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学者亨利·皮朗（1862—1935）和他的《穆罕默德与查理曼》英译本

序言：西罗马帝国灭亡一直被传统史学解释认为是中古时代开始的标志，但是自亨利·皮朗提出著名的"皮朗命题"以来，学界逐渐出现了从晚期古典到后古典转型的新的史学视角。本文试图从更加宏观的视角审视西罗马帝国衰亡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从跨文化互动的角度探究皮朗命题与全球史家提出的"后古典时代"概念在地中海世界的适用性，从而尝试为中古时代的历史分期提出假说。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轰然倒塌，这一事件长期以来都被史学界视作"古典文明终结的标志"，并被冠以"古代社会的终结与中世纪社会的开端"、"奴隶制时代的结束与封建社会的开始"等历史意义的判定。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比利时著名中世纪史学家亨利·皮朗所提出的"皮朗命题"可以说是对这些传统史学解释的直接挑战，他在《穆罕穆德和查理曼》中明确指出了西欧中世纪文明应当形成于加洛林帝国时期而非西罗马帝国灭亡之时，这一观点至今仍在学术界回响。

在全球史研究日趋发展的今天，重审"皮朗命题"不仅可以让我们以长时段和宽地野的视角在突破西方中心论目标下重新思考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变动，同时也可以重新思考世界历史分期问题中极其重要的中古部分。本文旨在通过介绍传统解释及皮朗命题的有关研究成果、从晚期古典时代到西欧中古的接续性以及探讨皮朗命题在整体史中的中古时代适用性来谈谈笔者的一些浅薄之见。

中古时期的欧洲：公元476到公元1457

01、 传统史学视角下与皮朗命题解说模式下的西欧中古时代

从学理上来看，将罗马-日尔曼、奴隶制-封建制、古典-中世纪视作自公元五世纪开端的二元论分析模式有着典型的线性历史分析思路，其学术渊源来源于两大传统解释模式。第一种是18、19世纪西方自由主义史学的观念。

正如当代一位西方学者所言："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史学界一直把中古世纪视为黑暗时代，并将他们的目光聚焦在匈奴人阿提拉对罗马时期文化所造成的毁灭性破坏。

史学家习惯于把他们对中世纪史的研究开端放在哥特人淹没罗马的时期。"事实上，这种认知和框架模式至今仍然有所保留。第二种是20世纪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说"，这种学说对西方传统史观上有很大冲击，更多是强调生产关系变革即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变革，但是从文明的时间与空间架构上仍然没有突破"二元模式"的框架。

王晋新老师科研方向：世界文明史、欧洲中世纪史、英国中世纪及早期近代史

亨利·皮朗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早期的比利时著名史学家，而他最广为人知的研究就是对于西方文明成形于何时的讨论。王晋新老师对于皮朗命题曾经概括如下：匈奴和日耳曼各个民族对罗马世界的冲击虽颠覆了西罗马帝国的统治，但是作为罗马世界的最基本的特性:地中海的统一性依旧存在着，并仍旧决定着当时西方社会的基本框架结构。而7世纪以后，来自阿拉伯——伊斯兰教狂飙般的扩张则对西方命运造成了根本性的改变。它使地中海世界被割裂为两大部分:即穆斯林所掌控的西地中海和由拜占庭所支配的东地中海。正是在这种局势的作用下，西方社会首次出现了由地中海向北方地区的转移，并蜗居在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其后果就是墨洛温王朝的垮台和加洛林国家的兴起。由此，西方社会才进入了中世纪时代，新的西方文明方得以诞生。

布罗代尔对于地中海的长时段研究实际上探讨地中海世界古典文明何时消亡的重要借鉴，因为这一问题需要放到一种更加宏观的视野下讨论

锡耶纳：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这里是欧洲各国前往梵蒂冈朝圣教皇的必由之路，成为中世纪仅次梵蒂冈的宗教圣地

因此我们在看待从古典到中古文明变迁时也需要把它放入地中海的时空架构中去，而一旦如此我们会发现，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仅仅只是地中海西部的一个历史事件，并不意味着古典文明就此结束，更不意味着西欧就此进入了中世纪，因为由于日尔曼人此时正处在从氏族部落社会向国家社会的过渡期间，他们急需稳定的政治组织形式和统一的价值核心来维持本来极其不稳定的社会组织并证实其统治的合法性，而这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蛮族地区"罗马化"，他们大量吸收罗马法制、文化、宗教和政治理念，实际上与罗马帝国之间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墨洛温王朝的开创者克洛维的受洗与加冕就是将日耳曼王权与罗马帝国国教基督教会结合的最佳范例。

