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著政策能否得到完美執行的一個最關鍵的因素是軍事力量。我們有建立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的潛力，但目前還未擁有一支成熟的、組織得當的力量美國海軍在過去的十幾年中應該根據更現代一些的設計從根本上被完全地改造。就這件事實而言，它不應招致議論或引發關於美國海軍的未來方向或行動範圍的問題。如果這個國家需要或應該需要一支海軍，無疑在 1883年就該讓在那時候已經老掉牙的大破船——大部分是光榮但老朽的內戰倖存者——退出各個序列，或享受優厚的退休待遇，或不可避免地被拆毀，並由那些能夠執行它們再也無法勝任的任務的其他艦船取而代之
所以，除了對於完全適合要由軍艦去幹的工作的工具的緊迫需要，在海軍的重建後面不可能存在其他什麼深奧的原因。如果不想讓我國的艦隊僅僅成為無甚用處的海軍花架子，一個會讓我們付出代價的草人，這件事情就必須去做。不過，在海軍重建的同時，這個新軍種的發展已吸引了一些關注，其程度比起今天新聞販子和記者的貪婪的好奇心還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關注中的一部分體現的是無遮無掩的厭煩和敵對，另外一些則帶著友好和祝願。這兩種情形都顯示了一種隱約可見的景象：在一支新型海軍的出現和我們正走進的這個時代之間存在著一些共同的東西。如果有著這種耦合，它體現的就不僅是某種明確的意圖，也有整個世界的經濟和政治形勢正在發生的變化。海權——就這個詞的廣泛意義而言——將和這種變化緊密相關。實際上，海權將成為那些不再主要是國內性質、更包納著關係到各國與整個世界的關係的廣泛利益的活動的主要特徵之本身，而不僅僅是其原因或結果。正是在這一點上分化出了對立的認識。那些認為我國的政治利益侷限於我們自己疆界之內、不願承認形勢可能促使我們在邊境之外採取政治行動的人，帶著厭惡和懷疑看待—個事物的成長——其存在表明，國家有著國際責任和國際權利，而且必然會出現一些我們不比那些以前的或同時代的國家更能夠逃避的複雜的國際局勢。其他一些人則相反，他們注意到了時代的環境和特徵，以及其他國家如此積極和廣泛地從事的海外活動，覺得美國人可以介入那些爭論之中——不是那類在十九世紀中期引發了嚴重衝突的爭論，而是本世紀初的那代人或許認為過於遠離他們的關心，因而自然地完全處於他們的影響力之外的那類爭論。
關於永恆真理的宗教信條或許可以被相當長久地宣講。不過我們今天還是目睹了一些宗教主張面臨的尷尬。它們源於對於人類生活中—些程式的傳統上的恪守，這些程式反映了在遙遠的過去歸納它們的人們對於真理的看法。政治信條，針對的主要是一個不斷演進的世界中轉瞬即逝的、多變的情勢，它們不可能得到不變的信守，除非它們體現的不是一時一地的政策，而是水恆的正義法則。只要達至理想的正義狀態的道路不是一直那麼平坦或切實可行，權宜之計、一時之策和兩害相全取其輕的選擇就會隨時地左右人們。和人之間一樣，國家之間有時也的確會在一些問題上有著不可調和的分歧，的確出現這樣一些爭端：對於它們不能達成一致，必須訴諸於強力這個對國內社會的安全的意義更甚於其對於國家間關係的影響的決定性因素。才華全面的華盛頓在他的年代極其清楚地看到了這點，傑斐遜則不願看到或不能看到。根本不應該有海軍是傑斐遜政治思想中的一個主要論斷，它產生於對作為一個政治影響因素的有組織的軍事力量的過分恐懼。儘管他的身上也充滿著對兼併領土的熱情——這支配著他的許多政治行為，但他為美國的地理擴張定下的限度是它應不致於使擁有一支海軍成為必要。不過命運——就象傑斐遜當政經歷的其他方面那樣有著諷刺意味——又促使他承認，除非執行完全的孤立政策，否則就必須為了對付國際上的錯綜複雜而在海洋那頭獲取領土。這種複雜或許能被十分容易地避免，如果有一支強大的武裝船隊可用來加強美國主張的份量，促使對手對自己的失策和美國指出的它的不當之處予以承認。
