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
朱元璋作为明代开国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作为皇帝是很有作为的。主政后尤其注重吏治，针对明初官员怠政、贪污泛滥的情况，他亲自编订《大诰》，其特点是融案例、峻令和对臣民的训戒于一体的政令。并提出“户户有此一本”的要求，朱元璋通过审理编订一段时间内的案件，以此告诫众军民不要重蹈覆辙。
可以想到，《大诰》在洪武年间，是国家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御制”文件，与《大明律》共同成为洪武时期官府量刑的标准。但在朱元璋去世之后，《大诰》便被弃置不用，不久就散佚了。但是朱元璋通过《大诰》所实行的严刑峻法制度，却在一定程度上整顿了明初军民涣散渎职腐败等问题，为后期“永宣盛世”的到来揭开了序幕。
一、朱元璋颁行明《大诰》的宗旨与过程
1、《大诰》的目的
《大诰》 的名称，原出古籍《尚书》，记叙的是周公东征殷商遗民时对臣民的训诚。“大诰”二字，即“陈大道以诰天下”之意。朱元璋将御制圣书”冠以“大诰”之名。其动机是“警诚臣民，永以为训。”“今朕复出是诰，大播寰中,敢有不遵者，以罪罪之，具条于后”。
这可以从朱元璋在《御制大诰》首编写的序中，看到他颁行《大诰》的用意。他说，昔者元处华夏，但却没有一点华夏的风华礼仪，九十三年之治，伦理尽丧，华风论没，彝道倾颓。于是朱元璋痛心疾首，叹日:“呜呼？果朕不才而致是欤？抑前代污染而有此欤？然况由人心不古，致使而然…… ”
《大诰》
在朱元璋看来，天下诸司官吏屡受诛戮而犯罪不止，是受元代彝道倾颓的腐败风气污染的结果，是由于"人心不古”造成的。他所以颁行《大诰》是为了臣民从“害民事理”中吸取教训，恢复和坚守“华夏之仪”，即封建的伦理纲常，这样就能“养之为福”。否则，便要以《大诰》为依据，用严刑峻法纠正错误。由此朱元璋颁行《大诰》的用意是：以规范条目教化臣民，以严刑峻法规范臣民。
2、《大诰》颁行的过程
《大诰》不是单独的一篇文诰，而是由四部分构成。分别是于洪武十八年冬作序的《大诰》七十四条、十九年春作序的《大诰续编》八十七条、十九年冬已作序的《大诰三编》四十三条以及二十年冬编定的《大诰武臣》 四部分。
在《初编》颁行后不久，朱元璋就不满意它的效果，又颁布了《续编》。他指出:很多人对于《大诰初编》都不以为意，并没有起到规范教化的作用。且《初编》着臣强调打出贪官污吏、对治民事理有所疏忽，于是短短半年后，《续编》就出来了。《续编》除了继续申明以重典整肃吏治外，新增加了一批治理下民的条目，内容较《初编》更为丰富，其意在强化对臣民的统治。
《续编》颁行未几，朱元璋又颁行《大诰三编》，加强了严刑峻法。他认为《续编》的发行对于君子来说是坦然无忧的，然“顽凶之人，不普之心犹未向化”。“巨恶之徒， 尚以为不然。中恶之徒，将欲迁善而不能。”于是，“复出《诰》以三示之”。
《诰武臣》是前三编诰文发布之后，于洪武二十年底专门为军官们颁行的。在《大诰武臣序》中，他阐述了颁行《大诰武臣》的动机是:军官们都是些“畜生" ，“害得军十分苦楚”， 并说似这等愚下之徒，我一个年老体弱的人，不管怎么说得气喘吁吁，除了气到自己，都是没有用的。所以特将不才无籍、杀身亡家亡名之徒，条陈于后。如果违反《大诰》，无论老幼，都治其罪。
由以上可见，朱元璋《大诰》的目的，是在于“瞥诚愚顽"、“ 惩创奸顽"。他作为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在实现中国统一，
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及奠定明代一些基本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不愧是一位有作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二、《大诰》中朱元璋的政治法律思想
《大诰》作为一种具有教育作用和法律效力的特种刑法，同历代封建法典比较，有三个最鲜明的特色:一是“明刑弼教”，二是律外用刑，三是重典治吏。“明刑弼教" 是律外用刑、重典治吏的出发点和思想基础，律外用刑、重典治吏是“明刑弼教”的基本措施和重要内容。三者融为一体，构成朱元璋政治法律思想的核心，共同体现着《大诰》的基本精神。
1、重典治吏，整顿官民，严铩贪墨
明代初期，经过长期战乱，民生凋敝；蒙元之时遗留的种种不良风气大行其道,例如官员渎职枉法豪强占有土地、躲避税收兵役等行为，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社会的稳定。有元以来，买官卖官，兼并土地处处可见。在《大诰》推行之前曾发生过一系列的大案，包括洪武九年“空印案"，十三年“胡惟庸案"，十八年“郭桓贪污案”国，等等，株连送命者数万人。
朱元璋因此意识到整顿吏治，特别是国正官员与民众两大人群的风气是极其重要的，他认为“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朱元璋坚信要杜绝发生如此重大的社会事件，必须通过严苛的律法约束自己的臣民。因而四篇《大诰》列举的各种案例、大多是属于惩治官吏方面的。侧重打击贪官污吏。
