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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我所在的大家族如此，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亦或正面临着或将要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但愿家庭成员在有能力化解这个困局时，能尽快地扭转局面，尽量避免代际之间的遗憾别离。但愿社会能在发展的过程中对这一困局给予真正的关注，做出相应的改善。
这个真实的故事聚焦在我的姥爷，聚焦于他后半生经历的三次changes (变动），聚焦在当下步入老人行列的父母们。我原本是想准确界定姥爷所属的人群范围，比如“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却发现我无法精准表述，因为姥爷在某些时候是空巢老人，某些时间是独居老人（未和姥姥居住在一起），有些时候享受着三代同堂。
我的姥爷和姥姥住在河南的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农村，姥姥性情温和、勤劳能干，姥爷耿直实在，总是宁愿自己吃亏也要帮别人。他们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嫁到了相隔不远的乡镇，大儿子在当地的基层政府做普通的公务员，二儿子在西安完成学业并在婚后移居上海，去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我在本文所描述的姥爷经历的重大changes是指姥爷迈入老年后生活状态方面的changes，即是由一家人共同生活转变为与老伴成为“空巢老人”，再转变为以一个人独居为主，间或短期的“三代同堂”，到最后一人独居老家因突发性疾病离世，每一次生活状态的改变会表现在方方面面的具体的生活细节。
继女儿出嫁、小儿子决定在外地发展之后，大儿子为了让后代接受更为优质的教育、营造更加浓厚的学习氛围，举家搬迁到当地的县城，原本的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生活从此不再，姥爷和姥姥便成为了空巢老人，因为在农村，家里仍旧有承包的土地，两个老人在儿女离家之后依旧认真地经营着家里的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夏天种些西瓜、辣椒、棉花，秋天播种小麦，冬天种一些蔬菜……在我看来，这是姥爷老年生活的第一个重大change，原本应该子孙在膝下快乐相伴，尽管女儿、儿子们会与之常联系，却变成了和老伴两人生活，这种“空巢”状态倒也充实，那时姥爷、姥姥还有足够的体力去干农活，两个人清清静静、远离市井的嘈杂与喧闹，两人彼此互相照应着生活。
在2011年的秋天，因为我的二舅妈怀了宝宝，马上就要到预产期，姥姥在忙完秋收、种上小麦之后，远赴上海去迎接小孙女的到来，开始了自己的“保姆”之路。姥爷在当时选择了一个人留在老家，一是他习惯了在村庄上自由的稳定的交际圈，二是他觉得老伴去上海照顾我二舅一家人，他不能偏袒，要留在庄上替我的大舅看好家。在姥姥离开家去上海之后，姥爷第一次开始了自己“独居老人”式的生活，那时候唯一能够与姥姥取得联系的方式就是通过电话，二舅会全部负责给姥爷生活费，大舅、妈妈也会常回家看看自己的老爸。
尽管如此，姥爷对于突如其来的“单身生活”感到惶恐，因为之前一直是姥姥在操持家务、打理他的生活，他不得不学着自立，不得不学着给自己做饭、洗碗、洗衣……在姥姥去上海之后，姥爷一个人无法再像当初那样种植一些辣椒、西瓜等需要大量劳动力投入的农作物，选择一些不需要太多劳动力投入的诸如大豆的农作物，但田间劳作仍旧是很辛苦，再加上没有充足的营养补充，姥爷慢慢变瘦了。
在我看来，姥姥离开去上海，使得姥爷的生活由两个互相依赖的“空巢老人”的状态转变为一个老人的独居，这是姥爷步入老年生活之后的第二个重大change。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姥爷的脾气变了，变得没有以前那般平和了，变得行为偶尔有些怪诞。在那段时间虽然每次我去看望姥爷时，他总是表现出自己生活得蛮不错的状态，但是我知道事实不是这样的，姥爷“爱”看新闻节目的习惯在此变得尤其突兀，因为姥姥也不在家陪他了，家里的人气只得靠电视机发出的声音让他感受“热闹”的气氛。
在姥姥去上海照顾小孙女之后，姥爷也有过尝试去上海，和姥姥、二舅一家生活，但是因为上海与河南两地语言文化、社会交际存在的差异，姥爷在上海居住的时候不能像在河南的家乡一样能够在闲暇的时候和一群老朋友们一起搓麻将，总是觉得自己不开心、生活不是那么合意，甚至在接近春节的一段时间总是会产生强烈的要尽快回到河南老家的想法。
与他共同生活的二舅能够感受到父亲在上海居住的不满意度，尝试着用其他的方法让父亲快乐起来，比如他给父亲办理基于互联网形式的搓麻将的会员卡，但效果不是很理想。一方面，姥爷若是居住在河南，可以有稳定的交际圈，可以有自我的舒适的娱乐生活，可以帮大舅更好地照看着老家，但是这些要以孤独为代价，以不能和姥姥在一起生活为代价；在另一方面，姥爷若是居住在上海，可以尽享城市繁华，与老伴、二舅一家享受美好的团圆生活，但是他无法得到自我精神方面的满足和受到出行、交友方面的限制。
最终，从折中的角度来看，姥爷每年生活的轨迹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模式：每年秋收之后去往上海，春节时回到老家过年，直至来年秋收结束再去往上海。自从二舅家有了大宝之后，姥姥一直在帮忙带大宝，姥爷只是短时间非农忙季节才去上海居住，一年的大部分时间是他一个人住在河南老家的村上。