今日的美國和十九世紀之初的美國在情勢上的不同自然地表明瞭我們多麼有必要避免不加思索地接受那些已化為信條的先例，多麼有必要尋求一種英明的原則以驗證那些為一代人所創立、但其在後一個時代中的運用卻會將人引上一個十分不同的行動方向的政策。在十九世紀來臨之時，美國並不是北美地區唯一的一個陸上強國，而是幾個力量大致相同的強國中的一個。它和所有其他的強國都有著產生於利益衝突的分歧，而且和它們在地理上直接接觸，後者是一個被普遍認為會增加發生政治摩擦的可能的因素，因為儘管兩個國家也可能在與彼此都相距遙遠的地區發生利益衝突，但當爭端存在於本土附近，尤其是存在於一條人定的邊界之上時，對抗的頻率和嚴重程度會高得多。所以，當時美國政府的一個自然的也是正確的打算就是通過將所有有爭議的土地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以消除麻煩產生的根源。於是，我們就選擇了一條處於類似環境下的歐洲大陸國家也會遵從的行動方針。為了得到關係著我們利益的土地，我們和別人討價還價，運用計謀，也發出威脅。儘管傑斐遜運用的是相當和平的方式，但很少有人會認為它們謹慎過了頭或者過於拘泥於傑斐遜個人的政治信仰了。從較高的道義標準來看，美國獲取路易斯安那——美國從一個並無權利出賣這塊土地的政府那購買了它，而置那個曾以這塊土地不能被如此出賣為條件將其讓出的另一大國的抗議於不顧。這個抗議過於微弱，以至無法對拿破崙和我們自己產生什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於在敲詐和使用暴力兩者間選擇一種較少引起牴觸的方式以實現自己所希望、所中意的目標；我們通過曲解把西佛羅里達強行擺在談判桌上討論的做法也不使關於它的交易看起來多麼光彩。不過，從政策上講，無疑當時的我國政府是相當英明的；而且，當時上述地區人口的稀少也有利於這些地區被轉讓以及併入美國。由於我們大家都熱愛自由，所以當時也不用過多擔心忠誠對象的改變會對這些土地上的人民的政治傾向產生什麼不良的影響。在關係到國家或世界的重大問題上，少數人的意願、利益或一般的權利不應被優先考慮，這其中並不必然有著什麼不正義之處，就如在投票時少數要服從多數一樣。
雖然傑斐遜時代的政治家們深深地感受到了在大陸進行擴張的需要，但關係到更長遠的利益的問題被當然地推後考慮了。在那個時候，具有眼前意義的事情迫切需要處理，考慮那些人們並無多少關注的問題只會分散注意和力量，而這對於如同對於從事戰爭一般的治理國家，乃是一大忌。不過，儘管當時的美國政府本可以令人高興地避開上述麻煩，它還是發現——如同任何時代的政治家們，一旦存在著外部利益，不論其特點如何，它們絕不能被忽視，也不可能不採取必要的保護措施。結果，雖然當時我國人民對於大陸之外的世界並無什麼政治野心，但他們的商業活動使美國的利益和正處於交戰之中的其他國家的關鍵利益發生了強烈碰撞。如果我們不能看到當時受爭議的問題更多地是牽涉到了正處於與拿破崙生死搏鬥之中的英國而不是我們自己的關鍵利益，我們將可悲地誤讀 1812 年的英美戰爭以及導致這場戰爭的事件所給予的教訓。那時候，我國政府試圖就爭端和英國達成妥協，通過和平施壓避免暴力的使用，而不是通過建立一支強大得足以在國際事務上發揮可觀作用的海軍來解決問題。這樣，我們就被拉入了一場不可避免的戰爭。
構成當今美國以及某種程度上整個世界所處的政治形勢的因素已和十九世紀之初根本不同。起作用的不僅僅是發展的快慢、國家的大小。我們又大又強、已經長大成人並且擁有了進軍世界的能力，但並不能決定一切，其中的每一點所能改變的只是問題的程度，而不是性質。我們過去和今天的最大不同是：就與世界上的主要強國的聯繫遠近而言，以前我們確實處於一種政治上的孤立狀態，而今天這種狀態實際上已不存在。當時，我國的地理位置以及國外政治家對於歐洲大陸上的空前重要的問題的嚴重關注促成了我們的孤立狀態，而孤立政策對我們來說也切實可行。