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是一个传统的佛教国家，具有悠久的佛教历史。相传距今2500年前，佛陀初成正觉，缅甸商人帝富沙、跋梨迦兄弟从欧格拉巴（今仰光）出发，到印度经商，途中遇到佛陀在山檨子树下说法，二人闻法解悟，遂接受皈依。回国后，他们将释迦牟尼所赐佛发八根埋在仰光德固达拉岗，并建造佛塔供奉。据称，如今的佛教圣地仰光大金塔就是在当年该塔的基础上，经历代加高修葺而成。
现今的仰光大金塔
上述事件无考古材料直接佐证，多数学者认为佛教传入缅甸的时间是公元前3世纪，而南传佛教在缅甸得以广泛传播的时间是公元5世纪。发展至今，佛教已在缅甸人心中深深扎根，并影响到缅甸社会的各个层面，缅甸的国家政治也与佛教息息相关，使缅甸成为当今世界为数不多的深受佛教影响的国家之一。
一、佛教在缅甸地位举足轻重，佛教思想长期影响作为佛教徒的国家领导制定并实施政策
1057年，建立缅甸第一个统一封建王朝的阿努律陀王率军南下，攻克南部孟人国家，取得佛教三藏经，带回大量僧侣，始尊佛教为国教。此后历代，佛教都被缅甸统治者视为加强统治的工具，当政者为维护自身权力，转移国内矛盾，凝聚民心，往往将民族主义与佛教教旨相结合，以此巩固统治地位。佛教与缅甸政治紧密结合，甚至一度达到政教合一的地步。
1948年缅甸独立后，宪法规定“国家承认佛教为联邦大多数公民的宗教的特殊地位”，恢复了佛教在英国殖民时期被废除的国教地位。1962年，奈温接管缅甸政权之后，对于前吴努政府把佛教定为国教非常不满，取缔佛教特殊地位，实行政教分离，不允许佛教干预政治，并试图建立僧团管理制度，干预佛教寺庙的自治。但与此同时，奈温的治国理念也受到佛教思想深刻的影响。奈温政府颁布《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的哲学——人和环境相互关系的理论》，将之作为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领导国家的指导思想。而该思想即源自佛教，认为“依次有彼生，此生故彼生”，物质和意识相互依附、相互影响，这其中渗透着佛教的轮回和无常思想。可以说，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推行的“社会主义”实即“佛教社会主义”。1988年缅甸因经济崩溃和政局不稳，爆发大规模反政府运动，标志着该理论的彻底失败。
1988年缅甸全国动乱
当前，虽然缅甸实行的2008年宪法已删除将佛教定为国教的规定，明确“如果与社会治安、公民道德、公民健康以及与本宪法其他条款不相冲突，每个公民在宗教事务方面享有自由主张和自由信仰的权利”。但在当今缅甸政坛，上到国务资政昂山素季、总统吴温敏、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等国家领导人，下到政府部长、公务员，几乎全是虔诚的佛教徒。每年逢重大节庆，国家领导人都会前往寺庙向高僧布施，或短暂出家修行，为国家积累“福报”。佛教也业已成为左右缅甸执政者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昂山素季是影响缅甸政坛的重要一极，佛教思想贯穿其参政以来的所有理念，并形成一套完整的佛教政治思想体系。作为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将佛教中轮回、缘起性空、无我、众生平等概念与缅甸政治相结合，并借此阐释其对民主、人权、自由、政治权力、斗争手段等方面的看法，利用佛教进行政治思想本土化，推动广泛信仰佛教的民众参与民主运动，改造缅甸社会，推翻军政府统治。例如，昂山素季在其政论文章《人权与缅甸》中写道，“作为缅甸传统文化基石的佛教，恰恰将最大的价值寄托在人身上，在芸芸众生中，唯有人能够达到佛的至高无上境界，每个人都蕴藏着潜力，人的生命是无限宝贵的”；“专制政权却不承认人是国家的宝贵成份，以为公民不过是没有个性没有头脑可任意摆布的群氓”。昂山素季借此宣扬人权，解放思想，激发民众抵抗专政政权。
昂山素季在被软禁期间学习佛经
