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陳寅恪因始終如一的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可貴品質而受世人尊重。經常聽人說：一個成功男人的背後一定站者一個默默無聞的女人。那麼陳寅恪先生的背後呢？至少有兩位女性在陳寅恪先生的晚年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她們是
唐篔和黃萱。唐篔（1898年—1969年），女，廣西灌陽人，陳寅恪的夫人。祖父唐景崧是清同治四年進士，愛國將領。唐篔自小讀書，畢業於金陵女校體育專業，後執教於北京女高師，曾是許廣平的老師。1928年在上海與陳寅恪結婚。她的一生默默地消融在丈夫的光環裡。
唐篔
因為陳寅恪“目盲”，所以必須有人當他的助手，否則，他很難開展研究工作。1951年原先協助陳寅恪工作的程曦不告而別，到香港另謀高就。在這種情況下，“與丈夫患難二十多年的唐篔，擔負起為丈夫備課、抄寫文稿、讀材料的工作。” 這種工作直到1952年11月，黃萱到來時才結束。在後來歷次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當中，唐篔為陳寅恪代筆寫下了各式的“聲明”、“抗議書”、檢討及交代材料表明心跡的文字。在陳寅恪受到無理的批判的時候，唐篔也曾勇敢地站出來，試圖使陳寅恪受到公正的對待。1958年，“厚今薄古”運動波及到中山大學歷史系，陳寅恪成為最重要的攻擊對象之一，這個時候，唐篔代表陳寅恪到歷史系表達了“義不能辱”的激憤。
唐篔與陳寅恪
在陳寅恪遭受著磨難（特別是精神上的苦悶）的晚年，唐篔的賢惠和她對陳寅恪的理解和支持，對陳寅恪來說是莫大的安慰。“1956年6月，陳寅恪在度過他六十歲生日是對他的愛妻作了一生中最高的評價：‘織素心情還置酒，然脂功狀可封侯’；及‘幸得梅花同一笑，炎方已是八年留’”。
唐篔作為陳寅恪的結髮妻子，二人同甘共苦、舉案齊眉倒也在情理之中。最為難得的是黃萱默默的付出，很多人都不知道，竟然有這樣一個女子在陳寅恪先生的晚年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
黃萱，女，1910年～2001年，福建南安人，1952年11月22日，黃萱被中山大學正式聘任為陳寅恪的助手，開始協助陳寅恪工作。雖然初期工作交流辛苦，但因陳寅恪對黃萱的印象很好，十分珍惜她的到來，所以興致很高，不覺辛苦。
黃萱與陳寅恪
1954年，黃萱隨丈夫搬到市區的宿舍，從她家到中山大學來回一次需3個小時，黃萱提出了辭職請求，但是陳寅恪非常希望黃萱能夠留下，他說：“你的工作幹得不錯，你去了，我要再找一個適當的助教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能再工作了”。“那我就不能再工作了”可見當時陳寅恪對黃萱是多麼的看重。後來黃萱收回了請求，“開始了很平凡也很不平凡的人生：每天早上七時起擠兩個小時的汽車趕回南郊的中山大學，九時正坐在陳寅恪的面前開始工作；中午一點鐘過後工作結束，再擠兩個小時的汽車回到市區的家。風雨不誤。”不僅如此，從工作的本身來說，黃萱的工作實際上是十分艱苦、枯燥無味的；她要幫助陳寅恪查找、核對資料，筆錄下陳寅恪的話，而陳寅恪是又是一個十分嚴謹的學者，因此，常常是寫好一段後又不妥，於是又得重新來過。即使這樣，黃萱竟然堅持了十幾年。
黃萱是一個平凡的人，卻做著十分不平凡的事（黃萱家裡的經濟條件很不錯，因此可以肯定她不是為了一點點的工資而當陳寅恪的助手的）。陳寅恪確實有他的幸運之處，能夠在晚年得到一個這麼稱心的助手，對陳寅恪來說確實很重要。陳寅恪也用他的方式表達了自己對黃萱的感激之情，“1955年，陳寅恪借《元白詩箋證稿》一書重印之機，在附記中特別指出該書的修訂有賴於黃萱的幫助。”1964年，中山大學對校內的一批助教作業務考核鑑定。陳寅恪在《關於黃萱先生的工作鑑定意見》一文中對黃萱的工作表現，他用“工作態度極好”、“學術程度甚高”、“能代我獨立自找材料”等詞高度評價了黃萱的工作，他甚至還說：“若非她幫助我便成為完全廢人，一事無成矣。”可見，在陳寅恪的晚年，黃萱所起到的作用實在太大了。
陳寅恪
陸鍵東把建國後陳寅恪先生的學術成績和陳垣、郭沫若等人作了一個對比，認為陳垣、郭沫若他們的主要學術成就是在解放以前做出來的，建國後在史學方面他們幾乎沒有新的有影響力的著作。但是陳寅恪不同，在1949年以後，陳寅恪陸續發表了《長恨歌》、《連昌宮詞》、《崔浩與寇謙之》、《論韓愈》等二三十篇重要論文。不僅如此，在自己“失明”、“臏足”的情況下，他還寫了《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兩部總字數達九十萬字的專著，取得了重大的學術成績。陳寅恪之所以在晚年能夠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陳寅恪自身的學識、功力，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精神的作用當然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他身後兩位女子默默的奉獻，她們是可敬可佩的兩位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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