它符合我們一時的需要，當時我們尚屬弱小，需贏得一定的時間來鞏固自己的獨立。那時候，除了有關密西西比河航行權的問題，和其他國家的摩擦只可能——實際上也是——產生於跨出邊界去尋求貿易機會的活動。今天一些人用來反對我國在本國之外進行政治活動的理由，在以前用來反對我們的對外商業活動也同樣合適。總之，讓我們呆在家裡吧，否則我們將會惹麻煩。說實話，原則上對於商業就象對於戰爭那樣厭惡的傑斐遜實行禁運制度是有道理的，這不僅懲罰了外國人並且減少了美國捲入國際糾葛的危險，也使我們自己的船隻免受傷害。即使這種作法使貿易受損，造成了草兒在紐約大街上生根發芽，它還是通過消除危險的對外活動而作了補償。
今天，無疑沒有多少人會心平氣和地看待一項將美國和平地割離於它的主要商業航線的政策。不過，在 1807 年，許多美國人寧可委曲求全而不願進行一番戰鬥，或者甚至建立一支也許會促成戰爭但更可能使戰爭得以避免的力量。可是，在今天無視這個事實，即我們不再象在傑斐遜時代一樣處於一個不起眼的或孤立的地位，變化著的局勢或許又給我們帶來了一個類似於傑斐遜和他的支持者曾碰到的兩難問題，難道是更為謹慎的作法麼？不僅我們已經長大，而且世界的面目也發生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變化。如今，海洋這個各國間交通的重要渠道已經能被迅捷、安全地跨越，各國間的距離從而也大大縮小。在從前或許是遠離我們、引不起我們多少關注的事件今天就發生在了我們的門前，並給予我們以密切的影響。接近，如前所說，是政治摩擦之源，但接近又正是當今時代的特徵。世界已變得更小了。從前尚處遠方的地點今天已因其對於我們的靠近而對我們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不過，儘管距離已經縮短，對我們來說水上距離依然存在；不管這段距離如何之短，政治影響要想將其跨越，最終還要憑藉海軍。海軍是美國不可缺少的工具，當緊急狀況出現時，這個國家能夠依靠它將其力量投射至自己的海岸線之外。
要想知道傑斐遜時代變動著的環境對傑斐遜關於海軍的認識有著怎樣的影響，需要考察一下那些不復存在、甚至當時就稍縱即逝的事實。1812年的戰爭表明了一支海軍的價值，不過不是通過那些值得稱讚但其實並無多大意義的某隻艦船的勝利，而是通過因為一支與國家的需要和暴露程度相適應的海軍的缺乏所造成的我國海岸及對外交通的癱瘓。當時，美國海軍無疑以其在海上戰鬥中的卓越表現贏得了榮譽，但這榮譽僅僅歸於它自己；政治家們只使自己丟了臉，他們讓國家蒙受了海岸被襲擾、商業活動被炮擊的羞辱。可是，另一方面，再也我不到比美國海軍的勝利更鮮活的例子來說明約未尼所稱的“ 僅僅為了取勝的戰鬥所帶來的一無所有的光榮” 了。若不考慮美國海軍為自己贏得的榮譽最終使這個國家看到了這支小小的力量的高效並顯示了海洋對我們可能具有的意義，再沒有什麼犧牲比那些拋灑在海軍的快速帆船和單桅帆船上的鮮血相比更不值得了。
美國海軍當時的行動無法和那些前哨戰鬥、偵察戰鬥和對於保持一支軍隊的士氣既屬不可缺少又有著無窮意義的各種服務相提並論。它們僅僅是一些零散的行動，不存在什麼相互間、單個行動與能夠左右戰爭勝負的整體行動之間的聯繫。
1812 年戰爭結束後不是很久，發生了一起在我國對外政策史上是劃時代的、對於我國海軍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的事件，這就是門羅主義的提出。不時地，從範圍到目的，人們對於這個聲明有著讓人捉摸不透的曲解。一些說法以門羅主義的名義被提了出來，它們與國家間的關係是如此地矛盾以至於可以想象，如果要說明得更準確，它們的支持者會為它們起些其他的名字。不過，如同對於任何其他的政治信念，我們沒必要給予門羅主義某種最終的確定性以反對將這個詞用在那些和其本義絕不相符的論斷上。但我們應意識到名稱的誤導作用，尤其是在那些這樣的錯誤或許會誘使大眾相信某一外國正蓄意破壞我國所堅持的防衛原則的問題上。