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伯渠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后，由孙中山指定，林伯渠担任了第一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
1925年8月，林伯渠递补为国民党中央常委，成为三名常委之一，位居国民党的领导核心。
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伯渠再次当选为中央执委、常务委员，兼农民部长。任职期间，林伯渠代表国民党农民部，聘请时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的毛主席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当时，林伯渠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为何这么高？
这是因为林伯渠的革命资历太深了。
林伯渠是湖南常德临澧县人，生于1886年，与朱德、董必武、谭平山同龄。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成立时，林伯渠就参加了这次会议（林伯渠是1904年春天赴日留学的），是最早的同盟会会员之一，与孙中山的关系非常好。（1925年，孙中山去世，林伯渠扶柩至北京碧云寺。）
1920年8月，林伯渠经李大钊推荐、陈独秀介绍，加入了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最早的党员之一。
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前，孙中山见共产国际代表以及李大钊、陈独秀，都是通过林伯渠联系的。
林伯渠在军界的地位也很高。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只有八个军，而林伯渠就是其中第六军的党代表（军长是程潜）。也就是说，在我军建军之前，林伯渠就是正军级干部了。
林伯渠（左）与毛主席、陈云在一起
我军建军之始的南昌起义，林伯渠也参加了，担任革命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主席。林伯渠后来忆及这段历史：“英雄城市首南昌，火种燎原不可当。棋争一着局全活，风识正邪帆好张。”
南昌失败后，受党中央派遣，林伯渠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2年冬，林伯渠回国，1933年3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并于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在中央苏区，林伯渠与徐特立、董必武、、何叔衡、谢觉哉被尊称为“苏区五老”。
谢觉哉同志在中央苏区时期，与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和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被尊称为“苏区五老”。
苏区“五老”中之所以没有吴玉章，是因为吴玉章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和工作，当时并不在国内，直到1938年4月才回国到了延安。此时，何叔衡早已牺牲，于是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吴玉章、谢觉哉又被称为了“延安五老”。
“苏区五老”中，何叔衡年龄最大，他生于1876年，比林伯渠大整整十岁。由于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斥，何叔衡与瞿秋白一同留在了根据地，没能参加长征。在与战友分别时，何叔衡将二女儿为他编织的毛衣送给了林伯渠，供他在长征路上御寒。林伯渠特写了《别梅坑》一诗，其中有四句是：“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诗，写得真好。
长征路上，每次行军，林伯渠总是一手提小马灯，一手拄着那根从瑞金带来的拐杖，照顾着同志们。红军女战士李坚贞回忆说：“他的小马灯从来不个人占用，一定要把光亮照着大家。”
长征到达陕北后，林伯渠先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继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一职，林伯渠一直当到了1949年。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告正式成立，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等9人为边区主席团成员，
林伯渠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是副主席。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林伯渠领导边区军民，积极贯彻中央的十大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精兵简政，领导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经济文化建设，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
在陕甘宁边区，惩贪条例得到坚决彻底的执行。1937年至1938年短短两年时间里，边区司法部门就判处了180起贪污腐化案件。
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肖玉璧案。肖玉璧是老红军，作战英勇，身上有90多处伤疤，可谓劳苦功高。在他养伤期间，毛主席见他骨瘦如柴，特批将每天供应自己的半斤牛奶让给他喝，为他增加营养。上级认为肖玉璧是有革命觉悟和革命贡献的可靠老战士，便安排他担任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谁知肖玉璧上任之后蜕化变质，贪污公款3050元，根据惩贪条例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肖玉璧死刑。而肖玉璧自恃对革命有功，向毛主席写信，请求念他过去作战有功，希望能让他上前线，在战场战死。为慎重起见，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带着肖玉璧的信面见毛主席。毛泽东询问了肖玉璧贪污的数额，并征求林伯渠的意见。林伯渠回答道：“目前干部队伍贪污腐化犯罪占案件总数的百分之五，这股风非刹住不可！”毛主席当场表态：“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解放日报》专门就此案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允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杂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这种语言风格，一看就是出自毛主席之手。
经过林伯渠等人的数年努力，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当时中国最廉洁的政府。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林伯渠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让年岁大的老同志东渡安全地区，林伯渠认为他是边区主席，应当留了下来与陕北人民共渡难关。于是他就留在了陕北，后于1948年12月12日才告别陕北，抵达了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
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林伯渠的儿子林用三当时正在干部子弟学校读小学，他以为父亲会来接自己转移。结果父亲并没有来接，而是让警卫员送来一些边区币，并转告他，要听老师和大哥哥大姐姐们的话，希望他争当转移中的行军模范。7岁的林用三谨记父亲林伯渠的嘱咐，硬是用双脚走完了2000多公里的路程。在行军途中，他还参加了儿童团，被评为行军模范。第二年，父子重逢，林伯渠高兴地说：你长大了，懂事多了！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林伯渠作了新政协筹备工作报告，并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在10月1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林伯渠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下午3时，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成为第一个在开国大典上讲话的人。
林伯渠和夫人朱明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上，林伯渠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59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林伯渠再次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病逝于北京，享年74岁。（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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