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病毒太瘋狂，傳播太快了，你必須要小心。”年過八旬的意大利人瑪利亞（Maria Laura Franciosi）反覆說道。 一個月前，她怎麼也不會想到新冠病毒會如此快地從家鄉一路“突襲”到歐洲的心臟布魯塞爾。
1月24日歐洲第一例確診病例在法國被發現後，直到2月中旬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歐洲的疫情一直波瀾不驚。近期，新冠病毒在歐洲的傳播突然加快，令許多人感到措手不及。
新冠病毒就像一個狡猾的敵人，悄悄地潛伏在歐洲各地，等候著最佳的時機。如今，“毒蛇”已然出洞。
轉折點出現在2月21日的意大利。隨著首名意大利公民確診，歐洲第四大經濟體的疫情陡然升溫，疫情從經濟最發達的意大利北方地區蔓延開來，不到一週就已遍佈全國。3月10日，在病毒面前“節節敗退”的意大利宣佈全國“封城”。
不過，新冠病毒不會僅僅停留在意大利。短短兩週內，藉助意大利北部作為歐洲經濟、文化、交通樞紐的特點，以及歐盟內部無國界自由流動的便利，病毒隨著往來人流長驅直入到歐洲各個國家。臨近的南歐和西歐國家首先“中招”；稍遠一點的北歐和英國也很快被殃及，即便是在相對較遠的中東歐，最終也未能倖免。
截至3月11日，整個歐洲的累計確診病例數已突破2萬，累計死亡人數超過950，成為中國以外疫情最嚴重地區。不僅如此，歐洲境內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均已報告發現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僅僅46天，新冠病毒已閃電般橫掃歐洲。
3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賽說，新冠肺炎疫情已具有“大流行”（Pandemic）特徵。
歐洲疫情地圖。數據截至北京時間3月11日19時。 製圖 澎湃新聞 龔唯
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公共衛生防疫體系，預警防控措施啟動也不算晚，新冠病毒為何仍在短時間內在歐洲如此快速地擴散？面對病毒壓境，歐洲各國又將如何應對？接下去，是否會有更多歐洲國家如意大利一般“失守”？
在思考所有這些亟待回答的問題之前還需直面一個問題：意大利的疫情是如何開始失控的？如果不搞清楚這一點，病毒在意大利得逞的“計謀”同樣還會在其他國家上演。
以3月10日意大利全國封城作為歐洲抗疫戰的關鍵時間點來回溯覆盤整個過程，人們會發現疫情在歐洲暴發並非一夜間發生。意大利“失守”的背後，包含著“超級傳播事件”、社區聚集性傳染、大規模群體性活動、政府應對不當和民眾心理輕視等一系列的複雜故事。
如果將新冠病毒的入侵歐洲看作一場戰爭，第一階段“輸入性”防守是重點；第二階段則是防止國內社區傳染，意大利的第一個陣地已然失守。隨著實施舉國封城的措施，意大利已退向避免全國大流行暴發的最後防線。
在未來一週，全世界所關注的，不僅僅是意大利。更讓人揪心的，是目前同樣面對巨大壓力的德國、法國、西班牙、英國等國疫情。如果德法西英重蹈意大利覆轍，那麼整個歐洲或將陷入一場空前的危機中。
意大利北部，被隔離在家中的居民。
潛伏
3月9日，原本是艾瓦（Aivar Paidla）計劃已久的中國之行出發的日子。
一個月前，艾瓦本想搭乘的芬蘭航空已取消了所有飛往中國的航班。在等待了一個月後，艾瓦依然沒有看到航班恢復的跡象。只是這一次，是因為歐洲的疫情。這一天，他在位於比利時布魯塞爾歐盟總部的辦公室裡剛剛開完會， 打開電腦，一份來自歐盟的“安全提醒”郵件已在收件箱裡等候多時。
兩個小時前，比利時政府剛剛通報了當天新增的病例。在保持了1個多月僅有1例的紀錄後，比利時的確診人數在過去一週內躍升至近300例。
“現在歐洲的情況的確有些嚴重。”艾瓦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說道。就在這一天，意大利剛剛宣佈了對北方地區封城的舉措。次日，封城措施又進一步擴大到了全國範圍。這在歐盟國家的歷史上，可算是空前。