我們對門羅主義基本精神的堅持不是通過正式承擔某些無法擺脫的義務來表現，而是通過設立某些先例，顯示出一種全體人民都始終奉行、我們不可能默默地放棄而又不冒使國家受辱的危險的普遍立場。我們或許需要接受一些看來是自然地由門羅主義中導出的推論，但我們根本不用通過遵循近來某些用門羅主義的名稱予以修飾的論斷來堅持門羅主義。這些論斷也許體現了某項合理的政策，比門羅主義本身更適用當前局面，但它們和門羅主義不是一碼事，雖然其間有些共同之處。剝離所有的後天發揮，就其本義而言，門羅主義所表達的是一個最終只有藉助於海軍才能實現的設想，因為它的基點就是：在美國疆界之外地區的命運之中寄託著對美國極為重要的政治利益。它的顯著特點則是，海軍，只有海軍才能為它提供保障。
雖然門羅主義是由一個具體的政治事件所導出，但它不是和過去的歷史毫無關係，而只是它的一個發展。我們可以從那個在獨立戰爭之前就已萌現並於 1778 年由我們——儘管當時我們迫切需要和法國結盟——提出的法國不應企圖從英國手中奪回加拿大的條件所體現的思想中找到它的前蹤。不過，這種意識在 1783 年並沒有被我們延伸至佛羅里達身上，這塊地區很快被英國讓給了西班牙；對於我們的盟國對一些英屬西印度島嶼的征服，我們也清楚地給予了默認。從當時直至 1815 年，對於西印度群島和加勒比海地區的一些土地從一個交戰國轉到另一個交戰國手中，我們未表示任何異議。即使有關地區本來就沒有多少重要性，這種漠不關心在今天幾乎不會出現，因為所涉及的是一個原則性的、有著重大意義的問題。
對於國家利益的進一步認識和闡述會在多大程度上發展門羅主義，這又會對我國政治影響的必要範圍究竟應如何定義諸問題顯然是一位海軍軍官的職業領域之外的事。不過，將門羅主義的提出看成一個事實、認識到它體現的是一項重大的國家利益而不僅僅是美國大眾對於南美革命者的同情也就夠了。如果門羅主義僅僅是後一種意義上的，它無疑將被證明是沒有什麼實際意義、轉瞬即會被人忘卻的東西。完全基於同情之上的聲明從來都是如此。一代又一代，我們為土耳其統治下的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和亞美尼亞人的苦難所觸動；但是，由於我們自己並未受到什麼傷害，我們的情感從未轉化為行動從而也就只存在於霎那間。我們並不比其他國家能少受華盛頓所闡述的這個深刻真理——1778 年以及此後的法美同盟令人頗有苦澀之感的功用將它烙入華盛頓的意識之中——所支配：期望政府依照非利益動機行事是荒謬的。門羅主義之所以一直保有其活力，一直自如地表達著我國人民對於大海那頭土地上的各種事件的本能關注，是因為它表述了一項關於自身利益的不變原則。這項原則在其初生之時針對的是為人們所擔心的歐洲對美洲的可能干涉。當時這種可能不僅取決於歐洲方面繫於有關地區的實際利益，也取決於幾個歐洲大國之間的純粹是政治性的安排，而這種安排本身是當時垂死的殖民主義觀念的體現。因此，當門羅主義被首次運用之時，它表明了美國人承認確實存在著歐洲捲入的危險，雖然和今天的局勢相比，當時的局勢中並不包含多少對歐洲的切實利益的刺激因素。從此以後，門羅主義又得到了多次不盡相同的運用，而這些運用所基於的事實背景的重要性也日益上升，並在今天達到了頂峰。美國已成為一個太平洋強國，而且在不久的將來可能依賴地峽運河來進行它的兩大海岸之間的交流。這樣，根據變化著的形勢，門羅主義被作了修整。從這種靈活性而不是最初的門羅主義聲明的字面上，可以看到這個充滿生命力的原則的本質特徵：承認不處於美國政治控制之下的海外地區不僅關係到單個美國公民的利益，也關係到美國作為一個國家所具有的利益；所以，在某些可以想象的情況下，我們也許會被迫對這些地區採取行動。
