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歲的楊敬金和54歲趙志武分別是天津市靜海CDC實驗室和天津市薊州CDC實驗室的主管技師。從2月13日來到湖北巴東開始，他們每天都在和病毒“零距離”交鋒，爭分奪秒地檢測出院病人、發熱門診病人、人員密集的特殊場所和返鄉等人員的核酸檢測樣本。
“給被採樣人確認身份”
3月6日上午9點，在巴東縣疾控中心PCR實驗室裡，天津支援巴東醫療隊檢測專家楊敬金和趙志武在巴東縣疾控中心工作人員的幫助下，穿上防護服，進入檢驗室檢測64份核酸樣本和46份血清樣本。
為更好地保護自己，每次進入實驗室前，楊敬金和趙志武都會穿戴好三層隔離服，把病毒隔離在身體之外。一般情況下，如果不戴呼吸機，穿戴防護服只需要十多分鐘左右，對於年近六旬的趙志武來說，老花鏡太容易起霧，他不得不多花幾分鐘，戴上3斤多的呼吸器進入檢測室。
“我們就好比給樣品和被採樣的人發一個確認身份的東西，如果檢測結果為陰性，我們會綜合判斷這個人是否感染；如果是陽性，經過複核，結合臨床症狀，由相關部門確認患者是否確診。” 楊敬金一邊穿戴防護服一邊介紹。
楊敬金介紹，核酸檢測分為核酸提取、體系配置和上機檢測。穿上防護服後，他們把採集的樣本拿進檢驗室內，由3名檢測人員相互配合，對樣本進行檢測，並通過對講機與外面的工作人員進行溝通和核對樣本。
“樣本一旦核對錯誤，不知道樣本是誰的，整個實驗就白做了，樣本上機的時候只有編號，樣本核對的準確性至關重要。”準確核對樣本後，楊敬金和趙志武一人配試劑，一人整理樣品，將樣品加到試劑的過程中，他們會進一步核對人名，防止出現錯誤。
加樣完成後，就可以上機提取核酸了。整個核酸體系提取，最短需要兩個多小時，最長需要四個小時左右。提取好的核酸，需要分裝再1.5毫升的離心管中，並同時告知檢測室外的工作人員配好體系，然後由傳遞窗傳遞進提取室。
提取室內的最後一步工作就是將提好的核酸加入到裝有體系液體的0.1毫升的八聯管中。這也是需要高度集中的一步，因為每一孔只需要加5微升，也就是一滴水的十分之一。隨後便將完成的樣品傳遞給檢測室上機。當然，他們出提取室前要對全身進行反覆的消毒，以免將可能存在的汙染因素帶出去。
“與病毒正面交鋒”
厚重的防護服，雙層的手套，戴上N95口罩和護目鏡，再加上防護頭套，穿著核酸提取三級防護標準的防護服，目的是減少檢測人員的感染風險。可是，這套防護服讓原本輕鬆的操作變得複雜起來。
“我們要戴著兩層手套，手套一般都勒得特別緊，手套肯定不能太大，因為離心管特別小，很容易弄灑液體。” 楊敬金連說話都顯得小心翼翼。
在檢測室裡，包括從樣品櫃中取出樣品、加樣和整理樣品，主要是在生物安全櫃進行的。生物安全櫃有通風和過濾的作用，可以保護人不受樣品的感染，也可以保護樣品不受外界的汙染。“我們在操作時，安全櫃不是完全封閉的，要開一個30釐米的口子，所以安全櫃和防護服就成了我們的必然屏障。” 楊敬金介紹說。
在這種情況下，檢測一定要鬆弛有度。“在加入提取試劑和樣品的時候，一定不能放鬆，因為孔很小很密，稍微一放鬆，可能會加錯孔，一整套試劑就廢了。” 楊敬金介紹，在等待結果的過程中，需要放鬆一下，因為在密閉的環境中，本來就非常壓抑，如果不放鬆一點，就會更加緊張。
在檢驗室內，長時間戴著N95口罩，頭部、耳部、腦部都勒得很緊，呼吸十分困難，在這種狀態下與病毒近距離接觸，心理素質也一定要過硬。“我總結的經驗是不能吃得太飽進去工作，因為吃得太飽，會產生大量熱量，消耗一定的氧氣，產生煩躁不安的情緒，使得我們呼吸更加不順暢。”楊敬金說。
“我是黨員”
來巴東之前，楊敬金和趙志武都寫了支援湖北請戰書，他們時刻牢記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年齡不是問題，身體也沒問題，我是一名共產黨員，就頭一個報名過來了。” 對於趙志武來說，每次進入檢測室，他會承擔著主要的檢測任務。
趙志武和楊敬金檢測的對象就是樣品，一進檢測室就沉浸到自己的工作中，有時候即使呼吸困難，即使頭暈乏力也會堅持把檢驗工作做完。“我們乾的這項工作十分枯燥，戴著N95口罩在裡面工作三四個小時，確實很難受，需要一定的勇氣。” 趙志武說。
趙志武已經從事微生物檢驗30多年了，經歷過非典，當提及當前的檢測工作時，他說：“對於我來說，我就是從事這項工作的，只有熱愛這項工作，才能把它做好。”
楊敬金來巴東之前，已經在疾控中心連續工作了十多日，來不及和家人告別，他就奔赴巴東開展檢驗工作。來到巴東到現在，趙志武就和楊敬金工作了將近一個月，在他們和吉林支援巴東專家、巴東疾控人員的共同努力下，共檢測3000多份核酸檢測樣品，雖然沒怎麼休息，但是他倆卻覺得非常自豪。
“巴東的同仁們對我們的工作和生活都非常照顧，並且和疾控的檢驗人員也配合得非常好，我們其實就是一家人，我們是工作來的，所以我們還會繼續堅守在這裡，把每一份樣品檢測好，給相關科室出具有力的檢測數據。” 楊敬金信心十足地說。（焦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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