作为国家领导人，昂山素季的治国理念中也包含大量佛教因素。例如，昂山素季以佛教中“自我牺牲”“廉洁”“朴素”等标准衡量政府官员，杜绝腐败，厉行节约。美国学者亨廷顿研究认为，“现代民主国家的建立大多与基督教文明相关，而昂山素季与缅甸的实践，提供了一个以佛教思想为基础的国家也可以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案例”。
然而，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于2016年执政后，经济发展表现欠佳，执政能力备受质疑。这也与佛教中无为（证得解脱、证涅盘果），因果轮回（本世的难源于前世的业），空（万法皆空、脱离实体实相）等思想不无关系。昂山素季在其政论散文《菩提树下最清凉》中阐明，“我是佛教徒，我相信因果律；统治者要给人民提供和平与安全的保护，就必须遵从佛陀的教诲。这些教诲的中心是真、善与仁爱”。但实事求是地讲，在缅甸刚实现由长期专治统治转变为“民主国家”的关键历史时期，更需要一个“狼性”政府和威权强人，以确保能全力应对国家政治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舆论过度自由、经济发展乏力、分裂势力日渐猖獗、民族凝聚力欠缺等重大挑战。而昂山素季的佛教世界观和政治观显然已成为缅甸现代化进程中的拖累。挪威奥斯陆和平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纳尔森曾撰文称，“佛教民族主义干预政治，将威胁缅甸的民主转型”。
敏昂莱佛事活动
缅甸政坛的另一重要力量——军方及其领导人，也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缅海军基地内均专门设有佛堂，供奉掌管天气和旅行的高僧辛欧巴勾的塑像，每次舰船出海训练前，海军领导人都会前往礼拜，祈求出海平安；基层部队军营中均设有佛龛，部队作息安排中设有专门的礼佛时间。总司令敏昂莱、三军司令等高级官员经常亲赴寺庙剃度，进行一周至一月的修行，这在世界军队领导人中实属罕见，也说明佛教对缅军领导人影响之深刻。2019年10月，缅甸佛教青年会向敏昂莱颁发荣誉勋章，并任命其为该会终身荣誉主席。同时，缅甸国防军司令部设有专司“政治思想工作”的群众关系与心理战局，该部门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宣传战斗思想，以防止部队因受佛教仁爱思想影响战斗力懈怠。
二、僧侣作为一支独立、中立的政治力量，广泛参与并影响国家政治
僧侣是佛教三宝——“佛法僧”之一。作为缅甸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的精神依靠，僧侣本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长期以来形成了出世参与甚至干涉政治的传统。
缅甸现任僧王库玛拉·毕万萨长老
英国殖民期间，以佛教为代表的缅甸传统文化地位下降，佛教丧失国教地位，随着民族独立和爱国主义思潮的高涨，缅甸僧侣不断涉足政治，成为反殖民统治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南传佛教的思想和理论在缅甸社会拥有最广泛的民间基础，进步僧侣及知识分子将其中“众生平等”等思想与“反对奴化、享有平等权利”等政治理念融合，激发人民反殖民统治的觉悟，汇聚和调动大量民间力量。曼德勒佛教复兴会、仰光学院佛学会等相继成立。1906年在仰光成立的缅甸全国性的先锋组织“佛教青年会”，领导各地300多个分会的运动，成为缅甸近代第一个民族主义组织。随着越来越多受过近代教育的青年加入，以及人民的政治觉醒，该组织也转变成为政治组织，并直接促使缅最大政治团体——缅甸人民团体总会于1920年建立，在独立运动中起到中坚作用。1930年全国抗英大起义“塞耶山起义”也是在佛教思想影响下的一次农民反帝反殖民起义。起义者将一些寺庙作为秘密会址或起义中心，不少僧侣拿起武器投身起义队伍。吴欧达玛、吴维萨耶等高僧积极参与抗英斗争，被捕后在狱中绝食而亡，成为缅甸人心目中的英雄。僧侣对缅甸摆脱殖民者、重获独立起到了积极作用。
2007年袈裟革命