而到了7世纪，伊斯兰教的兴起在地中海东岸形成了一股新的势力，极大加速了传统地中海文明格局的解体。"尽管日耳曼人入侵所造成的后果是翻天覆地的并具有极大的解构性，但是新的原则并没有出现…导致古典时代传统发生断裂的原因是人们所不曾预料的伊斯兰教迅猛的大扩展，这种扩展的后果就是致使东方最终与西方分裂，以及地中海统一性的终结"尽管直至今日西方学者仍然有许多对于皮朗命题所赋予的伊斯兰扩张对法兰克历史命运的巨大功用的批评，但是鲜少见到指出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对于地中海地区古典文明的终结作用的批评。

佩里·安德森：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社会学教授

马克思主义史家佩里·安德森在《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中指出，"古典时代的结束以阿拉伯人的征服为标志，这场征服造成了地中海地区的分裂…正是在这个黑暗时代形成的新的地域范围里，东西方对立的内涵改变了。"

02、 跨文明互动：解释古典晚期到中世纪连续性的新视角

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在不断推进，主要体现在：一是对问题的研究从故事或事件向结构逐渐转变，对古典文明的结束与地中海世界裂变的研究方向更偏重于文明空间架构。二是多学科特别是考古学的介入。20世纪60年代西方考古学有了两大转变：其一是人类学、生物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与考古学相结合形成了所谓的"新考古学"；其二是考古学的重点从古典文明转向了中世纪时期。目前考古学证据正在成为重构"黑暗时代"历史真相的重要依据，并为中世纪早期历史架构提供衡量标尺。三是研究意义的转变，历史学研究由断代史逐渐转变为宏观角度上的全球史，这使得史学架构上出现了较大的变化。

在历史分期问题上，笔者首先注意到的就是皮特·N·斯特恩斯等人在《全球文明史》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他们主张世界历史的每个阶段的划分均需依据三个基本要素而确定:"主要文明区域的地缘变动、跨文明接触（对早期文明来说就是跨地域接触）密度和范围的增加，以及主要文明中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新的大致平行的发展。"同时他们进一步指出"要确定世界历史上是否出现了一个新的时期，必须要在全社会看到三个相重叠的转变的发生。第一，世界版图一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第二，各文明间出现新型的交往。第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这种新型交往的出现，主要文明区域之间会显示出某种新的模式相似现象。" 这一历史分期方法特别强调了跨文明接触的重要地位，因此笔者在此处做出大胆假设，跨文明互动是否可以作为我们理解从古典晚期到中世纪之间连续性的新角度？

柯娇燕，美国达特芧斯学院历史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清史、中国近现代史、比较历史和全球史。

最先将皮朗命题与全球史潮流联系起来的是美国学者柯娇燕，她在《什么是全球史》一书中对皮朗命题的研究内容和其向传统体系挑战的意义予以了重点评说。她指出"皮朗的论点实际上具有三个打破传统观念的因素。首先，它超越了常规的历史分期，不是把深刻变化与表面的政治危机如罗马衰落联系起来，而是与更长期、根本性的贸易结构问题联系起来；其次，它提出了世界两个极为不同地区之间变化的、动态的关系，这两个地区在以前被历史学家描述为相互独立的；再次，它将欧洲变迁的动力置于欧洲之外，这是一种历史地理学的倒置，大多数欧洲历史学家发现它是无可辩驳的。"

伊斯兰文明的博物馆。沙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当我们审视皮朗命题时也会发现，他非常乐于强调跨文明因素的影响。这体现在：