姥爷原本就有高血压的症状，但还不是太严重，需要日常坚持服用相关的药物。另外自姥姥去上海之后，他一人居住在河南老家的时候，饮食起居的改变及无人照料难以避免营养的正常供给问题，再加之年龄日渐增长，身体的素质远不如以前，有段时间心脏出了一些小毛病，后来大舅和妈妈还带着姥爷去县医院进行检查，他的心脏确实有些弱，但没有严重到影响正常的生活，随后也有做过几次的体检，都无大碍，医生针对姥爷的身体状况有给姥爷开具相关的处方药。这些身体方面的症状为姥爷后来的经历埋下了伏笔。
我知道，我不知道的，还有很多。
2017年3月，二舅的二宝出生，姥爷甚是感到开心，家里又添了一口人，然后就做了决定：今年秋收之后要尽快去上海和姥姥一起帮忙带孙子孙女。姥爷因为老家的庄稼还没有到收成的季节，还有一些琐碎的农活需要干，所以没有即刻去往上海，他与小孙子的第一面就是通过微信视频聊天功能实现的，每次视频结束都会有感于科技的奇妙。
这样的远程线上聊天的交流方式在这个暑假又进行了好几次。2017年9月7日，我离家要返回学校继续上学，姥爷早上早早地就来到我们家给我送来了一些新鲜的枣，给妈妈带来一些新鲜的蔬菜，我趁机邀请姥姥进行微信视频，还记得姥爷对姥姥说“现在小孩又吃胖了，越来越重了，你的腰不好，觉得累的话就不要抱着他，把他放在儿童车里躺着”，世事难料，那竟然是姥爷与姥姥生前的最后一面。
2017年9月13日，姥姥还是和平常一样给姥爷打电话聊天，奇怪的是，打了很多次就是打不通，在尝试多次无果之后，姥姥给妈妈打电话让妈妈去姥爷家里看看，是不是姥爷忘记带手机了。结果就是，当妈妈打开家门的时候，姥爷是处于从欲沙发坐起、忽然倒下的状态，是的，他已经离开了，永远地离开我们。这是他在老年生活的第三个重大change，由以一人的独居为主转变为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所有的家人都因此回到了家中，只为送姥爷最后一程，在进行多方信息汇总之后得到姥爷应该是在9月13号当天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突发离世，再加上家里他一人独住，身体发生意外时无人能够及时照应。姥爷去世后，妈妈和两个舅舅非常自责，自责遗憾于没有给自己父亲足够多的关怀与照顾，姥姥受到了很大打击，至今提起姥爷还是黯然伤神。
一个人的突然离世，给一个家庭带来的是沉重的打击，发生在一个老人、一个家庭的悲剧希望不要重演，不要总想着下一次，不要总以没有时间为缘由，也许真的就没有下一次了，认真对待当下的每一次吧！生活与岁月会教我们这些仍旧在世的人学着坚强，学着习惯，学着接受不能改变的一切。
聚焦于姥爷后半生中的三次重大变化，我的体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式父母”大都以后代发展和幸福为中心，忽略自身对于生活的需求满足。
“中国式父母”这一概念之所以产生被标签化，是中国父母与别国父母相比产生的差异化，不同于欧美社会主流父母那样给孩子独立、自由、自主的选择，中国的父母们大都把后代发展作为自己生活的重心，他们宁愿牺牲自我价值，尽力付出，事事希望为孩子做到最好。而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人是理性经济人”，目标是追求个人收益最大化。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式父母”不是纯粹的理性经济人，他们的行为或掺杂着“一代更比一代好”、“养儿防老”等观念，或者表现出西方经济学在应用中存在局限性，不能完全解释人们的行为选择。
就我的姥姥、姥爷来说，他们作为父母，在年轻时通过劳作等方式赚取收入，给子女们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支持他们有更好的发展；在迈入老年生活后，仍旧希望尽自己所能为自己的子女提供帮助，当认为自己可能会给子女带来不便时，他们选择尽量不麻烦子女。姥爷、姥姥的后半生主要是在为了让子女有更美好的家庭生活作为动力，他们几乎不怎么关心自身的需要，不愿意把钱花在自己身上，他们是“中国式父母”群体的成员。在我看来，这是姥爷、姥姥在面对“changes”时选择接受而不是维持原状的最主要原因。
2. 无论是“空巢老人”还是“独居老人”，他们的心理状态、精神状态、身体状况等方面缺乏足够的关注（信息不对称）。
“空巢老人”、“独居老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尤其对于农村地区的老人，某些服务与设施的不易获取的属性使他们对于自身的具体状况难以做到真正的了解。另外处于安定社会中的人们，往往对未来、对相关人物等存在比较乐观的预期心理，对相关潜在风险缺少防范与应急计划。即使子女们会假设父母在身体、心理方面处于健康状态，一般不会预想出现变故的情况，很少会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提前做好准备。因此子女对于老人真实状况的认知与老人实际状况存在信息不完全，这些阻碍了子女给老人们更好的照顾与关怀。
姥爷几乎不向我妈妈、舅舅们叙说他的需要、他的不适，更多情况下他选择静默或者只告诉姥姥一个人，正因如此，姥爷和他的孩子们的互动不足以让子女感受到他真实的需要。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子女对于老年父母的心理、身体健康状况的预期与实际存在偏差。姥爷离世的那天，如果不是姥姥坚持着要和他通话却打不通，那么姥爷离世的现实就不会及时被家人知道了。信息不完全体现了“空巢老人”、“独居老人”与外界沟通的不顺畅状态，故可以从化解信息不完全的途径出发，探讨破解老年人生存困局的方式。
3.社会发展改变了家庭结构与模式，在家庭结构改变的同时，与之配套的医疗、养老、心理健康建设等尚未同步做出调整。