認識到這點十分重要，因為這有助於消除一種常常為人提及卻又多少有誤導作用的說法所造成的錯誤認識。這種說法就是：美國只需要一支用於防禦的海軍。經常附加於其上的還有這麼一句解釋：防禦指對我們本國海岸的防禦。如今，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所有人需要的都只是一支用於防禦的海軍。我希望美國永不尋求戰爭，除非是為了保衛它的權利、它的責任或它的必要利益。在這種意義上，我們的政策可以一直是防禦性的，雖然有時我們必須採取一些行動，其合理性不只是為了“ 兩害相權取其輕” 的準則，而是為了我們無可爭議的權利。不過，如果我們在海外有著可能必須由海軍去保護的利益，那麼自然的結論就是：我們的海軍在戰時除了保衛海岸，還有更多的事要做。另外，作為一個公認的軍事原則，如果我們希望取得戰爭的勝利，就必須在戰爭中採取主動，無論這在道義上如何站得住腳。
對國家安全而言，重要的是意志以及將意志化為現實的能力。如果一個國家既有著得到清晰表述的國家目標，又有著足以實現目標的手段，它就可以對戰爭作到有備無患。
不過，這不意味著國內不存在什麼爭論，對於其他國家的權利和關注之處就缺乏真誠、合理的考慮。最危險的一種情形就是公眾平時默不作聲，一旦心血來潮就冒然行動，卻又沒有有組織的力量作文撐。國家，尤其是自由國家，對於這種緊急局面往往最缺乏應有的準備，可是，即使由於無法避免的政府的更迭頻繁，民主國家在目光的清晰性和行動的一致性上有所缺陷，但作為補償，它們被賦予了一種本能，能夠不自覺地、下意識地領悟到真理並在行動的日子到來之前做好部分的準備。說美國的大眾並未有意識地認識到美國在海外有著關鍵的政治利益或許不錯，但說他們沒有在自己與海軍的重建兩者之間建立聯繫可能更正確。不過，美國的海外利益照樣存在，美國的海軍仍在發展。後者將最有力地保證對前者的維護不會導致對和平的破壞。
所以，從我的觀點來看，美國海軍近來的發展既不表明我們已有了正式的政治目的，更不表明我們感到了某種威脅的存在。只為少數人擁有的先見之明和堅定打算並不能推動整個國家前進，這是一個法則。國家不會站在子彈的射程之內發出挑戰；如果它們都處於這個射程之內，戰爭就不會多到哪去，當前歐洲為時已久的武裝下的新和平證明了這點。決定著國家行動方向的大眾情緒總是逐漸地、不為人知地受到那些瑣碎事件的影響。這類事件的不斷髮生會慢慢地改變公眾輿論並促使國家採取行動，直至被冠之以國家政策之名的一種普遍信念最終形成。也就是說，各種具體的事件相互作用，從而導致了一種沿著某個具體的政治方向的強大的政治潮流的生成。探求這些事件的根源並無多大用處。一些人從因果關係鏈中只能找到大量的偶然事實；對它們可以進行一番有趣的哲學研究，但也僅此而已。另外一些相信國家不會自覺地給自己規定其在世界上的使命的人，則會在大量事實之中發現存在著神靈的安排，而且它不會允許個人或國家逃避其對這個世界應承擔的責任。不過，不管如何解釋，歷史給予我們的普遍經驗是，隨著事態的逐漸發展，緊急的局面、對行動的呼喚經常會突如其來，而國家也會因此處於爭論之中。可以高興地承認，對於國家間的緊張，文明國家越來越傾向於通過正常的外交討論和相互讓步來進行處理。但近期的歷史給予我們的另一個同樣勿庸置疑的認識是，這種傾向並不總能保證和平解決的達成。大眾的情緒一旦被相當地鼓動起來，會置任何冷靜的思考於不顧，對理性的聲音充耳不聞。另外，如在個人生活中一樣，對於力量對比的考慮也無疑會相當地影響對於國際爭端的外交解決。 “ 能夠怎樣” 和“ 願意怎樣” 總是在很大程度上支配著我們日常的決定。
如同每個男人和女人，今天每個國家都不是生存於政治上的與世隔絕之中。這種狀態就類似於那種很長時間內典型地體現在中國和日本身上的孤立。在當今世界上，不管願意與否，所有國家不論大小都是一個共同體的成員；而我們在種族上所屬的歐洲大家庭有越來越多的成員相互間正在全世界範圍內發生影響，並隨之造成了程度不同的摩擦。