緊張的情緒很快以某種方式傳到了千里之外的歐洲政治中心布魯塞爾。3月9日，歐洲議會原定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召開的月度全會臨時取消，改在布魯塞爾進行。多名意大利的黨團議員缺席。
在艾瓦所在的部門，所有社會文化類活動都已暫停。近期來自意大利或其他疫區的人員需要主動自我隔離，歐盟還鼓勵有條件的員工儘量在家辦公。
然而在布魯塞爾的街頭，仍然沒有什麼人戴口罩。艾瓦開玩笑解釋稱，這是因為在2016年的恐怖襲擊後，比利時通過了法律，禁止任何人在公共場所蒙面。“當然，在藥妝店裡你也根本買不到口罩。所有商店幾個星期前就一直掛著‘口罩等防護用品缺貨’的牌子。”
一個多月前，當新冠病毒最初抵達歐洲的時候，大多數歐洲人覺得這只是發生在遙遠亞洲的一場流行病。1月21日，武漢封城前兩天，英國流行病學專家、牛津大學終身教授陳錚鳴回到上海的老家過春節。在中國的兩週時間裡，國內疫情正是最嚴重的時期。儘管英國1月底就確診了第一例來自中國的輸入性病例，當他2月初回到英國時，卻發現身邊的人幾乎無人在意。沒有多少歐洲人會想到在新聞裡看到的事情，很快會發生在自己的身上。
1月24日，武漢封城第二天。法國報告了歐洲首例輸入性病例，波爾多一名剛剛從武漢返回的48歲華裔法國人被確診。當天還有兩名從中國回來的華人同時被確診。這是官方記錄裡可查到的歐洲最早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三天後，德國巴伐利亞州也報告了該國首例輸入性病例。在之後的一段時間內，德國的確診病例也一直保持著“不溫不火”的緩慢增長，幾乎所有病例都和巴伐利亞州的這家企業有關。直到2月26日，法國和德國的累計病例僅為區區12例和18例。
在長達一個月的時間裡，新冠病毒似乎在歐洲“隱藏”了起來。1月24日到2月22日期間，整個歐洲報告的病例不到100例。就在大多數人認為，這場疫情或將逐漸過去之時，新冠病毒卻已選擇了大多數人不會想到的意大利作為“強勢歸來”的暴發點。
在法國、德國之後，意大利在1月31日就監測到了最早的兩例輸入性新冠肺炎病例。之後，意大利也是第一個宣佈進入緊急狀態的國家。
只是之後的疫情發展著實讓意大利“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2月21日，持續了近一個月的“平靜”被一名意大利男子的確診打破。這名病例後來被意大利衛生部門定義為引發了北部地區大規模感染事件的“1號病人”。
據媒體梳理，這位名叫馬提亞（Mattia）的38歲意大利男子沒有中國旅行史和清晰的高危人群接觸史。他於2月14日出現了感冒症狀，向家庭醫生報告但未引起重視；2月18日就醫時被認為有輕微的肺炎，但由於嚴重程度尚不足以住院便讓他回家休息。2月19日，他再度回到醫院時症狀已經加劇。當時醫護人員仍然按照常規的肺炎流程進行檢查，直到一名富有經驗的麻醉師堅持要求院方為他檢測新冠病毒感染，才終於在2月21日確診。
與韓國大邱市疫情暴發的早期相類似，上述這名監測網以外的“1號病人”引發的“超級傳播事件”是疫情升級的重要原因之一。據意大利衛生部門事後不完全統計，這名“1號病人”至少直接傳染了十多人，間接導致了近千人的感染。
另一方面，意大利北部最早暴發疫情的米蘭、威尼斯是歐洲乃至世界旅遊勝地，常年遊人如織。2月的最後一週，又是全歐洲大多數國家的狂歡節假期，威尼斯著名的嘉年華遊行更是吸引了眾多遊客紛至沓來。這一切都給病毒的傳播提供了理想的條件。
陳錚鳴認為，要搞清楚為何意大利疫情會發展到如今的失控地步，有必要回溯最初的感染源和傳播鏈。“從意大利的暴發程度來看，病毒應該很早就在意大利傳播開了，而且實際感染人數很可能高於目前公佈的數字。新冠病毒有一個非常狡猾之處——無症狀者也可以傳播，這就使得病毒的傳播更加隱蔽。”
陳錚鳴建議，遠在萬里之外的另一個國家——新加坡在抗疫戰中的一個經驗，或許可以給意大利疫情的溯源提供線索。
