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檢察日報》第1、2版）
專訪解剖首例新冠肺炎患者遺體的法醫劉良
3月4日，國家衛生健康委下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法醫學系教授、湖北省司法鑑定協會會長劉良看到這份最新的診療方案後，在他的微博賬號“法醫劉良”上寫道：“終於等到你！深入研究沒放棄！”欣喜之情溢於言表，這是因為，作為首例新冠肺炎患者遺體解剖團隊的負責人，這份診療方案吸納了他的研究成果，直接用於新冠肺炎患者的臨床診治。
法醫，這個平日裡很多人都不太熟悉的職業走到了抗疫一線。患者遺體解剖對防治疫情有什麼重要意義？首例患者遺體解剖是如何進行的？帶著種種好奇，記者電話採訪了身在武漢的劉良教授。
記者：劉教授您好！首先向您表示敬意，感謝您為新冠肺炎研究作出的突出貢獻。我們瞭解到，早在1月疫情剛發生時，您就呼籲對患者遺體進行解剖，前些日子又發佈了世界上首例新冠肺炎患者遺體解剖報告。請您向我們的讀者介紹一下，遺體解剖工作對於治療新冠肺炎有啥意義？
劉良：疫情剛發生時就有人去世了，後來醫生髮現這是一種新發疾病，但這個疾病損壞了我們身體的什麼地方？這個問題搞不清楚，死亡機制也不清楚。如果要搞清楚，病理解剖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所以我那時候就呼籲要把遺體解剖工作開展起來，否則臨床醫生就是在“盲打”。
事實上在沒有做解剖之前，臨床醫生對很多現象也感到很疑惑，比如肺部的毛玻璃樣病變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什麼進行核酸檢測時，從氣道里面檢出來的假陰性比較多？還有，常規病毒感染的淋巴細胞會升高，但新冠肺炎患者淋巴細胞為什麼會下降？為什麼這些患者流清鼻涕？咳嗽為什麼沒有痰咳出來？還有一些現象，比如說已經好了的患者為什麼病情會突然加重？激素能不能用？等等，這一系列的問題，臨床上都沒辦法解釋，所以一定要做病理解剖，搞清楚病毒到底攻擊了我們人體的哪些器官、哪些組織、哪些細胞，然後有針對性地採取治療手段和護理方式。
我們醫學上有一種說法，病理學的診斷是“醫生後面的醫生”。醫生診斷、治療的時候，不但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解剖遺體、揭示病理就是解惑的，它要去驗證或者揭示發病的機制，進而判斷療效如何。就比如看腫瘤時要做穿刺，如果在顯微鏡下看是癌細胞，就可以診斷是癌症了；如果沒有看到癌細胞，那就是良性腫瘤。
記者：從您1月中上旬開始呼籲，到2月16日開展首例患者遺體解剖工作，中間經歷了什麼？遇到過哪些困難？
劉良：我當時呼籲做病理解剖，也沒想著就是要我做，只是呼籲一定要重視起這個事情。1月24日晚上，也就是除夕夜，我的一個同學主動找到我，他是湖北省政府的參事，說要幫我寫一個提案交給省政府。結果25日副省長就簽了字，29日湖北省衛健委批准可以做。
但接下來找解剖室和遺體捐獻者費了很大周折。按照傳染病防治法和《傳染病病人或疑似傳染病病人屍體解剖查驗規定》，做這種烈性傳染病的解剖需要在負壓解剖室裡進行，外面的空氣可以進來，裡面的空氣不能出去，並且醫療廢水等處理也很嚴格，可是到今天為止全國都沒有P3級別的負壓解剖室。沒有這種負壓解剖室就去做解剖是違法的，那時候是真著急，但不做又不行，這種死人的情況下你還能拖？沒有飯碗就不吃飯了嗎？手抓著也能吃嘛。沒有案板就不切菜了嗎？所以我當時就說，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啊！
記者：據說後來是在一家醫院的負壓手術室做的？
劉良：是的，當時我們拿著批文到處找醫院談，看看有沒有合適的解剖室和遺體。也有媒體幫我在網上呼籲，引起了國家衛健委的高度重視，召開緊急會議要求儘快安排做，因為當時正準備出第六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但上面病理的相關內容還是空白的，要知道，所有的診療指南上面都應該有病理這一項內容。
2月15日晚上9點多，我接到金銀潭醫院張定宇院長的電話，說有一個患者遺體可以做解剖，我就緊急召集團隊趕到醫院，把一個負壓的手術室改造成解剖室，雖然不是標準解剖室，但符合基本條件，第一例手術是從2月16日凌晨1點20分做到3點50分。
所以說，做成這件事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結果。
記者：經過這次疫情，您對未來疫情防控的制度建設、硬件建設等有什麼建議？
劉良： 就像習近平總書記講的，重大傳染病和生物安全風險是事關國家安全和發展、事關社會大局穩定的重大風險挑戰。這方面出了問題，對人員的傷害、對國民經濟的破壞太大了，應當未雨綢繆。這是一個系統工程，包括疾病預防、控制、應急處置、社會管理等。