近年来，僧侣参与缅甸政治的典型案例是2007年的“袈裟革命”。当时，由于不满政府突然大幅度提高燃油价格，仰光市民开始零星上街游行抗议。此后，转为僧侣带领民众上街游行抗议。活动蔓延至仰光、曼德勒、木各具等地，示威活动顶峰时，一个城市就有10万余人，其中僧侣2万多人。作为佛教信徒的军警由于顾及僧侣，并未立即实施大规模暴力“清场”，导致事态急剧恶化，军政府险些丧失政权。此后，军政府在宵禁令无果的情况下，采用暴力手段驱散游行示威队伍，造成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由于僧侣在这次游行示威活动中发挥了主力军和领导者的作用，西方一些媒体称之为“袈裟革命”或“藏红花革命”，将其视为颜色革命的一种。
僧侣要求警察道歉
2012年，部分民众和僧侣受反对派势力唆使，前往中缅合资的莱比塘铜矿项目工地闹事。缅甸警方使用催泪瓦斯驱散抗议者，导致部分僧侣被严重烧伤。此事迅速激怒了缅甸佛教界，部分激进僧侣率领示威者多次到中国驻缅使馆前抗议。此后，中国使馆和企业积极做缅甸僧王（全国僧侣委员会主席）的工作，缅甸宗教事务部长、内政部长均出面向全国僧侣道歉，事态才逐渐平息。
僧侣呼吁停止若开邦军事冲突
缅甸僧侣不同于其他国家僧侣，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而这些特点也决定了其具有参政、干政的天然优势。一是僧侣拥有崇高社会地位，是缅甸广大农村地区传统教育、司法的执行者（农村的启蒙教育、民事案件初步调停均由寺院完成），极易在民众中产生广泛影响力。二是僧侣立场自由，且大部分政府官员是佛教徒，缅甸政府对僧侣的支配力相对较薄弱。三是缅甸民众每日均要对僧侣布施，时常要到寺庙聆听僧侣劝诫，为僧侣传播政治思想、汇集支持者提供了土壤。
三、深刻信仰佛教使缅甸从政府到民间对其他宗教、少数民族缺乏包容
长期以来，缅甸佛教信仰与现世权力紧密结合，而由此形成的意识形态排他也逐渐显现出侵略性和攻击性。历史上，缅甸占绝对多数的佛教徒屡屡与作为少数派的穆斯林发生冲突。缅甸政府虽从1962年就废除了宪法中关于佛教是国教的规定，但并没有拿出切实措施缓和宗教矛盾。
缅甸殖民时期埋下宗教矛盾祸根
2013年，密铁拉、曼德勒、仰光多地爆发佛教徒与穆斯林间的宗教冲突，造成数十人死亡，数千人流离失所。近年来，缅甸国内甚至出现反对穆斯林的佛教极端运动和组织，如“969运动”以及“保护佛教与民族协会”（也称作“马巴达”)，并形成一种“宗教沙文主义”。其中的代表人物维拉图，屡次在公开讲经说法中煽动信众“合力驱除生儿育女数量超过佛教徒的穆斯林”，“不要让缅甸步印尼的后尘，从一个佛教国家沦为伊斯兰教国家”。在其鼓动下，佛教徒开始大规模抵制穆斯林生产的商品，部分暴徒还杀害多名无辜穆斯林。美国《时代周刊》曾将维拉图称作“佛教恐怖分子”。
维拉图登上《时代周刊》封面
近几年一直困扰昂山素季和缅甸政府的若开问题，也与佛教和少数宗教族群的矛盾有关。若开邦位于缅甸西部，与孟加拉国和印度接壤。长久以来就有南亚裔穆斯林群体“罗兴亚人”进入当地生活，并逐渐对当地若开族、缅族等信奉佛教的原住民造成挤压。一些佛教徒开始搬出原住地，造成罗兴亚人逐步“吞噬”若开邦领土的现象。2012年5月，1名若开族女子被3名罗兴亚人强奸并杀害，此事被一若开民族文化保护组织称为“穆斯林为消灭若开民族而进行的阴谋”，呼吁民众保卫民族并反击，随后宗教矛盾在全国多地蔓延。
2012年若开邦宗教冲突
2016年若开问题更是升级为恐怖主义袭击，境外恐怖组织“罗兴亚救世军”（ARSA）鼓动罗兴亚村民向缅甸警方发动暴力攻击，造成多名军警死亡。此后，该组织还在若开邦实施多起针对佛教徒平民的袭击、绑架。但部分舆论媒体只看到缅甸政府对若开邦民众的“偏袒行为”，一些西方国家更指责缅甸在若开邦违反人权，并用“种族清洗”“种族灭绝”来形容缅甸政府和军队在若开邦的行动，昂山素季因此遭受国际社会巨大压力。2019年，冈比亚向国际法院提起对缅甸的诉讼，指控缅甸政府“实施和纵容迫害罗兴亚人行为”，违反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请求国际法院下达临时措施指示，对罗兴亚人的权利提供保护。随后，昂山素季亲赴海牙出席国际法院听证会，回应指控。目前，若开问题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已成为一个影响地区安全的国际问题。
