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歌君按

1900年的布達拉宮（蒙古攝影師貢博扎布·採別科維奇·崔比科夫拍攝）

鴉片戰爭以後，英俄等西方列強覬覦西藏，誘使西藏上層統治集團與清王朝為敵，企圖推動西藏與祖國隔絕，分裂傾向日趨明顯。清廷在西藏地區的經略決策不得不為之一改，將以前羈縻康區的土司制度終結，大力推行“改土歸流”，這一政策的實施既防止了英俄等西方列強染指西藏，企圖分裂西藏的危險，又維護了清政府國家領土和主權的完整，為祖國西南內陸邊疆的穩定奠定堅實基礎。

長歌君探

一、清末西藏面臨西方列強英俄分裂的危機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後，清政府出現了全年的邊疆危機，其中沙俄和英國在清政府西部邊疆策劃了一系列的陰謀活動，企圖侵吞蠶食清政府邊疆領土。英俄更是為了維護自己國家在清政府西部的利益，加強了對西藏的爭奪。

沙俄一直對西藏虎視眈眈

我們陛下的腦袋中有宏大的計劃，為俄國爭奪滿洲……還想把西藏併入本國。——沙俄陸軍大臣庫羅巴特金

為了加緊對西藏的侵略，沙俄更是挑撥西藏統治階層與清政府的關係，致使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十三世達賴與哲布尊丹巴在俄國人的誘使之下，派人至沙俄簽訂密約，建立西藏與沙俄的密切聯繫。使得西藏很有可能出現一夜之間成為沙俄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危險。西藏作為清政府西南內陸邊疆的門戶，一旦被沙俄控制，西南門戶大開，其後果不堪設想。

英國入侵西藏版畫

就在沙俄染指西藏的同時，英國也趁火打劫，加緊了對西藏的爭奪。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英國藉口清政府未履行商約，“出兵拉薩，干涉藏事，繼而進侵純屬我內部川邊界務。”

《拉薩條約》簽訂

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英國趁日俄戰爭，沙俄無暇顧及之時，武力入侵西藏，迫使以甘丹池巴為首的西藏地方政權在布達拉宮簽訂了不平等條約《拉薩條約》，進而公開扶植西藏獨立分子，以推動當時所謂的“西藏獨立”。此外還有美國、法國、意大利、德國等西方列強也派“傳教士”等諸多名義染指西藏。

傳教士充當列強入侵西藏的密探

外人覬覦邊荒，藉口傳教，譬諸水銀洩地，無孔不入。現在巴塘、理塘、霍爐等處以及各土司地方，法英教民日漸增多，據我邊界，擾我藩籬，虎視眈眈，要挾無厭，如蝗蟲入境，不食盡不止。——時任打箭爐同知李之珂語

在英俄勢力進入西藏以後，一時之間，西方列強在西藏的傳教活動隨即猖獗。在傳教活動的掩護下，西方列強還不斷間接或直接挑撥藏區與中央政府的關係，策劃西藏地方政府與清政府為敵，以此在西藏獲得更大的勢力範圍，神聖的祖國領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急存亡之秋。

從印度入侵西藏的英軍逼迫藏民為其帶路

該洋人絕非這一西藏，迨暗藉以此通四川大道耳。夫四川通商前，本有重慶之約，特因彼之輪船不便行使，故未能舉行。今乃另出一計，又乃欲於重慶後路別開一隙，以逞其謀。設藏路一開，則四川全境俱失，川中一失，則四通八達，天下藩籬之盡壞。——四川總督丁寶楨奏稱

西方列強對西藏的染指，使得西藏成為最有可能被西方國家撕裂危險的地區。為防止西方國家的干預，清政府顯然不能坐視西藏這一形勢的鉅變，必須改變以前在西藏實施的土司制度，於是實現新一輪的“改土歸流”，自然成為在弦之箭不得不發。

二、清末西藏土司制度的複雜與隱患

德格土司澤汪登登像

早在在清朝前期，朝廷就在西藏實施過局部的“改土歸流”，但由於當地生態背景複雜而多樣並存、民族文化與內地差異太大、政治上延續著政教合一的傳統等諸多因素，始終無法在西藏大規模建構直接統治機構，為此只能延續土司制度略加羈縻，通過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長官司、千戶、百戶等六種土司統轄管理。管轄西藏的土司可歸納為正宣慰司、德格二宣慰司、巴塘宣撫司、裡塘二宣撫司四大系統，和藏區各地喇嘛共同構成統治階層。

清末藏區僧侶與英國冒險者

數年以來，巴塘、理塘及惑爾、瓦述等十餘土司，皆以川省威令不行，相互依附瞻對。該藩日益驕恣，直欲各土司盡歸所轄。故連年侵佔明正土司，尋釁構兵。——《鹿傳霖密陳瞻對亟應收回改設流官疏》

到了清朝末年，隨著英俄等西方列強對西藏的滲透，西藏形勢為之鉅變，藏區土司如果屈從於西藏地方勢力，就有分裂祖國的風險。如果這些藏區土司被西方列強所唆使，隨之演化為清政府西南邊防的大患。故而根據清政府加強西南國防的需要，對西藏土司管理地區實施“改土歸流”，是順應時局的變化而做出的積極回應，就其實質而言，這並不是對西藏土司制度本身的否定，而是對西藏地區管理需要而採取的臨時對策。