在海權作用著地球表面的情形下，蒸汽動力的使用使交通更為便捷，從而增加了各國間的接觸點，海軍的重要性隨之更加突出，這是事實。對該事實的敏銳判斷日益明顯地表現在了歐洲國家的報章中，更顯示在了外國政府對於海軍的日益強調上。另一方面，歐洲大陸上各支陸軍力量的加強以及領土狀況在很大程度上的確定，使每個國家更加擔心一種競賽會被引發，於是歐洲處於了一種政治上的平靜之中。當前，歐洲大國的對外活動場所是歐洲外的世界其他地區；差不多用不著懷疑，它們之間的鬥爭會越來越近地影響到我們。與此同時，隨著我國影響在太平洋地區的擴展，這片海洋越來越成為政治變化、商業活動和各種競爭的集中之地，而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所有大國都捲入了其中。
由於這些緣故，中美洲和加勒比海雖然眼下還不具備根本的重要意義，但作為地峽修成之後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間的水道所在，作為拱衛著通往運河的道路的地區，它會十分地引人注目。立於堅實的政治和軍事基礎上的日本作為一個強大的、雄心勃勃的國家而嶄露頭角也著實令整個世界吃驚。所有這些情況都和我們相關。在當前形勢下，認為我們能無限期地置身於那些令人頭疼的問題之外的看法幾乎站不住腳。國際形勢的不穩定在任何時候都可能導致戰爭。
而某兩個外國之間的戰爭將大大增加美國和交戰國發生碰撞的可能，隨之我國的政治家們就更要為避免捲入和保持中立大傷腦筋了。雖然歐洲各國政府都聲言要保持和平，而且對它們中的大多數來說和平確實為其所願，但它們並未表露任何對於在遠方進行政治經營和謀取殖民地的厭惡。相反，它們對於擴大活動空間和增強影響的執著是今天最不難以看到的事實之一。在其中的一個國家，這種活動主要是政治性的，由其政府所推動。它受長期的傳統和對於管制的熱衷所驅使，尋求擴充它的活動空間以便在一個更大的範圍內進行管理和支配，至於經濟上的得失它則似乎並不關心。在另一個國家，動力來自於個體公民無處不在、永不衰竭的熱情。他們主要為獲利慾望所驅使，只遵循商業上的目標，其政府也給予他們的活動成果以承認和保護。另外還有一種海外活動，其動機主要是私人性質和商業性質的，其中的個人尋求的只是財富而沒有多少或根本沒有政治上的抱負，國家的干預主要是為了在一些地區保持對於其臣民的控制。如果沒有這種干預，後者也許會與他們的國家相疏離。但是，不管海外活動的形式如何多種多樣，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體現了有關國家人民的稟賦和創造力。這也證明了這些活動背後的動力都不是人為的而是發自天然的，所以將會一直得以延續直至某種變化來臨。
雖然不可能預見上述過程將造成怎樣的結局，但我們完全能夠看到，國家間的摩擦不時地達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有時事發之地如此危險以至於可能脫離政府的控制而為大眾的情緒所支配。如果有人將此視為一個教訓，要求我國不要捲入類似的冒險之中，那麼，另一方面，我們也得到了這種警示：不僅主動的冒犯在某個預見不到的時刻會導致一場將波及世界上許多地區的對抗，而且在海外還存在著一種可能對我們避免在任何角落採取行動和干涉的意願提出挑戰的氛圍——除非我們做好了充分準備，有著足夠的力量來抗衡它或者採取主動。越來越多的文明人口正尋求佔據新的地盤，擴張生存的空間。如同所有的自然力量，這股潮流無遮無擋。當它湧入了那些有著很好的自然稟賦但當地居民的無能和無知卻使其絲毫得不到利用的地區時，當地的制度也就分崩離析了。
埃及近些年來的為人熟知的情形絕對是個典型的例證。在埃及，原有的制度根本不可能得以延續，這不是由於那些曾長期生活於這些制度之中的埃及人方面的原因，而是因為它們牽涉到了幾個歐洲國家在埃及的利益。英國目前在政治上和行政上都控制著埃及，探討英國在埃及的拓展和存在有無可指責之處，是否經得起純粹的道德家的評判並無意義，就如同討論一次地震的道義性一樣。多方權衡得失，英國的作法大體上還是正當的，它有利於整個世界，尤其有利於埃及人民，不管他們自己對此會怎麼看。
