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那年，农历润十月，我十九岁。
在家乡自古就有这样的说法：“润八月，与主不利；闰十月，与民不利。”当然这个说法我是小时候听大人说的，确切的说，是一九七六年那年听过的。因为那年农历润八月。就在那一年，三位伟人相继离世，百年工业城市唐山一夜之间从地球抹平，二十多万人瞬间消失。可有趣的是，八四年这年二月初一这天，家家户户又在过年。虽说和一个月前的过年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做法上不可同日而语，但“过年”这个说法是有的。细究一番才知道，这样的做法为的是把“与民不利”这一年尽快过去，讨个彩头，从心里“破阵”。
春节刚过不久又到了开学的日子。我在母亲絮絮叨叨的嘱咐中踏上了出门上学的路程。再有半年，三年的高中生活就要结束。母亲的唠叨也无非是“天年不好，遇事多留心”云云，而因病卧床三年的父亲则用早已在部队习惯的行伍语气参合道：“他妈×，狗日的，胡说八道”。
高中的生活，无论在什么时期都是非常紧张的，更何况是高三。那时候的准旗一中虽不及伊盟一中（即现鄂尔多斯一中），但也名声在外。中国是历来不乏口号的国家，“学赤峰，赶准中”就是当时的产物。王翠清、段继芳、郭慧珍、焦雄绥、张俊庭、刘大顺、高外、王振荣……名师如云。生源也不错，每年基层除了极少数去了伊盟一中外，其余优等初中毕业生都挑选至此，周边县市慕名而来的也大有人在。
刚刚步入改革开放春天里的社会，各种思潮涌动。校园的围墙虽高，但也很难抵挡来自社会的各种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署名“潘晓”的一篇文章《人生的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在社会上倍受关注，人们讨论着，思索着。全校学生坐在操场聆听身残志坚的张海迪，北京师范大学讲师李燕杰的报告，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当然，这些名人是不会来准旗的，听的只能是盒式录音磁带。
那年，适逢建国三十五周年。春天，《我的中国心》，《回娘家》，《万里长城永不倒》等这些在春晚上亮相的歌曲忽然红遍全国。学校的大喇叭在每天下午第二节课后总是播放着。国庆期间，《熊猫咪咪》，《风雨兼程》，《飞旋的时代》等又一批歌曲流行起来。那旋律，那唱词，那配器是那么的动听，那么的令我们着迷，就像是刚刚泛白的青苹果在渴望阳光着色一样正中下怀，迫不及待。
那时候，听音乐的途径只有大喇叭或者收音机。宿舍里有几位同学有小的收音机。名为学英语，实则是为听音乐，或者评书。至于电台什么时候播放流行歌曲，那由不得听众，自然是电台说了算。
记得当时电台有个栏目叫《听众点播的文艺节目》。点播的手段除了信件，再无它法。同学当中也就有给电台写信来点播歌曲的。至于电台什么时候收到信件，或者什么时候安排播出点播的歌曲，写信的人肯定无从知晓。唯一的办法是信件发出之后，每天在固定的时间里注意收听广播便是。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听众点播的文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一点钟左右。每到这个时间段，同宿舍的同学们便围在收音机周围。只要从里面传出“下面是准格尔旗第一中学五十三班全体同学点播的《血疑》主题歌”时，所有同学的那个乐呀，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甚至是整个下午，一个班的，外班的，男的，女的，都在询问同样的问题：“听到没，咱们班点播的歌播出了！”
家用录音机那时候刚刚出现。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心里最心仪的家电就是来自岛国的电视机与录音机了。一款“三洋”牌的录音机，外形像砖头，那曾是多少小青年梦牵魂绕的物件儿。有了这东西，想听的歌曲就不仅可以随心所欲的放，而且还能招来周围人羡慕的目光。街上也常有三三俩俩的小青年手里提着更大一点的录音机，里面会传出“喝完了这杯再走吧”的歌声。这种机器更高级，双喇叭，双声道。提这种机器的人，唤作“社会青年”，打扮肯定新潮。长头发，喇叭裤，花衬衫，太阳镜是标配。遇到这种人，人们也不再害怕了。毕竟经过八三年的“严打”，街上已经安份了许多。来自榆树湾的我们，似乎从来也没有怕过什么。“吃石头，屙兰炭”自古是榆树湾人的特点。就连沙圪堵街上的同学，都尽量与之结成同盟，至少互无瓜葛，相安无事。每每遇上这事，我们总会不远不近的跟上一段，让耳鼓里多吸收一点这来自“资产阶级阵营”的“靡靡之音”，因为这种从来没有听过的歌声着实好听。
十八、九岁的年纪，正值青春年少，对着装也在意起来。虽然是在校学生，头发不能过长，但也不能太短。裤口虽不喇叭，但也不能太窄，至少是直筒。老校长靳存仁是不爱看这种打扮的。假如不巧在校园里碰到老头子，那你绝对需要低着头尽快的消失，同时后背会感觉到火辣辣的，因为老校长那有神的目光正在戳着你。