其一，皮朗对于日耳曼各个民族对罗马帝国冲击的历史效应有着深入的分析，或者说日耳曼民族与罗马帝国之间的文化互动。他指出，"从任何一个角度讲，以各个蛮族在罗马境内得以立足为开端的这一历史时期并没有导致一种绝对的历史创新的出现…欧洲的形态开始变化，但其生活的基本特征却仍旧保持着基本样式。"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奥地利学者道普什就开始质疑史学家们对于日尔曼人毁灭了罗马社会和古典社会这种观点，他指出蛮族入侵破坏了地中海世界的古典社会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日尔曼人并不是古典文明的敌人，更没有毁灭和消除地中海世界的罗马文明，相反，他们保存和发展了它。罗马文明是被日尔曼人从内部赢得的，是长达数世纪的一种渗透，他们吸收罗马文化接手罗马管理，可以说是与地中海文明一脉相承。从这一层面上说，5-8世纪的日耳曼国家就是日耳曼人与罗马帝国融合的直接结果，并在这三个世纪里完成了日耳曼-拉丁化进程。

其二，皮朗对于伊斯兰文明与西欧文明之间的互动同样体现了跨文明互动的视野，对伊斯兰文明的阐释也是皮朗命题的核心。在皮朗看来，伊斯兰教在地中海的兴起，倭玛亚王朝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导致了欧洲与欧亚大陆其它地区的经济联系被切中断，造成欧洲经济萎缩，技术发展受到制约，最终带来了经济和文化的衰落，而这些往往与"黑暗时代"的观点联系了起来。与此同时，东罗马帝国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罗马帝国的政府、文化和经济，开始变得与独立的西欧明显不同。 皮朗先于许多全球史家注意到了伊斯兰贸易网络对于西欧经济的刺激作用，在柯娇燕看来，他对贸易的强调推动了此后学者对于贸易特别是跨文化贸易的研究。

刘寅老师在2019世界古代中世纪史青年学者珠海论坛暨第四届世界古代史研究青年论坛

刘寅在他梳理西方学界关于中古早期史书写新进展的文章中指出，正是基于对皮朗命题史学价值的重新发现，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早期中古史研究中出现了"新皮朗主义"的新取向，一些学者沿着皮朗的思路从经济生活特别是长途贸易角度，在从罗马帝国到加洛林帝国的长时段中研究欧洲早期中古转型的节奏。沿着长途贸易的研究思路，西方学者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人口流动、长距离贸易、物品交换的作品，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是迈克尔·马克密克的研究，他在后来主编的论文集前言中写道，"如今，早期中古时代不再被看作是罗马灭亡之后的黑夜，而更多被视作一个漫长的清晨( long morning) ，它的创造力为欧洲经济、 文化和政治的发展确立了基准和未来的方向。"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重提皮朗命题最大的意义，莫过于其对于"跨文化互动"的强调可以为今天的早期中古史研究借鉴。学界已经出现了"新皮朗主义"的转向，正是对其史学价值的肯定。

03、后古典时代：全球史视野下替换"中世纪"的新概念

在讨论后古典时代之前首先需要简单解释下何为古典晚期以及从古典晚期到后古典时代的连续性。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学者皮特·布朗（P.R.L.Brown）首先在很多论著中阐述"古典晚期"（late antiquity）的含义，他和其他两位学者在 1999 年出版的《古典晚期：后古典世界导论》中再次简要讨论了古典晚期的概念。

这本书本身就是在强调晚期古典时代和后古典世界的连续性，"它并不是不可逆转的衰亡阶段，也不是中世纪文明'高峰'到来之前上演的一段忙乱的前奏。这一时期长达５个世纪以上，罗马的制度、宗教和文化在这一时期不仅没有衰亡，而且影响强大并远播""正是在'古典晚期'，罗马法的诸多法典得到继承，这为后来欧美诸多国家的司法制度奠定了基础"。

结合本文第一部分提及的"皮朗命题"的基本含义，我们不难看出这类研究都是集中于探讨从古典晚期到中古时代的连续性的，而无论是皮朗还是后来的布朗等人，都是以公元800年前后为历史分期的。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将250-800年这段介于古典文明与中古文明之间的时段称为晚期古代的兴起时代，或者从社会文化史角度将之称为"新发展的漫长黎明阶段"。

不同于晚期古典史家将视角仅仅聚焦于地中海地区，一些全球史家在重新思考跨文化互动与历史分期的视野下率先提出了所谓的"后古典时代"（post-classical period）。最先提出"后古典时代"的是杰里·本特利先生。在他的代表论文《跨文化互动和世界历史的分期问题》（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World History）中，文章开篇先谈及源自欧洲历史的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的分期法，他认为这类分期被运用到中国、印度、非洲、伊斯兰世界或西半球时是非常尴尬的，并且是典型的"欧洲中心论"的产物。

