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廣州自春天起就陸續出現有瘟疫病人。西醫醫生內勒司在1月16日診視了一個病人，患者高熱，腹股溝部疼痛腫脹。這就是鼠疫。
疫情顯現於2、3月，暴虐於4月至6月。1894年5月16日《申報》報道：粵東保甲總局一位陳性候補道官員，正當強壯之年。3月27日赴局辦公，毫無疾病，回家時傳染上，28日早起感到精神疲睏，剛派人請完假，不料馬上轉為危急，昏迷不醒，多方救治後當晚死亡。
一家有男女八口，一天內死了7人，滿屋屍骸，只剩下一個女孩。一個小偷向女孩索取銀錢，女孩承諾小偷如果幫著料理喪事就把家裡所有的財產全給他。小偷同意了，去外面採購用品，回來後發現女孩也死亡了。小偷於是去搜刮財物，還沒有出門，也疫病發作斃命。
省中文武大小衙門無不傳染，運署最甚，南海縣次之。刻下書差人役竟有遷避一空者。
某ji院五名ji女一日早起都染上瘟疫，請來醫生，二人治好，三人香消玉殞。一時間全城所有ji女四處逃避，ji院為之一空。
《申報》1894年7月9日報道：城廂地方瘟疫大作，兩月之久仍未止息，且傳染之速，尤覺日甚一日。經常在宴飲之際，談笑之餘，席未終而身已亡。
當時有位醫生說：“疫症始於老城，以次傳染，漸至西關，復至海邊而止。起於2月，終至6月，凡疫疾初到，先死鼠，後及人。有一家而死數人者，有全家死絕者。父不能顧子，兄不能顧弟，夫不能顧妻，哭泣之聲，遍於閭里。”
粵海關1895年報告中稱死亡人數為十萬。一位傳教士Wales統計，在陰曆3～6月間，廣州城中售出9萬具棺木。其中雖然不是全部死於鼠疫，但當時肯定也有很多貧民無力購棺。
中醫救疫顯成效
1894年，當時廣州最有名的西醫院，博濟醫院，每年接納住院病人約2000人次，還有一個較大的門診部。但是對於治疫也沒有特效藥。
因此，廣州城中實際治療瘟疫的主要力量是中醫。多數中醫此前也未曾治療過此病，同樣需要從頭開始探索。不過，中醫的優點是歷代有豐富的經驗，很快醫生們就獲得了成功的經驗。
如幾位傷寒派醫家譚星緣、黎庇留、易巨蓀合議本病，認為其表現與古典醫著《金匱要略》中的“陰陽毒”有相似之處，於是以該書中升麻鱉甲湯主治，重用升麻，頗為成功。
還有從其它渠道探索獲得成績的，例如溫病派醫家李朝棟取法《傷寒瘟疫條辨》的治療說：“今歲我粵，瘟疫盛行，餘依法治，百不一傾。”
中醫的療效也得到了西方人的認可，粵海關在報告中說：“初起之時，一經染及，多不能治，故殞命者甚多。迨至將止之際，華醫已經探得病原，亦能設法療治，故痊癒者日見其多。”
廣東新會醫生梁鏡泉在1894年用黃蜞吸血法配合散淤提陽藥治療，效果一般，後來逐步總結經驗，單純用中藥重劑治療，效果非常理想，經驗收載於《疫核醫最易》一書。而廣東高州羅汝蘭在吳存甫的基礎上也發明了新的更有效的治法，他的著作《鼠疫彙編》成為近代流傳最廣的中醫治療鼠疫專著。
由此可見，傳統醫學的豐富經驗與辨證模式，在應對新病種時是有積極意義的。只不過，中醫療效與醫生的辨證能力有很大關係，不像西醫技術標準化易於推廣。
據記載，甲午期間用升麻等藥治鼠疫，一位黎中醫治療百人中得生還者約有七八十，另一位譚中醫有百分之六十，而其他醫生，或不敢用其方法，或用而不當，不如黎、譚遠甚。
對於傳染病來說，醫治其實不是最佳策略。
同樣在1894年遭遇鼠疫襲擊的近鄰城市香港，死亡人數僅有2000多人，公共衛生管制在其中起了關鍵作用，兩地死亡人數對比，突顯了中國內地醫療衛生體制的落後。
在廣州，瘟疫發生時，官府能夠動員的組織力量非常有限，靠衙門的差役只能灑掃監獄而已，傳統體制里根本沒有市政衛生建制來負責街道清潔。（文章摘自廣州文史 南都網——《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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