昂山素季赴海牙出席听证会
缅甸有句俗语叫“做一个缅甸人就是做一个佛教徒”。佛教徒占缅甸总人口的85%-90%。出于自身信仰和文化的原因，即使是被大多数缅甸人奉为“民主女神”“慈爱素妈妈”的昂山素季，也不会背叛自己的宗教和大部分人民，对穆斯林投以更多关注。昂山素季在组建政府时虽然考虑了民族和宗教比例上的问题，但议会两院委员会主席、政府部长等均无穆斯林担任，甚至没有一个议员来自于穆斯林政党。上层的态度导致缅甸佛教徒对非佛教徒的尊重和包容度很低，极易因微小民事纠纷激发族群和宗教矛盾。这种宗教上的分裂，虽然因双方数量、实力对比悬殊，很难导致缅甸社会出现大规模动荡，但会阻碍缅甸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甚至成为民族冲突、国家分裂的源头。
缅甸宗教矛盾导致冲突
四、佛教交流是缅甸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影响缅甸的外交政策
在南传佛教界，缅甸、泰国、斯里兰卡具有重要地位，这是少有的缅甸能在世界处于中心位置的领域。约公元前3 世纪，佛教从印度传出，向南传播到锡兰（今斯里兰卡）、金地（今缅甸泰国交界处）等地。锡兰将南传佛教系统化后，相继传往缅甸、泰国，继而传往老挝、柬埔寨及中国云南部分地区。南传佛教在缅甸和泰国繁荣鼎盛之时，锡兰佛教却几度濒于毁灭。缅甸高僧后又将佛教传统传回锡兰，保证了佛教在锡兰的延续。可以说，佛教传入缅甸及在此兴盛的过程也是缅甸与斯里兰卡、泰国等国开展人文交流的过程。佛教交流成为古代缅甸除经贸外，又一与外界往来的重要手段。
1871年，缅甸贡榜王朝的敏东王召集第五次佛经结集；1954年，缅甸总理吴努召集第六次佛经结集，使缅甸成为近代唯一举行过佛经集结的国家（据斯里兰卡《大史》记载，第四次佛经结集于公元前232年在锡兰举行），确立了缅甸在南传佛教界乃至世界佛教界的中心地位。
缅甸在佛教界的重要地位有利于其通过佛教交流促进国际交往。佛教成为缅甸与其他佛教国家开展民间交流的主要领域和基石，进而影响到缅甸的官方外交。缅甸封建王朝蒲甘与中国元朝发生战争，元军攻克蒲甘北部，缅王弃国都而逃（该王被后世戏称为“德由别敏”，即见到中国就逃跑的国王）。1286年，缅甸高僧信第达巴茂克远赴中国元朝京都大都，亲见元世祖忽必烈，劝其撤回元兵，为结束缅元战争、恢复中缅邦交功不可没。
元朝和蒲甘发生战争
近现代以来，佛教交流始终是中缅文化交流中的一条主线，佛教成为加强两国外交联系、巩固中缅友谊的重要纽带。应缅甸政府要求，中国佛牙舍利先后于1955年、1994年、1996年、2011年4次赴缅甸供奉瞻礼，2013年中国佛教协会向缅甸仰光大金塔捐赠3尊佛牙舍利等身塔副本。每次佛牙舍利到访缅甸，均受到上百万民众膜拜，并加深了中缅两国佛教徒亘古长存的法谊，提升了缅甸人民对中国的认同与好感。“佛牙外交”成为联系两国佛教信众的黄金纽带，对中缅关系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是民间外交助益官方外交的突出表现。
中国佛牙舍利赴缅甸供奉瞻礼
缅甸政要历来重视佛教交流。丹瑞、吴瑞曼、吴登盛、昂山素季、敏昂莱等缅甸领导人访华，均要求到北京灵光寺或西安法门寺朝拜佛牙、佛指舍利。2012年，缅甸政府向洛阳白马寺捐建一座缅式风格的金塔，作为中缅两国人民友好的象征，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与此同时，缅甸与泰国、斯里兰卡、印度、尼泊尔等国的佛教交流也是其开展人文交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在正常的双边关系中增添了一层文化亲近感和共同语言。缅甸的外交政策倾向于利用佛教交流增进与中国及上述其他国家的了解与互信。这对维护地区团结稳定、深化区域经济合作、促进互利共赢、实现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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