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遊戲人間，反被人間遊戲了我！”
寫下這句有點類似繞口令式的話時，與林徽因齊名的民國著名才女廬隱，也許已經意識到，這也是她人生和婚姻的真實寫照。
清朝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5月，廬隱出生在福建閩侯一個官宦家庭，這時她還叫黃淑儀，或者是黃英，按照家裡的條件，她原本是一個千金小姐的命，但從第一天就出現了波折。
少女時的廬隱和同學
原來，就在這一天，廬隱的外婆去世了，傷心欲絕的母親認為不幸是女兒帶來的，轉手就把她交給奶媽去餵養，廬隱也因此從小就缺少了父母的愛。
幾年後，廬隱的父親前往湖南長沙擔任知縣，她這才回到父母身邊，但仍然得不到父母的疼愛。
清朝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廬隱的父親在長沙去世，5歲的廬隱此時並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但生活顯然更加艱辛難過了。
母親很快帶著廬隱到北京投靠外公，雖然當時已經興起了女學堂，但因母親厭惡，廬隱沒有得到讀書的機會，只是在家裡由沒什麼文化的姨母充當啟蒙老師。
5年後，廬隱才被送去慕貞學院讀小學，但這段時間她身體非常不好，先是腳生瘡，差點成了殘廢；接著肺管破裂，吐血不止，能活下來實在是九死一生。
這樣的經歷，讓廬隱更加珍惜讀書的機會，擺脫這個她想愛又沒法愛的家，清朝滅亡後，廬隱在兄長支持下，努力考上高小，不久又考取師範預科，最終考入女子師範學校，徹底改變了舊式女人的傳統命運。
這時的廬隱已經是個少女，偶然的機會，一位長相斯文的表親林鴻俊走進了她的生活，兩人互生情愫。
不久，林鴻俊正式向廬隱家提出婚約，就像所有的家長一樣，廬隱的母親和兄長也認真對林鴻俊進行了考察，發現這個年輕人學歷不高，家底又薄，就拒絕了這門親事。
廬隱很憤怒，正在叛逆期的她已經分不清是自己愛林鴻俊，還是對母親和兄長從小強加給自己的一切足夠厭煩，衝動之下她給母親寫了一封信，表達了自己要跟林鴻俊在一起的決心：“我情願嫁給他，將來命運如何，我都願承受。”
這些年來母親太瞭解這個女兒的倔脾氣了，她知道沒辦法阻止廬隱，決定答應兩人在一起，但也提出一個條件：只有廬隱大學畢業後，才能舉行婚禮。
廬隱無法理解母親的深意，因為當時早婚現象其實還是很普遍的，但她也知道這是母親最大的讓步了，點點頭答應了。
廬隱
1916年，廬隱中學畢業，因當時大學不招女生，在家人和朋友的介紹下，她先後被北平公立女子中學、安慶省立安徽女師附小、開封女子師範等校擔任教員，但或因不適應，或因環境保守，都沒能做長久。
3年後，招收女大學生的學校多了起來，廬隱決定繼續圓自己的大學夢，還真考進了北京女師大國文部。
當時正值“五四”新思潮，廬隱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響，她積極擁抱各種新事物，加入學生會，參加各種社會實踐活動，還作為女師大福建同鄉會代表，到北大、師大與很多男人一起開會，在這樣的氛圍裡，廬隱的眼界越來越開闊。
1920年，廬隱發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說《一個著作家》，首次以廬隱做筆名，意為“隱去廬山真面目”。
這時，廬隱終於明白了當年母親的良苦用心，她發現自己跟之前訂婚的林鴻俊已經無法交流，兩人沒有共同語言，婚後痛苦成了大概率事件，於是廬隱主動要求解除了婚約。
和很多那個時候的新式學生一樣，廬隱也愛上了一個優秀的男人，他就是跟廬隱同歲的福建閩侯老鄉、北大哲學系才子郭夢良。