随着经济的发展及历史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传统的几代人同居的模式被打破，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同时，子女为了寻求更好的生存发展空间，由于工作、生活、学习而离家，导致“空巢老人”日渐增加；亦或现代社会老人和子女对于“自由空间”的要求，原有的家庭单元被切割，转变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个体。这总体上表现社会发展与家庭结构的关系，并暗示了家庭养老功能的衰弱。但是目前并没有出现家庭养老方式的替代性方式，社会养老推进困难，另外处于家庭结构转型期间，与老人们相关的养老、医疗、心理等建设需要进一步改进，以实现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4.子女们对于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需求，加剧了老人们所面对的养老困境。
党的十九大指出，当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子女们尤其是来自农村普通家庭的子女们的角度来看，他们渴望改变现有的社会阶层、向往更加美好的现代生活的需要与自身的社会竞争力、兼顾老年父母需要的矛盾在短期内难以调和。他们融入向往生活的瓶颈之一就是源源不断的生活压力，比如自己后代的教育问题、难以承受的高房价等。对于有强烈改变自身及后代社会阶层、实现阶层流动的人，他们在暴涨的房价等生活压力面前，行为选择受到极大的约束限制，即使子女能够感知父母对于他们的需求，他们可能会无力兼顾父母利益，无法真正去正视老年父母面对的养老困境。
5.乡村建设与复兴道阻且长，比如“留不住人才”等。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爆发过多次危机，有些危机来自内部，有些危机来自外部，但几乎每次危机（尤其是2000年以前）的代价大都由城市转嫁到农村。当代中国城乡差距的存在是有历史原因的，比如“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村缺失了很多的发展机遇，往往留下了“贫穷落后”的印象。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家政策层面的倾斜、群体性政治事件的发生、户籍制度下的城乡资源分配等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农村地区的发展和城市相关迁入人口管理制度的改革，缩小城乡差距。
尽管如此，我国城乡存在的差距依旧存在，城乡差距某种意义上加速农村人口外流，是社会流动的一种方式。城市因为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便利的生活设施等对于农村地区青壮年人口吸引力上升，他们的外流导致农村地区在发展方面缺乏主力，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给农村原有的农业文明带来了冲击。尽管国家近年来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引导人才回流，但是仍旧无法挽回农村衰落的趋势，乡村建设与复兴工作仍待进一步开展。
因此，农村地区的“空心化”现象值得关注，农村地区的留守老人需要更多的关怀。他们是被社会发展遗漏的一群人，因年龄、身体健康状况等原因难以与社会发展同步，他们长期生存在的乡村社会需要重建与复兴使乡土社会再次迸发活力，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不应仅仅关注经济增长的指标，局限于经济增长速度、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水平，而是应该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维度去关注国民的整体发展状况，坚持以人为本，直面发展难题。经济增长不能以牺牲人的自由、尊严尤其是老年人的自由、尊严为代价，这是实现“中国梦”、实现社会良性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
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日益突出的老龄化问题及其负向影响，社会各方都应该重视起来，积极采取相关策略（发展新型养老服务、常回家看看等），用行动去给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老人们更多的关怀，让其更加有尊严地活着，让老人们能够同等享受到社会发展带来的福利。
我姥爷的突然离世对于我的家人带来的痛苦伤痛，是靠着时间一点儿一点儿在修复，我们知道，我们永远内心记得他，他就一直没离开，一直在我们身边。前段时间高以翔哥哥意外离世，他的离开对于他的爸爸妈妈女友何尝不是一种打击与伤痛呢？我始终相信，他们只是因为意外与我们告别，但是他们一直在另一个地方关心着我们，他们是希望我们过得幸福，不希望我们因为他们的离开陷入对人世的悲观、对于人间黑暗的唾弃~我看到了人性的黑暗、人间的悲凉、命运的决绝，但我坚信我仍旧在用力去爱这同样亮堂堂的光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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