據新加坡衛生部門3月1日介紹，該國通過科研人員研發的抗體檢測方法確認了兩起看似無關的聚集性疫情中主要病例之間的流行病學聯繫。通過這種方法，防疫人員得以將一些看似找不到感染源的確診案例聯繫起來，並得以將傳播鏈理清。
如今回過頭來看，陳錚鳴認為意大利“失守”的原因固然很複雜，但是政府的應對力度不夠和民眾的大意仍是主要原因。“雖然意大利是最早採取防控措施的歐洲國家之一，但是這些舉措可能給他們帶來了盲目的安全感，反而大意了。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些防控措施具體落實的怎樣才是關鍵。”
意大利總理孔特召開緊急會議
暴發
2月22日，意大利累計報告病例僅有22例。到了3月11日，短短18天，這一數字已“火箭式”躥升至12462，增加了566倍。
意大利這個經濟脆弱、政府不穩定、老齡化最嚴重的歐洲國家，眼下正在艱難地面對著新冠病毒發起的全面進攻。
對於瘟疫，意大利其實一點也不陌生。威尼斯狂歡節的面具最早正是在中世紀黑死病暴發時，被意大利人發明用來防止疫情的傳播。然而這一次，狂歡節的面具沒有能夠阻擋新冠病毒的蔓延。
意大利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早採用封城來防止疫情傳播的國家之一。此次面對傳染性強的新冠肺炎疫情，意大利人也成為了歐洲最早宣佈部分“封城”和首個全境“封城”的國家。2月23日，意大利政府宣佈對倫巴第和威尼託大區的11個市鎮實施封鎖，然而死亡人數和病例數仍在繼續上升，病毒的傳播速度遠遠超過了政府努力遏制的速度。
“病毒傳播太快了！已經遍佈了整個意大利。政府應該更早採取行動。”意大利人瑪利亞焦慮地對澎湃新聞說，“我的兒子很擔心我們，有許多老人在意大利，他們非常的脆弱，我們只希望隨著天氣升溫病毒能夠消失。”
瑪利亞美好的想法目前並沒有任何科學依據的支持。殘酷的現實卻在每一天提醒著意大利人疫情的兇險。
瑪利亞的妹妹在重災區帕多瓦。她告訴瑪利亞，被封城隔離在家的人們感到非常害怕，“在這裡，人們死了卻無法舉辦葬禮。醫院的醫務人員大量被感染，疲累不堪。”她說道。
3月9日，意大利總理孔特宣佈，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擴散，意大利將從10日起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封城禁令，意大利將禁止所有公共集會，包括足球比賽在內的所有體育賽事都將被暫停。
“我們所有人都必須為了意大利的利益而放棄一些東西。”孔特在講話中指出，“我們現在必須做此決定，只有我們大家共同努力，適應這些更嚴格的措施，我們才能最終做到。”
孔特早些時候接受意大利《共和國報》採訪時稱自己一直在思考二戰時期英國首相丘吉爾演講中的話：“這是我們的至暗時刻，我們會做到的。”
意大利權威病毒學家羅伯託·伯里奧尼（Roberto Burioni）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承認，意大利低估了新冠病毒的傳染性，政府需要果斷採取行動，每個意大利人都需要採取負責任的應對措施。
有著6000萬人口的意大利正在成為歐洲首個面對如此嚴峻疫情和嚴厲措施雙重挑戰的主要國家。一些醫院已不堪重負，醫務人員大面積感染，無法為60歲以上的老年人提供醫療服務。整個社會對於“封城”的措施也極度不適應，由於停止探監，意大利27所監獄甚至發生了暴動。
儘管政府的措施在不斷升級，目前疫情仍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另一方面，對於“封城”決定和實際執行效果的質疑也已在意大利社會出現。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所長崔洪建認為，意大利的應對策略本身有值得商榷之處。“他採取的方式既不是完全中國式的，也和歐洲其他國家不同，而是想混合在一起做，但是沒有成功。意大利早期的反應升級很快，然而不完全的封城反而放大了恐慌情緒，也暴露了醫療資源短缺的問題。”