七月流火的季节来到了，每年的高考如期而至。那些年的高考是每年七月份的7、8、9号举行。和往年一样，文史类的考生只能报考大学或大专，高中中专是不接收文史类考生的。但是从一九八五年开始，高中中专接收文史类考生了，我便“有幸”置身于这个关键的时间结点上。人的一生会有许多机会在毫无洞察中与你擦肩而过，即使如何高明，你也无论如何不会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更何况是一年以后的事。
老乡讲话：“二小子踢飞机，马上见高低”。其实所有同学都心里清楚，这“飞机”无需去“踢”，高低早已在眼前放着。从一中历年来文史类考生的录取情况不难看出我们的结果。偌大的一中。每年被录取的文科生寥寥无几。即使考中了，那也是不知道补习了几年的补习生。曾有同学戏称：包师专恐怕是全中国最次的大学了，我不嫌。应届生不补习几年，不剥你几层皮，就连这包师专也很难上，真的很难！
不管怎样，这高考的试卷还是要看看做做的，毕竟读了十一年的书，给自己一个交代还是很有必要的。三天昏昏噩噩的经历之后，卷铺盖卷，彻底滚蛋。
到了八月份，我早已开始了打工生涯。母亲也为我顶父亲的班几次去硫磺厂办公楼找领导。父亲在八零年退休，顶班指标一直给我留着。一天中午，在川大上学的邻居二毛（郜泽民）给我带来了我的高考成绩：三百七十七。期间也免不了鼓励我几句：应届生，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继续补习，明年肯定能成等等。
对于这个成绩，是在意料之中的。可继续补习的想法从我在学校卷铺盖卷时就已经决定了。
不出所料，那一年一中我们俩个文科班只有一个同学得中，就是被那个包师专录取了。其余的同学在开学后，又加入到越来越庞大的补习生队伍里。当然，这些都是后来听说的。
那些年，生在农村的孩子要想走出农村，要么考出去，要么嫁出去，叫做“扒农皮”。可城市户口的孩子就不同了，因为你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终生被“特权”罩着。可当年的硫磺厂，待业青年一茬接着一茬的往上叠加，就像是一中的补习生一样。
那一年，硫磺厂迫于待业压力的重负，斥资十万，换来伊盟技工学校俩个班的招生名额。虽说能解燃眉之急，但终归是狼多肉少，杯水车薪。几千人的大厂经历过近三十年，每个家庭俩个，三个待业的挺平常，更有胜者，四个的也有。但名额每户只有一个。兄妹几个都考上了，你说该让谁走？这还真给这些大人们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对于独苗的我来说，他们的难题只是听听而已，我的工作依然有了着落。九月份填表体检，就等劳动局、经委发文了。
等待发文的日子极其漫长。十一月份的一天傍晚，大喇叭里突然通知，凡待业青年可报名参加全区政法系统招干考试，准旗招五名，分别是检察院和法院。
对于考试我是从来不会惧怕的，更何况带大檐帽总是要比安全帽舒服些。去厂办开介绍信，接着到沙圪堵报名，参加初试。参加考试的原来都眼熟，大多是补习生。十来天之后，厂办的任培义来家说：接旗政法委通知，初试过关。一百五十多应试者录取十名。这十人连同旗政法系统内部的十个职工子弟（这十个人是免初试的），于×月×日去政法委报道，然后去东胜参加复试。
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去东胜，带队的是政法委的李振华。
当年的东胜当然无法与现在相比。盟一中坐落在东胜的东头，一入城便是。坐在班车上，看着早已心仪的校园，尤其那教学楼，极像是躺着的阿拉伯数字“7”。考场是坐落在东胜西头的民族中学。然而，在我眼里，这里俨然是大都市了，因为我看到了真实的红绿灯。考试还是无话可说，要说的是在这几天里，找到了小时候的邻居玩伴荣荣与会平。荣荣在读电大，会平早已工作。他们都是后来大人调过来后举家搬过来的。在这几天里，每天都跟着他俩满大街溜达，榆树湾人向来不是怕生的。
至于这次考试的结果可想而知，直至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考了多少分。这也许是“特权”中的我给更大的“特权”无端的陪了一回桩。
就在这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路遥的《人生》被搬上了银幕，在全国公映。看着故事里的高加林，我怎都觉得先生是在写我自己。无论是年迈的父母，还是自己此时的处境。比来比去但是终于比出一样不同：高加林还有巧珍在深深的爱着他，撕心裂肺般的。可我却没有，什么也没有。从电影院走出来的那一瞬间决定，我要奔“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去了！
近几日庚子鼠作祟，十几亿人被窝在家里。零零散散的写了这么多，无非是给独斟独饮的自己来拼凑一小蝶下酒的小菜，无非是和镜子里的我感慨一番而已。
一九八四年离开我已经很久了，尽管没发生什么大事。或许“与民不利”的魔咒早已被百姓“破阵”。但在那一年所发生的事怎么也不会忘却。
一九八四年，我十分怀念它。
周子瑜，1965年生人，高中学历。早年工作于准旗水泥厂，1998年转制时下岗开始创业，从事机械加工业至今。酷爱文字，尤其诗词。眼观人世间善恶美丑或凄凉无助，或上窜下跳；身受红尘里花红柳绿亦瞬间感动，亦愤怒难平。用文字记录世界，用标点留住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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