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在消費金融、零售金融領域，一個特別明顯新變化就是金融機構與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越來越多，雙方已經從相對單純的外包合作關係發展為業務、賬戶、數據、技術、基礎設施等多方面多類型的關聯交互關係。這是金融發展與科技進步帶來金融分工日益精細、金融產業鏈不斷延展的客觀結果。
根據我們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金融科技專委會和瞭望智庫組織撰寫的商業銀行數字化轉型調查報告，在51家調研銀行中有75%的受訪銀行建立了網絡金融平臺，整合金融與泛金融場景，有65%的受訪銀行在與合作伙伴共同推進開放銀行生態建設。這個數據側面反映出金融機構與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已經比較普遍和常態化了。但同時我們也看到，71%的受訪銀行表示自身生態運營能力不足，53%的受訪銀行認為自身生態價值定位不清晰，47%的受訪銀行認為開展生態合作時數據治理和隱私保護面臨挑戰，37%的受訪銀行認為生態合作參與方利益分配複雜。這個數據提醒我們，金融機構與金融科技公司合作還有很多現實問題需要規範。
我們協會研究團隊為此做過一些梳理，發現這其實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而是一個當前各國金融科技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共性問題，一些監管部門和自律組織已經在著手推動相關工作。比如，英國財政部委託英國標準協會於2018年11月發佈《支持金融科技公司與金融機構合作-指南》（PAS201：2018）的標準，對金融科技公司和金融機構合作流程、金融機構需關注的風險點、金融科技公司應具備的能力等方面進行了全面梳理和規範。該標準是全球範圍內較早對金融科技跨界合作進行規範指導的一套標準，具有較強的參考借鑑意義。
2019年9月，歐洲銀行管理局發佈了新的外包指引，將適用範圍從信貸機構擴展至銀行、投資公司、支付機構、電子貨幣機構、雲服務提供商等，將外包定義擴展為適用範圍內的機構與服務提供商之間的任何形式的約定，通過這種約定，服務提供商可執行流程、服務或活動，否則該機構本身將承擔這些活動。該指引要求金融機構必須有足夠能力管理所有外包活動並監督所有風險，外包絕不能導致金融機構成為只有牌照而無實質業務的“空殼”。
2019年2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發佈銀行外包相關諮詢文件，計劃修訂銀行法案，將銀行業務外包納入監管，並將對外包管理、服務提供商評估、客戶信息保護、退出管理等重點領域提出監管要求。
2019年3月，澳大利亞審慎監管局建議將第三方信貸合作方風險納入存款類機構審慎監管，擬要求存款類機構針對第三方信貸合作建立充分的審批流程，對可能形成的風險敞口進行調查，並確保有足夠的特定撥備和一般信貸損失準備金。
我們也看到，北京市銀保監局在2019年10月也發佈了《關於規範銀行與金融科技公司合作類業務及互聯網保險業務的通知》，明確合作機構管理、線上貸款業務合作、金融營銷宣傳合作、風險事件應對、信息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要求，非常全面細緻，具有很好的指導示範效應。
根據協會研究團隊的研究，我們認為，在金融機構與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日益增多且深入的客觀情況下，有必要吸收借鑑國際最新經驗，按照“疏堵結合、趨利避害”的原則，對金融機構與金融科技公司合作進行規範管理。總體上，我們認為，金融機構與金融科技公司合作應注重五個匹配。
01
展業範圍與牌照相匹配
金融機構應根據所持牌照限定的業務範圍展業，不能以金融科技合作的名義突破經營範圍和經營地域限制。金融科技公司同樣要嚴格把控合作邊界，不能在沒有經營資質的情況下，違規從事金融業務。
02
風控能力與規模相匹配
金融機構應加強合作機構的名單制管理，將合作業務納入全面風險管理，嚴格落實自主風控原則，不能將風險控制、授信決策等核心業務環節外包給合作機構，避免在風控能力沒跟上的情況下盲目擴張、唯規模至上。
03
合作權利與責任相匹配
金融機構與金融科技公司應嚴格審慎制定合作協議，做到“親兄弟、明算賬、算清賬”，明確風險承擔、服務安排、數據管理、投訴處理等方面的責任邊界，及時做好業務風險、項目收費等方面的信息披露，確保金融消費者知情權和自主選擇權。
04
金融機構應按照數據安全、數據治理相關制度規定，將合法合理、用戶授權、最小夠用等原則嚴格落實到數據採集、保存、使用等全流程，在選擇金融科技公司開展合作時，充分審查評估其數據治理能力，明確數據保護職責和義務。
05
營銷宣傳與實際相匹配
金融機構應遵守金融營銷宣傳相關監管規定，嚴格審核合作機構的營銷宣傳信息，制定禁止性行為清單，避免出現虛假宣傳、不當收費、誤導銷售、掩飾風險、強制搭售的情況。金融科技公司不能在非持牌的情況下違規從事銷售和代理銷售業務。
金融機構與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如果做到了這五個匹配，才能更加合規、充分地發揮1+1＞2的協同效應。
（肖翔 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戰略研究部負責人兼標準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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