

明军配图


李邦华天津练兵

一、总体思想:

1、 守城法。城外十里内设置品字形拒马坑,坑深1.5丈、长宽1丈,以明坑、暗坑错开;拒马坑挖出的泥土用来筑高10丈的垒台,作为士兵射击之所;多余的泥土用来增厚城墙,设置迂回曲折的暗门,5里城墙设置3重暗门,10里城池设置5重暗门;拒马坑平时可以种植树木进行掩护;拒马坑5里外设置空帐篷、营房,作为战时诱惑敌方骑兵冲锋。

2、 前线驻军大城兵民分开,鼓励当地居民自愿到后方生活,以免敌军来临时民心动摇军心。可以设立军市解决商贸物资问题。

3、 练土兵。少调发远方班军,多调发附近班军,缩短戍守时间,解决逃逸、无守战意志问题;招募多招募本地和附近人士。对于无家世的,授予营田,让其成家立业,成为本地人。



二、勘察、重视地形防守

天启2年9月李邦华亲自巡视天津沿海地形布防情况:

1、 葛沽,当年备倭烽火点已废,原海防营水陆5000兵,裁减为2500人,广宁失陷后调走1000人守山海关,剩下1000人成为户部在天津的屯田兵,无人防守。

2、 其后行程为邓善沽——大沽口——宝坻县塘儿上(可直入蓟镇,但未设防)——蔡家庄——施家陀(土地平缓可屯田)——黑羊河(屯盐运输之地,可作为北段防汛之地)——望峰——兔儿陀——柏家庄——蚕沙口——刘家河——马头营(青河营官刘文运率领100人防守)——滦河。行程结束后李邦华上书要求顺天巡抚在滦州、乐亭、丰润、宝坻等州县布置防御哨探。

天启3年正月辛亥上书提出天津布防策略:

大沽口以南只设置哨探、不必重兵防守,大沽口以北重兵防守,尤其是乐亭的马头营和滦州的艮行柳两个要冲。

具体部署:

马头营和艮行柳部署3000兵驻守,相互支援,分区进行哨探;大沽口以南以300人作为各处哨探,每月至少汇报一次,不来罪罚;大沽口以北以300人为各处哨探,以南海口为汇报地,逾期不来处死。

以上是陆兵部署。下面是水师部署:

合并大沽口海防营三营为一营,在旧军和新招募4000人中挑选精壮3000人驻守在大沽;从淮兵挑选300人,和旧海防营军合并,驻守黑洋河;挑选500江南营兵,驻守起口;三地分区巡逻,小事单独处理,大事则传警,以大沽口海防营为三军集合地。



三、整顿天津营务

1、 明确上阵杀敌意志。新兵来到,只有愿意上阵杀敌的,才给提礅考试力气,过关的才保留,不愿意上阵杀敌的,发回原籍。

2、 将帅以身作则。建营房、操练等,将官必须亲自参与,和士卒打成一片,兵将相识。

3、 严肃军纪。对于士兵逃亡为盗贼的,追捕后处死,严肃军纪。

4、 军械制造要治理不要数量。在衙门内聚集工匠制造各种军械,从中挑选制造最佳的军械作为标准,以此验收军械。

5、 分开操练。规定营中每月合操练3日,其余每日分开操练;操练武器分为大武器、弓矢、刀枪三类;火炮、弓矢为长器,刀枪、棍、火铳为短期;每个士兵必须练习2种武器且一为长器、一为短器。

6、 严查招募逃兵空额、替补。每逢3、6、9日,在教场集合士卒,让士卒提礅查验是否精壮,过关后报出籍贯;招募只收真定、顺天、保定附近郡县之人,南方等远省人一概不收;每一个招募的士兵都必须要营中伍长带着新招募士兵到籍贯让其亲友指认结保,防范逃跑。