崔洪建進一步指出，當疫情升級時，意大利人祭出了老祖宗發明的封城措施，但是今天的實際情況不一樣，封城並不一定適合像意大利這樣體制的歐洲國家，意大利的中央政府並沒有足夠的執行力和權威。在這樣的情況下，採取老措施只會導致民眾對疫情認識不足，反彈很大，產生負面的效果。
就在意大利陷入與疫情的苦戰之時，鄰近國家的疫情也在不斷升級。
德國媒體人艾瑞思（ Iris Völlnagel）告訴澎湃新聞，隨著意大利的疫情暴發，在德國多地均發現了多起與之有關的病例。同時，在更多區域發現了與意大利疫情無關的確診病例，其中一些病例也和當地狂歡節的群體性聚集事件相關。
這些現象不只發生在德國。在短短兩週時間內，德國、法國、西班牙等國病例均已破千；過百的則有瑞士、英國、荷蘭、瑞典、比利時、挪威、奧地利、丹麥等國。縱觀整個歐洲，新冠病毒幾乎正在所有國家快速傳播，許多國家已經出現了沒有明確傳染源的社區傳播現象。
崔洪建認為，新冠疫情在歐洲的傳播如此迅猛，不僅和歐洲國家在地理上的緊密相連有關，也凸顯出歐洲全境的防疫其實到處都是“口子”。“雖然表面上是意大利失守，但是很難說問題全都出在意大利。如果說2015年的歐洲難民危機暴露出來歐洲對難民不設防的問題，那麼現在看來歐洲對病毒也是不設防的。”
意大利米蘭火車站乘客在候車
擴散
比利時自由大學的教師張蕾注意到，大概從一個多星期前，許多比利時人從狂歡節假期回來後，當地的病例隨即開始增加。上週開始，幾乎每天數字都要翻一番。
“現在比利時口罩、酒精什麼的都買不到了。每天早上我在朋友圈播報當天的新增病例數字，我的華人朋友們就會問我，張蕾你害怕嗎？說實話，我有一點害怕，我擔心如果像武漢規模的疫情發生在比利時，政府有沒有能力保護我們。”在比利時已生活了數十年的張蕾認為比利時政府對於疫情還是重視的，但是程度和措施不同，這背後有著許多的原因。
“他們不可能做到中國採取的措施，政府沒有能力也認為沒有必要；布魯塞爾的核酸檢測設備只有一臺，今天才運到第二臺；對於檢測政府也有嚴格的條件，你必須要有症狀，其次要有接觸史，才能給家庭醫生打電話，醫院會派人上門來檢查。”她介紹道。
比利時政府認為，目前該國國內還沒有出現大規模人傳人，而是用一個特定的詞——“有限的小範圍分佈式團體性感染”來描述疫情。
在德國萊比錫生活的艾瑞思對澎湃新聞表示，眼下德國的疫情雖然仍主要分佈在特定地區，但是情況正在發生著變化。
“你可以看到人們的生活正在受到影響和發生改變。 我有朋友害怕乘坐公共交通，覺得危險。人們害怕是因為病例數字的變化，人們擔心意大利的情況會在德國發生。”她說道。
艾瑞思介紹，政府開始大力鼓勵人們勤洗手，不建議見面握手的禮節。“人們開始擔憂，上週開始有人去商店買東西囤貨；許多大型活動取消了，比如下週在萊比錫的書展。在會展城市漢諾威，大部分活動從4月推遲到8月。但是足球比賽依然舉行，政府的一些舉措也讓人感到困惑。”她說。
然而在德國依然沒有什麼人戴口罩，對此艾瑞思解釋稱，這部分是出於文化原因，人們不習慣戴口罩，同時政府告知民眾，戴口罩並不會保護人們免於被感染。
如果疫情升級，德國會像意大利一樣採取封城的措施嗎？艾瑞思覺得這很難說。“如果封城，影響將會很大，地方政府需要應對處理種種隨之而來的問題。而目前疫情還沒有嚴重到那個程度。現在德國討論的主題不是封城，而是取消1000人以上的活動。”
儘管政府對疫情的應對不可謂不重視，德國社會對此的看法卻日趨分裂。一些人認為對疫情反應過度，另一些人卻認為政府做得還不夠多。“現在回過頭來想，德國政府最初的時候可以做更多去防止（疫情蔓延）。到現在這個階段，政府告訴我們這個病毒並不危險，德國能夠應對。但是我想如果情況升級，就不知道了。”艾瑞思說道。
在布魯塞爾歐盟總部上班的艾瓦是“樂觀派”的代表。老家在愛沙尼亞的他告訴澎湃新聞，愛沙尼亞所有公民都已經收到了政府發送的郵件，要求去過疫區和高風險地區的人在家自我隔離兩週，但他本人對於疫情並不緊張。
“既然病毒已經來了，關閉學校也無濟於事，只會影響正常生活，一切都要重新安排。愛沙尼亞有一所學校關閉了，但是我不認為父母能讓孩子在家裡待著不亂跑，很有可能孩子們依然會跑出來。”他說。
中、歐政府和民眾對新冠病毒的不同認知，也是導致對疫情有不同態度的重要原因。
