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歷史的車輪轉動到二十世紀初時，整個華夏大地充斥著新舊思潮的對立、新舊勢力的衝突，歷史的暗流已然風起雲湧，一次次的變革、運動、起義與革命正在一步步將大清朝這座危如累卵的帝國大廈推倒……
清末，已被帝國主義列強壓榨至極的朝廷為發展經濟、建設交通，決定從四川成都到湖北漢口修築一條全長三千餘公里的“川漢鐵路”。清廷原計劃對“川漢鐵路”施行“官辦官修”，但財政上不堪重負的清廷一直難以籌集足夠的工程款，修築事宜幾近擱淺。
1904年1月，在採納了各方意見與建議後，朝廷只得下旨將“川漢鐵路”由“官辦官修”改為“官設公司、召集華股、自保權利、官商合辦”，同時成立“川漢鐵路公司”，地址位於四川省成都市的嶽府街上。
“川漢鐵路公司”自開辦起就明確了從民間籌措資金而排斥外資的原則，並配合朝廷將鐵路股票以賦稅形式添加攤派到四川省的各個階層直至最底層的農民，這樣從上到下每個四川人甚至包括妓女和乞丐在內都與這條鐵路緊密相連。但是，“川漢鐵路公司”形同衙門，辦事效率低下、公司管理瀆職、官員經濟腐敗，公司關於“川漢鐵路”到底是先從西往東還是東往西修居然扯皮了好幾年。
1908年11月，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在不到一天時間裡相繼撒手人寰。他們將本就風雨飄搖的大清拋給了年幼的小皇帝愛新覺羅•溥儀，而實權則控制在中國最後一位監國攝政王——溥儀的生父愛新覺羅•載灃手裡。載灃為了挽救搖搖欲墜的清政府不斷出臺改革新政，他也曾力主立憲並組織成立內閣，但這些都已無濟於事。
1911年，同盟會和革命黨的反清反封建資產階級革命轟轟烈烈，紫禁城裡的清廷皇族們岌岌可危。5月9日，如坐針氈的清政府為了維持其欲將崩塌的統治下旨將“川漢鐵路”與“粵漢鐵路”的路權收歸國有，然後將路權抵押給英美德法四國銀行財團貸款六百萬英鎊。
消息傳到四川后，每一個持股人感到絕望，之後整個四川群情激憤、社會動盪。在同盟會與革命黨人的帶領下，四川人民為保衛自己的利益、維護自身的權力而奮起反抗、發起鬥爭。
6月17日，“川漢鐵路股東大會”在成都組建了“保路同志會”，直接打出“拒借洋款、廢約保路”的口號，一場在四川省各地迅速蔓延的保衛“川漢鐵路”路權的運動如火如荼的展開了，史稱“保路運動”。隨之，四川省各族人民和各階層人士均爭相加入“保路運動”的鬥爭中，原本一場保衛路權的維權運動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在清廷迂腐無能的統治和帝國主義外強的虎視眈眈下逐漸演變成為了漢民族的反帝反封建暴力革命。
在革命黨人的宣傳與鼓動下，四川省的“同志軍”、“革命軍”、 “哥老會”、“孝義會” 、老百姓以及少數民族武裝等紛紛予以支持，大家揭竿而起、響應革命號召。
為了解決這次由運動引發的革命，清廷四川總督趙爾豐決定採用武力鎮壓，他下令逮捕了要求的立憲的蒲殿俊、羅綸以及張瀾等代表人物，並慘無人道的以武力殺戮，造成了數百人的傷亡，史稱“成都血案”。最後，衝突規模越來越大，清政府迫於壓力免去了被老百姓稱為“趙屠戶”的總督職務。
這場四川人民自保自救的“保路運動”逐漸發展成為了全四川省上下推翻清廷封建統治的革命起義，“保路同志會”在僅僅十天時間裡成員就發展到了十萬人之多，這也從另一面說明清政府的統治是多麼的不得人心。從“保路運動”開始清廷在四川的統治幾乎失控，這為資產階級革命黨人和同盟會在全國發動起義並取得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已是回天乏術的清政府只能派出“川漢、粵漢鐵路大臣”託忒克•端方率領鎮守湖北的“新軍”前往四川鎮壓，而當時鐵路沒有修好、陸路則是盛名的“蜀道難，難於上青天”更不可能及時運兵，所以只好採用水路，而天要亡清——湖北“新軍”恰恰在此時遇見了長江大旱、運兵船擱淺，等到達四川后局面已根本無法挽回，同時“新軍”發生譁變、鐵路大臣端方被殺，清廷的調兵鎮壓宣告失敗。之後，鄂軍都督黎元洪下令將端方的人頭遊街示眾。
正是四川人民的浴血奮戰使得“保路運動”取得了成功，就是“保路運動”的發展使得鎮守武漢的清廷“新軍”出鄂入川，從而造成兵力空虛，為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提供了絕佳時機。
伴隨著“保路運動”取得成功，清朝的統治在四川亦宣告結束，四川各地紛紛宣佈獨立。“保路運動”同時也是辛亥革命的一條重要導火線，四川人保路取得了成功大大鼓舞了全國人奮起反抗的鬥志、堅定了革命黨人取得革命成功的信念。
孫中山先生曾說過：“若沒有四川保路同志會的起義，武昌革命或者要遲一年半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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