7、 提升将领事权。废除标营和正营,让副将直接负责大营,变为三级指挥链:巡抚——副将——大营,加强副将的权力。

8、 招募民间义勇人士。招募程宗猷、程子颐二人及其擅长武技的几百弟子入营效力。

9、 禁止大营士卒做杂役事务,专门练习技艺。原本天津巡抚衙门用60人守夜、8人掌灯,均发回军营。杂役人数规定:副总兵配备10人,最高24人;都司最多16人;守备最多13人;中军千总最多10人;分司千总最多8人。全部杂役人员只能另外招募,不得让军营士卒担任。每月初三进行全营点名,防止吃空额、冒领军饷。

10、 改革马政。在营房旁建造马厮,设立养马官2人,每6匹马用一个马槽,喂养草料必须养马官检验过关,才让士兵喂养;禁止各官员将领擅自乘骑;马病死超额的,以一匹马12两白银价格,由全营官兵赔偿,在每月饷银中扣除,作为买马价钱。

十六万兵仅有四万——明末为何坚决不改革毫无战斗力的班军?

关宁铁骑复原图


总结明朝军制存在的问题

1、 作为指挥官的督抚,由于是文人出身,基本上不注重城防、地形防御等军事实务。明末在城防、地形比较注重的仅有有限几个:熊廷弼(指出三岔河水浅不能防守,只能防守广宁城,但王化贞不听)、王在晋(担任经略后亲自考察山海关一带地形)、孙承宗(喜好和武将、老兵询问地形险要,修建宁锦防线)、袁崇焕(和孙承宗一样,喜欢和老将、老兵谈论地形,坚决主张防守宁远)。其余明朝巡抚,都不重视军事,更不会亲自查验自己辖区地形。

明末大多数战役失败的关键,是前方巡抚、督师和朝廷内阁六部大臣,对前方地形根本不了解,基本上都是纸上谈兵。以萨尔浒之战为例,朝廷内阁以耗费军饷过大为由,敦促杨镐提前在不利于行军的天气下出发,是导致萨尔浒战败的重大原因;如袁应泰,也是因为不懂军事防御——沈阳陷落、士气低落时,就应该据城防守,而非出城迎战。

这也是天启帝即位后,一改朝廷遥控前方作战做法,明朝辽东形势才有改变。宁锦防守之所以成功,和孙承宗以内阁辅臣、兵部尚书身份督师不无关系。以李邦华前任天津巡抚毕自严为例,在天启元年4月担任天津巡抚,作为三方布置策的其中一方,从来没有向朝廷要求调兵给粮,更没有提出天津防御对策。

2、 没有提前疏散居民,导致民心扰乱军心。作为前方城池,应该以士兵为主,鼓励居民迁移后方居住。军民混杂居住,在敌方大军来临时,居民大乱要逃离,军心自然不稳。沈阳陷落,是因为归降的蒙古人无心作战;辽阳失陷,居民大部分投降迎接后金军;广宁军平阳桥战败后,军民一起溃乱,不得不弃地。

3、 卫所班军弊病:远调和占役。所谓班军,就是各地卫所在春秋二季轮番到京城操练、检阅、出战,是京营三大营的重要组成部分。班军是从朱棣迁都北京才出现的,朱元璋时期是区域性防守、不存在远调做法。永乐13年诏令将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中都、江南、江北各地卫所抽调士卒到北京检阅。月,明仁宗时规定班军赴京三大营人数为16万人。明代宗时,因为瓦剌威胁,班军每隔一年才能回家去一次;于谦设立团营时,保定、河间、天津每年放回家50天;河南、山东每年放回家90天;两淮、扬州、中都每年放回家100天。其余时间都被留在北京三大营。

这就是远调问题。远调导致各地卫所空虚:精壮都被抽走,只剩下老弱,根本就难以负担卫所的防卫地方军事职能。

明宪宗时开始,班军大部分都是作为皇家和大臣的低廉建筑工使用。弘治朝李东阳就指出班军因为劳役辛苦而大部分逾期不来。嘉靖时李承勋提出罢免班军、以班军军费钱粮作为招募工人费用:

“永乐中调军番上京师,后遂踵为故事,卫伍半空,而在京者徒供营造。不若省行粮之费,以募工作”

