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鸦片战争降临到满清王朝的时候，正是西方军事、金融扩张的必然结果，它并不代表之前任何一种人类文明形态和传统，因而它没有广泛的文化认同基础，故而这种军事扩张和金融垄断所创造的文明并没有文化上的合法性，因而遭受了西方军事压迫和金融剥削的民族和文明是很难认同他们这种黑格尔所说的“文化帝国主义”，文明的冲突也就日益深化。

而中国历史无论是汉族政权或是少数民族政权，始终保持着文化上的“大一统”，这也是中国历代王朝社会、政治、经济的根本特性，由于西方这种野蛮力量的侵入，满清王朝丧失的不仅仅是国家主权、经济活动的完整，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割裂，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之后的满清王朝面临的遭遇是双重的。

光绪帝接见外国使臣

第一、在西方坚船利炮下，必须建立新的中国文化认知。

作为延续了数千年的文化帝国，儒家学说具有普遍性和大一统的特性，但在鸦片战争之后受到了西方列强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的根本性挑战，从而使“文化一统性”处于崩溃的边缘。虽然满清统治者也曾积极的富国强兵，但文化思想的统一性和普遍性没有重建，实际上根本无法解决中外不同文明的冲突问题，更无法解决目前面临的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问题。

第二、当时的清政府必须建立西方国家眼中的“文化认同”。

正如西方的的“文化帝国主义”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西方人眼中也是不具有文化合法性和合理性，因而中西方从一开始便缺乏起码是文化上的认同基础。所以清政府必须要建立一种新的文化理念来顺应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更要让西方人来了解中国，以找到一个共同点，以做到变革图强，顺应世界发展潮流。

在这个基础上，试图变法图强的清政府统治者光绪皇帝以康有为的《大同书》为指导思想，以图正本清源，再造国本，进行了著名的“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官员们

面对着日益瓦解的中国传统文化，康有为慨然写作《大同书》。

康有为早在1884年就开始著作一部开创性著作《大同书》（又称《人类公理》），无论康有为个人有多少不足之处，但其编撰的这部著作的确是中国第一部“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使命和目标而写作的经典文献”。

《大同书》的意义最起码有两个：

• 一方面就是重建中国文化“大一统”，并据此为改良满清制度的基础。

在当时大变革的时代中，康有为通过重新阐述中国儒家经典，重建中国的知识谱系，以树立孔子为“教主”的方式，力图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从封建王朝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这个过程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批判和继承。

康有为之所以被长期诟病，除却自身性格缺陷原因和政治改革失败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创造的“新儒学”具有鲜明的政治文化指向。在当时只有康有为独具慧眼的认识到西方对中国的入侵是“借武力而传教，借武力而通商”，尤其传教对中国社会瓦解又是根本性的，它不仅瓦解了中国人心目中的传统文化，也是风俗人心，更是国家认同，因而他才会采用了从宗教上对抗基督教的“政治文化”作用。

面对着“国家”尚存而“天下”不存，国势颓废而世风大坏，康有为在给光绪帝的第一封奏折中便写道“教堂遍地，随处可以起衅”，事实上后来的“庚子拳变”和“教案”等都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表面上，满清政府面临的危机都是西方列强的武力与通商带来的，但从根本上看，这何尝不是旧文化，法律秩序的解体，传统文明的崩溃？

康有为

因此康有为认为，要使满清王朝避免将来的四分五裂，就必须要重建中国文化“大一统”作为国家认同的基础，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重新对儒学进行注解，使儒学能够担负得起这种责任。于是康有为从西汉大儒董仲舒学说中借鉴了“三世说”，并“托于古制而行己意”，目的也是要变法，要改制，在此条件下，“大一统”的实质则是要“皇权归位”。其目的首先要慈禧太后还政于光绪帝，其次要将权利归于孔子这个立法者，也就是说要实行“君主立宪制”，所以董仲舒的“三世说”就成为了君主立宪制的合法基础。

通过这样的方式，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了他的改革思想，既区别于西方的君主立宪思想和法国的民权思想，又立足于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尤其是托古改制于《春秋公羊传》确立起来的儒家正统地位，让人们相信一个道理。

历史的演进是制度文明的演进，儒学是关于制度改革的学说，改革和改制才是儒家的真正使命，这种使命正是汉儒和《公羊传》所昭示的传统。

就这样，他在其著作《大同书》中把儒学和帝王的意识形态剥离开来，不是帝国的命运决定儒学的命运，而且儒学内包含的改革和改制的思想动力决定着帝国的命运。正是因为这些，传统儒家才会批判康有为是“假儒”，慈禧太后也气急败坏的说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真正的用意是篡权谋逆。

慈禧太后

• 另一方面就是重建在当时世界的文化认同。

康有为将儒家的“公天下”思想与西方当时的民主、自由思想结合起来，而把他们与西方列强的野蛮血腥、金融侵略等剥离开来，通过这种方式，他力图在其《大同书》中展现一个“大同”的世界，而这个过程则是对西方文化的整理、批判和继承。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是建立在对于民族国家形式和欧洲体制的彻底否定基础上的，这也是他与黑格尔最大不同之处。康有为《大同书》起论便是“去国界合大同”，认为国家之大害便是有国界之害的战争，只有去除民族国家的战争功能，才会让人类永久和平。