三、清末西藏“改土歸流”的過程

趙爾豐

光緒三十年，鳳全“充駐藏幫辦大臣。行抵巴塘，見土司侵細民，喇嘛尤橫恣久，蔑視大臣。鳳全以為縱之則滋驕，後且嬰患。因是，有暫停剃度、限定人數之議。喇嘛銜之深，遂潛通土司，嗾番匪播流言，阻墾務，漸至戕害營勇，燔教堂，勢洶洶。鳳全率衛兵五百人往，至紅亭子，伏突起，戰良久，被害。”——《清史稿·鳳全列傳》

清末西藏“改土歸流”因於“巴塘事件”，“巴塘事件”鳳全被害後，清政府感到事關重大，乃命川督馬維騏、建昌道趙爾豐會同“剿辦”，從而揭開了西藏大規模“改土歸流”的序幕。當年七月巴塘事件平定後，趙爾豐留辦善後事宜，從此在西藏著手推行“改土歸流”政策，直到“辛亥革命”爆發前夕。

從公元1905年至1911年，趙爾豐在西藏的“改土歸流”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段。

第一時段是從1905年起，趙爾豐先後在康南地區的巴塘、理塘、稻城、鹽井、池河等地進行“改土歸流”。趙爾豐以藏邊的康壩，接壤川、滇、藏，受制於《英藏條約》，提出了經營康壩，以拱衛川滇之策略，為清廷奏準。被朝廷認可後，並付諸實施。這時理塘土司四郎佔兌勾結鄉城桑披寺喇嘛普中扎哇，聲言攻打巴塘、裡塘。然與趙爾豐鄉城一戰被擊敗，廢喇嘛首領普中扎哇，四郎佔兌走死。趙爾豐通過對巴塘、裡塘的“改土歸流”，川邊南路悉平，西藏康區三分之一的土司領地，直接收歸清廷管轄。

第二時段

川軍鍾穎部入藏

第三時段是從公元909年10月趙爾豐派邊兵護送川軍鍾穎部入藏，邊兵由大道越魯貢拉大雪山，直抵工布江達、嘉黎等地，先後在貢覺、科麥、察隅、三巖、得榮等地設治。1911年3月，趙爾豐調任四川總督，在返回成都途中，協同傅嵩炢沿途收繳殘餘土司的印信，平定了明正土司叛亂，將明正土司領地改為瀘定、九龍、道孚、丹巴四縣。至此西藏康區土司第一次實現了較為全面的大規模“改土歸流”。

反映西南地區“改土歸流”的油畫

據統計，從公元1905年至1911年的六年間，趙爾豐在西藏康區“改土歸流”，廢除了明正、德格、巴塘、裡塘、瞻對、察木多、乍丫等大小土司及其地方勢力，並在昌都以西，北至三十九族地區，南至桑昂曲宗的廣大地區，都改派流官加以治理，設置州府縣30餘處。

四、清末西藏“改土歸流”的評價

清末在西藏推行的“改土歸流”也有不足之處，趙爾豐為加快“改土歸流”的速度和穩固“改土歸流”的成果，部分地區採取了武力鎮壓、改派滿漢官員等政策加強統治，甚至明令各族僧俗百姓，不許再聽命於本地土司和上層僧俗頭人，增加了民族隔閡和矛盾，反而增加了西藏邊疆民族地區對清政府的離心力。同時也存在操之過急，漠視藏族人民的信仰，無視清廷西藏管理政策的延續性，更有甚者希圖通過移民實邊的辦法儘快落實“改土歸流”的成效，違反了因地制宜的施政準則。隨著辛亥革命後清廷對藏區脫控，趙爾豐被革命黨人處死，西藏地區的“改土歸流”被終止， 加上西方列強對西藏事務的染指，為以後的西藏政務管理留下諸多後遺症。

趙爾豐被處死

當然，趙爾豐在西藏推行“推行改土歸流”的過程中，還在生產、交通、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勘探礦藏、修築公路（打箭爐至察木多）；創辦官立義務學校，採取漢化教育政策，要求五六歲的藏族兒童入學讀書，使用漢文教學（據統計從公元1907年至1911年，趙爾豐在川藏邊上創建學堂共200餘所），同時還倡導改變藏區婚俗、服飾等，這一系列措施無疑對於鞏固中央政府在西藏邊疆地區的統治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長歌君觀

美麗的布達拉宮

清朝末年，英俄等西方列強染指西藏，企圖控制西藏，加上西藏康區地方土司發生騷亂，為了穩定西藏局勢，清政府別無選擇，只能再次大規模的在西藏實行“改土歸流”，為西南內陸邊疆的穩定所做最後努力。此次“改土歸流”規模大、範圍廣、政治變革空前，使得清政府對西藏特別是康區實現了直接統治，為清政府西南內陸邊疆的穩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維護國家的統一作出了積極貢獻。

1. 清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2. 清末川滇邊務檔案史料（上）[M]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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