但被嘉靖帝拒绝。之后李熙核查京营时,16万班军仅仅有4万人来京,因此要求改为收折干银(卫所士卒纳银以替代赴京义务),同样被嘉靖帝拒绝。

这就是班军最大的问题——原本是赴京操练接受检阅,却变成修建皇陵、宫殿、城池、河防等工程的廉价劳动力,即占役。工资低廉就算了,还经常因为朝廷财政支出大于收入而被拖欠工钱。嘉靖43年,朝廷拖欠的班军工资高达50万两白银。于是各地卫所军户频频逃籍,卫所人员减少,只能以老弱充数。到了万历后期,班军直接在京城居住,做生意赚钱,每年贿赂将领在军中挂名。

远调,从卫所抽调的士卒被迫远走他乡,没有作战意愿,遇到战事不利,就作鸟兽散。占役,让本来来京检阅、操练以提升战斗力的士卒士,成为低廉劳动力,把兵变成民。

因此只有招募土兵,才能让军队有作战意志、作战能力。戚家军、广西狼兵、李成梁辽东铁骑、关宁铁骑等,本质就是招募土兵。

天启3年4月兵部员外孙学诗建议实施折班银(和嘉靖朝李熙的折干银建议类似),免除班军义务,以折班银作为招募军费,如此每年省3万两白银、1万石粮食。天启帝让兵部讨论,兵部以违反祖制为由拒绝。

4、 将领统兵权严重受限。京营的衰落最能说明将领统兵权首先问题。朱棣设立三大营是用太监、武将,并无文官参与。明仁宗时设立1名武将统领三大营。土木堡之变后,于谦以文官(兵部尚书)掌控三大营,开始制定兵将分开制度,创立团营。于谦设置为兵部尚书或都御史为提督、监军为太监、三大营将领中推举1人为总兵官。明宪宗时以汪直总督三大营团营,太监掌控军权。明孝宗时又把三大营军权从太监手中交到文官手中,但太监还能掌握一部分兵权。明武宗时太监张永就曾率军出战。嘉靖29年俺答掠夺北京,嘉靖帝罢免提督和监军等文官、太监职务,将三大营重新交给武将,设立总督京营戎政职务统领三大营,设立协理京营戎政文官职位协助武将。隆庆4年,赵贞吉要求废除武将统领三大营,于是三大营各设总兵1员进行统领,而以文官作为提督、协理统帅三大营。

以巡抚为例,设立正营(负责作战军事)和标营(负责班军、招募、训练等),以实现兵将分离,削弱将领权限。

十六万兵仅有四万——明末为何坚决不改革毫无战斗力的班军?

关宁铁骑复原


总结

从李邦华天津练兵来看,明末军事制度弊端主要有:

1、 率军督抚皆文官,大部分不懂军事,更没有地形防御知识,多数都是纸上谈兵,只看士兵数量和粮饷两个指标。

2、 不管是京营,还是班军,身为士卒,从不操练,整天作为建筑工使用,谈何战斗力。李承勋以班军银饷募工建议、李熙折干银建议、孙学诗折班银建议等,都因为明朝财政收不抵支或祖制原因而不采用。训练不足,把兵当民,这是明军战斗力溃败的原因。

3、 招募土兵才是对策。戚家军为什么强悍,除了军法和训练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倭寇是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作乱,和戚家军士兵自身利益直接相关。广西狼兵之所以能够在平定明朝南方叛乱如此出名,也是如此。戚家军为什么在北方表现平平,广西狼兵也没有在辽东发挥作用,最简单的原因就是——辽东战事与他们无关,没有利益牵涉。李成梁的辽东铁骑、袁崇焕的关宁铁骑等兵之所以作战强悍,正如李邦华所说的:

“土兵不练,客兵无久而不逃之理,营田不行,加派无久而可继之理”

4、 朱元璋“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政治理想被破坏。朱元璋建国时将民众分为三种类型:军户、民户、匠户。军户负责出人作战,民户负责出钱粮供饷,匠户负责制造战争器械。明朝后中期以班军形式,把原本负责作战的军户当成民户使用,造成了军户逃籍、出人不出力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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