同时《

《大同书》最终完稿于戊戌变法后，当时的康有为自称世界公民，游走于世界各国，与传统思想家们不同的是，康有为的《大同书》以东方“儒家仁学”起论，以批判帝国主义给世界各国带来的灾难为起点，从被压迫民族和人类之苦的视野，提出这一套重建“大同世界”的人类改革方案。

康有为力图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第一次尝试以“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对象”去重建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政治格局，去建立一个世界普遍认同的“文化认同”，这也是康有为著作《大同书》的最终意义所在。

虽然《大同书》完稿于戊戌变法后，但是当时的变法图新都是在康有为这部著作的思想框架下进行的，正因如此，史学家们才会判定戊戌变法是一次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大同书

既然康有为以儒家传统文化作为改革基础，那么儒家的改革和改制的思想基础又是什么呢？

康有为对此的解释是十分特别的，他认为儒家的改革也是孔子的理想，而孔子的理想既是“理想”更是“现实”，简而言之就是“内在价值为仁，外在制度则为礼”，二者的结合即为“道”，核心意思则是康有为从《礼记》引申出的一句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句话成为后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一句格言，孙中山先生就经常引用。

从前文到上段可以看出，康有为之《大同书》遵循的儒家学说，不外乎《春秋公羊传》和《礼记》，《春秋》处于核心地位，而《礼记》是其完美补充。

• 一、《大同书》中话《春秋》。

《春秋》要旨分三科：“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为进化，《公羊》最明”。西汉大儒董仲舒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利用了《公羊传》为思想基础，其要义便是拨乱反正，为后世圣王改革提供理论基础，正是有了《公羊传》也才有了董仲舒的“三统”改制学说，而康有为的《大同书》便借鉴了该学说，创造性的提出的“三世说”。

他一方面通过“大一统”来奠定集权制度不动摇，反对黄老的“无为而治”，而主张托古改制，推陈出新，主张积极有力的政治改革。另一方面通过诉诸汉代今文经为其改制说获得了理论上的合法性。

《春秋公羊传》的重要性不复多言，早在西汉时期改制已然成功的成为改革派的理论基础，康有为用它作为思想基础来改制本无可厚非，为何要偏偏用《春秋》而不是其他经典儒家名著，这跟清末的学术氛围有关。

十七世纪末期到十八世纪中期，陈第、顾炎武等人通过考察语言历史的方法，逐步推翻了古文经的真实性。比如1745年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出版宣告了《古文尚书》是东晋才出现的伪书，而十九世纪初发表的《左氏春秋考证》则揭示了《春秋左传》实际上与《春秋》毫无关系等等，对于史籍的考证工作可谓是清朝史学工作的一大硕果。康有为便利用这个学术热点写出了《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两部著作，一时间成功吸引了当时社会各界精英的眼球，同时更为其改制提供了旁证。

康有为在美国

• 二、《春秋》做主，《礼记》为辅。

康有为除了以《春秋公羊传》为核心思想组建变法的文化架构外，又格外重视《礼记》。

读至《礼运》，乃浩然而叹曰：孔子三世之变，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发之明而别之精，古今进化之故，神圣悯世之深在是矣。

康有为认为《礼记》极为高明，首先就把所谓的“三代之制”，由具体的“三个朝代”描述为具有普遍性的制度文明，即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通过这个“三世说”，董仲舒才会进一步将其发展成为“三统说”，也就是赋予政治制度变革的逻辑。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三世说”也好，“三统说”也罢，都是在解释制度变法的合法性而已。儒家学说中的“太平世”也不尽然是儒家的最终理想，儒家的最终理想是“大同”，这不仅仅是儒家的理想，更是现实制度改革永不停息的永恒价值动力所在。

而《礼记》能够将“大同”的理想纳入现实制度变迁的运动逻辑之中，每个人、每个社会、每个制度都存在一个“大同之道”，这就是为何康有为在奉《春秋公羊传》为核心思想的同时，也格外重视《礼记》的真正原因。

“道与器、经与权、理与物、大同与小康、事实与价值、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种种矛盾论述，构成了《大同书》中满清政府变革的真实逻辑，康有为从儒学出发，构建了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勾勒出一卷被压迫民族新文明的蓝图。

康有为在欧洲

结语

清末的“戊戌变法”往往仅被解释为资本主义改良运动的一环，而康有为这个主持变法之人则被一贯以批判的眼光去否定，所以反应其思想的著作《大同书》则被长期忽视。但从现在看来，《大同书》几乎可以看作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先声，他试图构建一个新的政治架构和文化架构并将其普及化，凭借这一点，他已经走到了许多改革家的前面，虽然最终改革失败，但他使“中国道路”第一次成为可能，这也是《大同书》历史意义之所在。

参考资料：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中国哲学史》、康有为《礼运注》、《大同书》、《康有为全集》、《文化与公共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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