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陈寅恪因始终如一的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可贵品质而受世人尊重。经常听人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站者一个默默无闻的女人。那么陈寅恪先生的背后呢？至少有两位女性在陈寅恪先生的晚年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她们是
唐筼和黄萱。唐筼（1898年—1969年），女，广西灌阳人，陈寅恪的夫人。祖父唐景崧是清同治四年进士，爱国将领。唐筼自小读书，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1928年在上海与陈寅恪结婚。她的一生默默地消融在丈夫的光环里。
唐筼
因为陈寅恪“目盲”，所以必须有人当他的助手，否则，他很难开展研究工作。1951年原先协助陈寅恪工作的程曦不告而别，到香港另谋高就。在这种情况下，“与丈夫患难二十多年的唐筼，担负起为丈夫备课、抄写文稿、读材料的工作。” 这种工作直到1952年11月，黄萱到来时才结束。在后来历次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当中，唐筼为陈寅恪代笔写下了各式的“声明”、“抗议书”、检讨及交代材料表明心迹的文字。在陈寅恪受到无理的批判的时候，唐筼也曾勇敢地站出来，试图使陈寅恪受到公正的对待。1958年，“厚今薄古”运动波及到中山大学历史系，陈寅恪成为最重要的攻击对象之一，这个时候，唐筼代表陈寅恪到历史系表达了“义不能辱”的激愤。
唐筼与陈寅恪
在陈寅恪遭受着磨难（特别是精神上的苦闷）的晚年，唐筼的贤惠和她对陈寅恪的理解和支持，对陈寅恪来说是莫大的安慰。“1956年6月，陈寅恪在度过他六十岁生日是对他的爱妻作了一生中最高的评价：‘织素心情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及‘幸得梅花同一笑，炎方已是八年留’”。
唐筼作为陈寅恪的结发妻子，二人同甘共苦、举案齐眉倒也在情理之中。最为难得的是黄萱默默的付出，很多人都不知道，竟然有这样一个女子在陈寅恪先生的晚年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
黄萱，女，1910年～2001年，福建南安人，1952年11月22日，黄萱被中山大学正式聘任为陈寅恪的助手，开始协助陈寅恪工作。虽然初期工作交流辛苦，但因陈寅恪对黄萱的印象很好，十分珍惜她的到来，所以兴致很高，不觉辛苦。
黄萱与陈寅恪
1954年，黄萱随丈夫搬到市区的宿舍，从她家到中山大学来回一次需3个小时，黄萱提出了辞职请求，但是陈寅恪非常希望黄萱能够留下，他说：“你的工作干得不错，你去了，我要再找一个适当的助教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能再工作了”。“那我就不能再工作了”可见当时陈寅恪对黄萱是多么的看重。后来黄萱收回了请求，“开始了很平凡也很不平凡的人生：每天早上七时起挤两个小时的汽车赶回南郊的中山大学，九时正坐在陈寅恪的面前开始工作；中午一点钟过后工作结束，再挤两个小时的汽车回到市区的家。风雨不误。”不仅如此，从工作的本身来说，黄萱的工作实际上是十分艰苦、枯燥无味的；她要帮助陈寅恪查找、核对资料，笔录下陈寅恪的话，而陈寅恪是又是一个十分严谨的学者，因此，常常是写好一段后又不妥，于是又得重新来过。即使这样，黄萱竟然坚持了十几年。
黄萱是一个平凡的人，却做着十分不平凡的事（黄萱家里的经济条件很不错，因此可以肯定她不是为了一点点的工资而当陈寅恪的助手的）。陈寅恪确实有他的幸运之处，能够在晚年得到一个这么称心的助手，对陈寅恪来说确实很重要。陈寅恪也用他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黄萱的感激之情，“1955年，陈寅恪借《元白诗笺证稿》一书重印之机，在附记中特别指出该书的修订有赖于黄萱的帮助。”1964年，中山大学对校内的一批助教作业务考核鉴定。陈寅恪在《关于黄萱先生的工作鉴定意见》一文中对黄萱的工作表现，他用“工作态度极好”、“学术程度甚高”、“能代我独立自找材料”等词高度评价了黄萱的工作，他甚至还说：“若非她帮助我便成为完全废人，一事无成矣。”可见，在陈寅恪的晚年，黄萱所起到的作用实在太大了。
陈寅恪
陆键东把建国后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成绩和陈垣、郭沫若等人作了一个对比，认为陈垣、郭沫若他们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在解放以前做出来的，建国后在史学方面他们几乎没有新的有影响力的著作。但是陈寅恪不同，在1949年以后，陈寅恪陆续发表了《长恨歌》、《连昌宫词》、《崔浩与寇谦之》、《论韩愈》等二三十篇重要论文。不仅如此，在自己“失明”、“膑足”的情况下，他还写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两部总字数达九十万字的专著，取得了重大的学术成绩。陈寅恪之所以在晚年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陈寅恪自身的学识、功力，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精神的作用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他身后两位女子默默的奉献，她们是可敬可佩的两位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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