朱元璋认为“丧乱之源，在于骄逸”。因而他对于贪污奢侈深恶痛绝。在反贪污渎职的监察方面,朱元璋赋予群众监督的权利——百姓可以根据官员的作为做出评，,以“列姓名具状”的形式直接呈递中央，也可以组队捆缚有罪之官员直接进京，由皇帝亲自审问。这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大诰》中就有河北滦州县官贪污不法，被农民赵罕晨等人捆绑进京的记载，乐亭主簿汪铎在途中阻拦，也被捆绑进京受到重刑。
皇帝不仅保证了人民进京监督的权利，还规定在农民进京沿途阻挡的官吏也要受到重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发动了群众，对诸级官员形成了一定的监督作用，也是洪武年间有特色的施政方针，并且这种思想在现代廉政建设当中也有一定的意义
但是这种“以民治官"也存在着许多局限性，首先是当时的百姓，特别是地方的百姓,文化程度不高,可以想见将监察权交给这样的群体所带来的混乱；其次是执法程序的混乱，百姓可以越过地方和州府级别的官员直接进京告状，在明初的南京到处可以看见农民捆缚贪官进京的人群,这给社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也导致很多士子因惧怕受罚，拒绝入仕。最重要的是，百姓的得失与底层官吏息息相关，但却无法介人中高阶层官员的贪腐,明初高级官员私下里的贪腐交易猖獗,而农民“列姓名具状”的往往都是底层官吏。
2、律外用刑
所谓律外用刑，是指君主置当时的法律于不顾，在法律之外任意采用各种残酷的刑罚手段，处置罪犯。朱元璋在《大诰》中公然把律外用刑合理化，倡导对臣民治以种种苛刑峻法，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大造》作为一部刑典，其量刑是非常严苛的。朱元璋提到:“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这种“重”既表现在刑法残忍无道，也表现在量刑与《大明律》不符甚至远高于《大明律》的情况。明初的廉政建设和血腥的刑罚是分不开的。
首先是诸刑非常严酷，且处置具有随意性。史书残忍的字眼在明初都能见到，如人口迁于化外、斩指去髌骨断手、阉割，乃至于斩首、凌迟灭族等等。其次，朱元璋时期的刑法也相较明律大大加重了，许多原本应处以杖刑的犯罪大多被加重至死刑。
朱元璋发明酷刑，剥皮实草
3、明刑弼教
“明刑弼教”是《大浩》的第三个重要特色。这是朱元璋颁行《大诰》的基本动机，也是也倡导律外用刑和重典治吏的理论基础。
“明刑粥教”一语，源于《尚书·大禹读》。原文日: "明于五刑， 以弼五教”。后人概括为“明刑弼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治理天下要以刑为主，教育为辅。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孟作过大量论述，主张“为政以德"，“敏人以伦” ，反对“不教而杀”。直至明清，历朝历代把“德主刑辅”规定为立法与司法活动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教化应重于刑罚，德为刑纲，刑受德的制约。刑始终处于辅助地位
宋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著名理学家朱熹从“礼法结合”上，对“明刑弼教"思想作了新的阐发。
首先，朱熹虽然也承认教化与刑罚有本末之分，但他着重强调在治国中要二者同等重要的思想。在阐明教化、刑罚与“三纲五常”内在关系的基础上，着重指出维护封建纲常，刑与教化两者不可偏废。
第二，朱熹强调了刑对改化的作用，驳斥了那种只重教而不重刑的观点。指出:：“如何说圣人专意祗在教化，刑非所急？圣人故以教化为急，若有犯者，须以以刑治之，岂得置而不用！”又说:“教之不从， 刑以督之，惩一人而天下人所知劝戒，所谓辟以止辟。"
第三，朱熟认为实施教化与刑罚，二者谁先谁后，谁缓谁急，要根据实际需要而定，不一定拘泥于“先教后刑”的模式，而必须服从于维护“三纲五常”这个“治道之本。
经过朱熹的阐发，“明刑弼教” 增添了新意，使中国法制的指导原则沿着“德主刑辅，礼法合一，明刑弼教”也就是同“轻刑”主张相联系的发展轨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风行于封建社会后期的“明刑弼教”思想，
其立意是重道德而不轻刑罚，还明确地包含和体现了“刑罚立而后教化行”的思想。
朱熹
这一思想被朱元璋大加尊崇和宣扬。一部《大诰》就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写成的。倡导“明刑弼教"是朱元璋完善封建法制理论、强化重典之治的需要，《大诰》则是他宜扬和实战这一法律主张的历史记录 。
三、总结
在中国法制史上，明《大诰》以其别致的编纂体制，新颖的“ 明刑弼教”思想，酷烈的律外用刑和以重典整饬吏治而著称。朱元璋之所以推行《大诰》以及为推行大诰所采取的一系列非常性揩施，这在政治上体现了他的猛烈之治。
《大诰》峻令盛行于洪武，延续于永乐，到洪照、宣德时已被搁置不用。明太祖苦心经营的“万世之法"，其死后不久便短命而废，这是他本人始料不及的。然《大诰》峻令酷滥无比，必然不能长久推行，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结局。
参考文献
1、《从明《大诰》看朱元璋的政治思想》
2、《从《大诰》看朱元璋时期的“重典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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