張蕾告訴澎湃新聞，不久前她與一些歐洲政治人士聊起疫情。當地一個政黨的黨魁告訴她，他們覺得，疫情並沒有那麼嚴重，也沒有必要恐慌。布魯塞爾當地一家報紙的主編表示，雖然他也覺得新冠病毒傳播這麼快很恐怖，但是這種擔憂完全沒有體現在生活中，大家一切照舊。
崔洪建進一步指出，中、歐之間對此次疫情的認識不同很大程度是由於各自的參照不同。“中國的參照是2003年的SARS（非典型肺炎），而歐洲（的參照物）則是流感，所以對此的態度和反應也就很不一樣。”
“說實話，我對於比利時政府應對大規模疫情不太有信心。如果疫情大規模暴發，政府將很難應對。我最壞的打算，如果歐洲疫情暴發，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回國。”張蕾說。
意大利一處醫療設施內醫護人員在工作
大流行？
如今，對於大多數歐洲國家來說，疫情的防控重點除了來自亞洲國家的輸入，還多了一重來自歐洲內部的防控壓力。
崔洪建認為，如果把歐洲的新冠抗疫戰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防止輸入性病例；第二階段是防止國內社區傳播；第三階段則是避免國內和歐洲大流行。
“對於歐洲國家來說，防疫的一個重要原則是平衡，既要防控疫情也要保證經濟運行，考慮到次生災害對社會帶來的影響。意大利最初希望在防控的第二階段，既能封鎖住疫情的發展，又能和外界保持聯繫。然而事實證明他們沒有成功，繼而不得不採取最後全面封鎖的手段。”崔洪建分析說。
而眼下的德國和法國都已經進入到了疫情防控的第二階段，崔洪建認為，兩國現階段的主要的策略都是儘量延緩和控制疫情在社區的傳播，避免集中式的暴發。
他繼續說道，“由於歐洲國家體制的特點，中央政府實際上夾在了地方政府和歐盟當中。向下，大多數時候他們只能和地方政府協調，提供信息，在具體如何應對上插不上手。向上，歐盟的性質決定了它往往只能做協調，不可能輕易做出任何決定，而自由流動的原則更是不能碰的禁區。”
“最壞的情況是，如果德國和法國也‘失守’了，由他們主導來推動停止歐盟內的人員自由流動，但是這是很難想象的情況。”他說道。
被稱作“德國鍾南山”德國頂尖病毒學家克里斯蒂安·德羅斯滕近日在接受德國媒體訪談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德國不可能完全照搬中國的經驗措施，但要持續觀察病毒傳播的後續發展，並及時採取相應對策。德國具備應對疫情的有利條件。應嘗試通過有針對性的措施，在成本效益比適宜的情況下進行干預，以延遲病毒大面積傳播（尤其是在青壯年群體中的傳播）。
法國政府也拒絕採取與意大利類似的全面預防措施。法國總統馬克龍3月10日在訪問了巴黎的緊急呼叫中心後說，“我們仍然處於此次傳染病的初級階段。我們已有預案，我們已經做好了準備。”
眼下，歐洲各國似乎仍沒有在如何應對疫情上達成什麼共識，而是紛紛各自為政。 崔洪建表示，中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也決定了對於疫情防控會採取不同的策略。“歐洲人往往會先想好最壞的情況，然後反推現在該做什麼。疫情的發展有其自然的規律，歐洲國家往往會考慮到各項社會成本，觀察好疫情可能會走向哪種方向，再採取相應的措施。”
對於未來歐洲疫情的走向，陳錚鳴表示，“我個人還沒有這麼悲觀，德法英應該不會出現意大利目前的情況。希望他們吸取意大利的教訓。但是未來一兩週的情況肯定會惡化。我比較擔憂的是各國目前的防控力度還不夠。希望到4月份復活節的時候，情況能夠明朗起來。”
3月11日，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賽表示，由冠狀病毒引發的“大流行”在歷史上是首次，但這也將是歷史上第一次可以控制的大流行。
如今，歐洲全境內不斷蔓延的疫情勢頭尚沒有任何止息的跡象。接下去，如何來打贏這場對新冠病毒的抗疫戰，將是擺在歐洲各國面前的真正考驗。
閱讀更多 澎湃新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