比如法律方面，現在遺體解剖必須要有家屬同意，當然從倫理上講這是應該的。但在這種大的災難面前，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強制性措施或者鼓勵性措施，或者從法律上規定臨床醫生有責任動員家屬捐獻遺體。就我最近接觸的患者家屬來看，很多是有捐獻意願的，只是不懂遺體研究的價值，還有的是當時過於悲傷而忽略了，有些捐獻者的故事經過報道後，後來做家屬的工作就相對容易了。還有，開展傳染病人遺體解剖工作機構的資質問題，也需要作進一步細化和明確。
硬件方面也要做規劃，比如屍檢場地應當納入議事日程。P3級別的解剖室建設和維護成本很高，非典以後曾經在北京、廣州各建了一個，但因為傳染病不多，用得到的時候很少，由於年久失修或搬遷等原因，最後都廢掉了，但從國家戰略上講，這個東西還是應該有的。我們還可以做一些移動式的負壓解剖室，也是一個辦法。
此外，人才的培養也很重要。對於傳染病病理的研究人員要有規劃，比如培訓、資質考核等等。比如臨床病理醫生很少做屍體解剖，所以他們看顯微鏡的能力比較強，但是解剖的能力不足，這方面就需要加強訓練，這種東西平常不訓練，臨時應急就可能出事，所以人員儲備也要有規劃。
我比較欣慰的是國家現在對這個非常重視，已經啟動了一些應急攻關項目來解決這些問題。
記者：對於普通人來說，瞭解法醫這個職業很多都是通過新聞報道或者《法醫秦明》這類影視作品，一般認為法醫主要從事刑事案件辦理，這次發現原來在社會生活中法醫還可以做這麼多事情，請您給我們介紹一下這個職業。
劉良：的確如此。病理學是一個比較專的專業，在醫院裡是一個輔助的專業，就像特種兵一樣，做了很多工作，但對外宣傳不夠，所以大家不太瞭解。
最早的法醫比如宋代的宋慈那個時候，是對屍體進行檢驗，肉眼看一看。現代法醫最初是在病理學裡面，需要肉眼檢查，也需要看顯微鏡。後來分工更細了，法醫便獨立了出來，主要是用病理的手段去研究人的死亡性質、死亡原因、死亡機制等問題，雖然與醫院的臨床病理研究的對象有所不同，但其實也經常介入醫院的死亡案例。比如有的患者在醫院死亡以後與醫院發生醫療糾紛，家屬不再相信醫院，就需要第三方的法醫做屍體解剖，做病理檢驗。
記者：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也有法醫，而您是高等院校的法醫學專家，請問你們平時的工作聯繫多嗎？
劉良：是的，我們平時聯繫很多很多，而且和公檢法機關溝通非常順暢，合作非常愉快。有一些案件，比如有的在押人員在監獄或看守所死亡了，是疾病還是外力損傷所致？有時候我們就會參與，因為有的司法實踐部門的法醫肉眼觀察多一些，看外力損傷這一塊兒特別強，顯微鏡下的功夫則稍微弱一點。是不是刀子捅的，他一下子能看出來。但一耳光打下去腦袋裡出血，到底是疾病導致的還是打出來的？那就需要看顯微鏡的功夫。我們院校人員除了解剖以外，要求看顯微鏡的功夫也要好，因為從肉眼和顯微鏡下看人體結構是兩碼事，正常細胞什麼樣，異常的什麼樣，哪些異常代表什麼，這是長期訓練的一個結果。
記者：您的團隊目前已經做了9例新冠肺炎患者的遺體解剖，請問下一步工作方向是什麼？
劉良： 這9例是陸陸續續一直在做的，其實每一例都需要很長時間，第一例從16日到22日用了一週時間，流程很長，並且不是一個人在看，好多人都在看，看完之後再彙總。目前部分病理結果已經體現在第七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裡，接下來就要把手頭的這些病例全部完成。在完成的基礎上，再進行一些深入的研究，比如病毒的檢測、電子顯微鏡的檢測，還有各個系統的，比如說神經科、放射科、生殖醫學，都很關注各自的領域，這些都得去研究。就像地壇醫院前兩天發現一位患者腦脊液裡有問題，那到底這個病毒進腦子裡面了沒有，這些都是後續的深入研究需要關注的。
採訪手記
採訪劉良教授時，他正在起草一份向國務院提交的報告，他坦言這些日子忙得不可開交，天天加班。當我自報家門時，他告訴我他曾在離檢察日報社不遠的中國政法大學法庭科學技術鑑定研究所工作多年，這讓我倍感親切。
專業、熱情、勇敢，這是劉良教授給人最深刻的印象。他出生在湖北武漢，身上帶著這個九省通衢人民與生俱來的熱情，當他看到自己的城市疫情肆虐的時候，主動請纓，克服了一個又一個困難，解剖遺體時病毒噴發的危險沒有讓他退縮，整日奔波找不到合適的解剖室和遺體也沒有讓他氣餒。在這場新中國成立以來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劉良教授站到了最前線，這源於他內心的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就像他同團隊成員所說的那樣——“在世界級大災之前，我們不幸也有幸地遇到這段經歷。如果我們不在裡面起點作用的話，我們真是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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