埃及的例子給我們的主要啟示是文明國家不可避免地要接管有關地區的本地居民的權利。在大多數情況下，文明的、高度組織化的國家都侵蝕了它們所控制的土地上的原有居民的權利，我們自己和美洲印第安人的交往就提供了另一個例證。一種權利要想不可分割，它就必須得到應有的尊重，可不幸的是情況並不總是如此。如果一個集團對其所居住的土地的使用狀況給整個世界，尤其是給它的鄰居，有時甚至給它自己的成員造成了損害，那麼它對於有關土地的使用權就不是不可剝奪的。作為例證，看一看吉達的阿拉伯人對於為防止一種致命疾病擴散到始發區之外而採取的整治環境措施的憤怒抵制吧，再想一想土耳其統治下的亞美尼亞人的可怕生活狀況吧。這些情況之所以存在，或是因為其他國家普遍地漠不關心——土耳其的例子就體現了這點；或是因為錯誤的作法有充分的力量為倚靠——就這種情形而言，只有在這種作法導致了毀滅或遭到更強大的力量的汀擊時，權利才會被剝奪。由於世界上如此多的地區依然處於未開化的種族或國家的控制之下，而後者不健全的政治或經濟發展又不能使其認識到所擁有的土地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被廣泛利用；另一方面，在文明國家內，無論政府還是大眾都空餘熱情，缺乏足夠的機會和生計，於是，就出現丁一種後者向海外積極擴張的景象。
當前美國沒有參與這種擴張之中是一件不爭的事實。無論美國政府還是其人民都未在很大程度上為這種趨勢所感染。不過，形勢促使美國必須保證美洲的弱小國家擁有不受大陸之外的國家干涉，沿著自己的道路、依據自己的能力自由地進行政治發展的權利。
美國人民應普遍地認識到，這是美國應主動承擔的責任。這種責任的來源. 不是政治上的樂善好施精神，而是與外來干涉相關的我國的切身利益。列強之所以未對我們的要求給予多少刁難，既是由於美洲地區出現的一些問題對它們並不是至關重要，也是由於我國有著巨大的潛在力量。這種力量極大地加強了我國在洪都拉斯的海灣群島問題或莫斯基託海岸問題等這些並不具備巨大的現實意義的問題上的立場。的確，英國在這些問題上向我們讓了步，雖然是不情不願、磨磨蹭蹭。不過，同樣沒錯的是，它當時完全有能力摧毀我們的海軍，予我國以重創。之所以英國未這樣做，是因為有關的問題從長遠看並不重要，而且它也從政治上的討價還價中比我們得到了更多的好處。話說回來，儘管我國的立場很大程度上已得到了默認，但將來的情形是否會一直如此還需拭目以待。倘若我們要保護其政治自由的那些國家在政局的穩定方面並未取得明顯的進展，而我們的海軍力量還和當初一樣脆弱的話，這就更難斷定了。可以保險地講，如果一個不屬於美洲的國家在西半球試圖進行英國在埃及所進行的那種活動，我們如有能力予以阻止，就絕不會聽之任之，但此外也可以想象，假如我們用以支持自己主張的物質力量強大無可疑問，我們主張的道義力度也許會多少被削弱。
我國的整個歷史以及我國人民的性情表明，我們會尋求和平解決每一個爭端。但是，這樣做將使我們介入新的政治關係之中並可能引發和其他國家的嚴重爭執。決定著政策能否得到最完美執行的一個最關鍵的因素是軍事力量。我們有建立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的潛力，但目前還未擁有一支成熟的、組織得當的力量。華盛頓的避免捲入同盟關係的警告常為我們引用。可是他的要做好戰爭準備的教誨極容易為人們所忘記。世界的一個時代接一個時代的變遷是一部宏大的政治戲劇，而戰爭就是其中一幅暴力性的場景。以戰爭為其表現天地的海軍則是國際事務中有著最大意義的政治因素，它更多地是起著威懾作用而不是引發事端。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根據時代和國家所處的環境，美國應給予其海軍應有的關注，大力地發展它以使之足以應付未來政治中的種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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