然而，郭夢良早已有了家室，而且跟夫人林瑞英的感情也很好，但廬隱用情很深，她沒有避諱其他人的冷眼，還是不管不顧地跟郭夢良走到了一起。
1923年，廬隱和郭夢良南下上海舉行了婚禮，對廬隱來說，這是一段得不到祝福的姻緣，更讓她難過的是，婚後生活並沒有想象中那麼理想，她在困頓半年後，把思緒訴諸筆端，寫下了《父親》、《秦教授的失敗》等短篇小說，第二年女兒郭薇萱出生。
又過了一天，天大的噩耗襲來，風華正茂的丈夫郭夢良病逝了，苦悶無依的廬隱只好帶著襁褓中的女兒，扶柩回到郭夢良的福建老家。
郭夢良的母親是一個非常傳統的舊式女人，她對廬隱這個小媳婦的態度很嚴苛，廬隱無法忍受這樣痛苦的生活，一年後又帶著女兒回到了上海。
廬隱先是在大夏大學附中任女生指導員，一年後又去了北京，先後擔任平民教育促進會編輯、北京師大附中老師，日子過得清貧而充實，但她仍然無法忘記亡夫郭夢良，似乎這一生，再也沒有男人能夠走進自己的世界。
1928年3月，廬隱認識了畢業於清華大學的青年詩人李唯建，兩個熱愛文學的人很快熟悉起來，李唯建比她小9歲的，稱廬隱為“姐姐”、“心靈的姐”，廬隱的心情也慢慢好了起來。
隨著兩人關係日益密切，李唯建主動向廬隱表達了自己的愛意，但廬隱卻猶豫了起來。
經過過兩次不完美的婚戀，女比男大9歲，這兩項隨便拿一個出來，在現代社會都會有爭議，更何況是在民國初期，更是容易引發外界非議，廬隱思前想後，拒絕了李唯建。
李唯建是一個非常樂觀的詩人，他沒有放棄，還是繼續向廬隱求婚，並多次勸說她：“我以為你太注意世人的批評。世人的議論只是一種偏見，我們又何必看重他們的淺見呢？”
廬隱猶豫了，面對李唯建熱烈的愛，她說出了自己的心裡話：
“我從來沒有遇到過對我人格的尊重和清楚更甚於你的人，換一句話說，我自入世以來只有你是唯一認識我而且同情我的人；因此我願為你受盡一切的苦惱。”
這次結婚自然又得不到親友們的祝福，但廬隱還是下定了決心：“讓我們是風和雲的結合吧。我們永遠互相感應、互相融洽，那麼，就讓世人把我們摒棄，我們也絕對的充實，絕對的無憾。”
1930年8月，廬隱辭了職，帶著李唯建東渡日本，寄居在東京郊外，日子雖然清苦，但兩個人的感情非常甜蜜。
廬隱夫婦
到了年底，廬隱和李唯建沒法維持在東京的開銷，只好回到中國，寄居西子湖畔。這期間，廬隱寫了不少中短篇小說，其中《玫瑰的刺》寫得正是兩人在杭州的生活，字裡行間都能看得出他們的快樂。
1931年，廬隱夫婦又到了上海，在朋友介紹下，廬隱到工部局女中教書，李唯建則到中華書局任編輯，兩人的女兒李瀛仙也在這一年出生。
在上海的3年，廬隱在創作上有了重大突破，李唯建也發表翻譯了不少詩文，並與徐志摩、沈從文等知名文化人建立了友誼。
1934年5月，廬隱突然因盆難產去世，年僅36歲。此時，她已經是文壇上名氣很大的女作家，很多人都覺得非常惋惜。
廬隱還曾說過這麼一句話：“我就是喜歡玩火，我願讓火把我燒成灰燼。”而她的一生也恰恰是這麼決絕，她一直在追求屬於自己的生活，但卻始終沒有找到真正的方向，認為人生“比作夢還要不可捉摸”，再加上生活始終清貧，更增加了一種悲哀的情愫。
真正瞭解廬隱的朋友，對她有著發自內心的愛和關心，同時代女作家蘇雪林曾評價：
“我平生最瞧不起鋒芒外露或浮而不實的人，對於廬隱不僅不討厭，竟反十分喜歡。這中間有兩種原因：一則佩服她敏捷的天才。二則廬隱外表雖然飛揚跋扈，不可一世，甚或驕傲得難以教人親近，其實是一個胸無城府、光明磊落的人。”
廬隱離開了這個讓她痛苦又興奮的人間，但她的倩影和文字，將永遠留在後人的記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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