本特利先生著

由此，本特利先生指出，一种新的全球史视野下的历史分期方法应运而生，也就是以跨越社会和文化领域边界的跨文化互动为基点而划分的历史分期，在这种分期中，人类历史被分成了包含了后古典时代（公元500-1000年）的七个阶段。另外在斯特恩斯等人编撰的《全球文明史》中也提出了后古典时代的概念，特指公元450-1450年，"后古典时代的开始标志是罗马帝国的灭亡以及由此引发的地中海统一世界格局的结束和东亚古典帝国的灭亡。由于游牧民族入侵而造成的古典文明衰落大大改变了世界文明的版图。而它结束的标志则是来自中亚的另一股入侵浪潮的开始。13-14世纪蒙古入侵者潮水般地涌向亚洲和东欧大部分地区，结束或改变了许多政府的统治秩序。后古典时代的终结是随着蒙古人的入侵和随着而来的秩序重组发生的。"

然而，除了这两位全球史家，我们很少能够在中西方学界的论述中再看到后古典时代这一概念。笔者认为，究其原因，是由于上述两种分期并没有突破传统认为的"中古时代"，不过是把中世纪或中古换了一个名词罢了，这也许是其他学者并不接受它的主要原因。

从上面给出的斯特恩斯的分期依据我们不难发现，他仍然是把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视作所谓"后古典时代"的开端，这仍然是一种未突破传统解释的"欧洲中心论"视角。然而实际上如前文所论述，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不过是地中海西岸的一个政治事件，至少不能被看做是"地中海统一世界格局的结束"，地中海区域实际上进入了晚期古典时代，并且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伊斯兰教作为新势力在地中海东岸的崛起。从这一层面上，后古典时代可以与"皮朗命题"很好地结合起来，作为跨文化互动视角下理解地中海世界文明变迁的理想方法。

斯特恩斯：《全球文明史》

斯特恩斯在《全球文明史》中认为，后古典时代应当具备以下特征：首先，如它的名字所揭示，后古典时代是一个承接人类文明古典时代的阶段，包括东亚的汉帝国、南亚的笈多王朝、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帝国和美洲的奥尔梅克文明等，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兴起的新国家往往采取的是继承和创新并重，这一点在欧洲尤为明显。其次，后古典时代是一神教和跨越国界信仰普遍出现的时代，在古典帝国衰亡后出现的政治混乱的压力下，人们转向宗教信仰去寻求保护和指导。最后就是跨国长途贸易的长足进步连接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为商业、文化、宗教和技术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

本文不欲谈及地中海之外的其他地区，那么就单单对于地中海世界来说，后古典时代是否适用？结合前文皮朗的研究以及"新皮朗主义"的新研究成果，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在以下方面后古典时代的特征是符合800年以后欧洲历史的。

海法湾：地中海贸易

首先是长途贸易在地中海世界的重新兴起。如前文所提及的马克米克在自己的研究中指出，在基于罗马帝国调度的官营贸易在5世纪消失以后，欧洲的贸易规模和经济状况呈萎缩和下行趋势；但是到了8世纪伴随着地中海贸易在东西方交流的复苏，欧洲经济开始回暖，在9世纪的加洛林时代得到了起飞。也正是在公元九世纪之后欧洲出现了多条远距离跨文化贸易的商路，为欧洲与阿拉伯帝国的奴隶贸易提供了条件。旧世界的联系曾在蛮族入侵的大背景下中断，而到了公元九世纪之后旧世界各区域之间的联系重新得到了恢复，其中欧洲帝国长途贸易的恢复就极具代表性。

而且，长途贸易线路不仅是货物交换的通路，还成为了后古典时期生物和技术扩散的大道。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扩散深刻地影响了参与到贸易中的社会和地区。技术传播涵盖了冶金术、交通运输业、武器制作和生物能的使用，这些技术沿着贸易线路扩散到了亚欧大陆和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毫无疑问，地中海世界的文明是这一交换中的重要受益者。

其次，一神教和跨越国界信仰普遍出现的确在地中海地区表现明显。

如果我们将视角分别看向8-9世纪的地中海世界三大文明，会发现继承与创新正是此时期的主题。从时间维度上看,西方文明形成的时间大体在七八世纪之间,而拜占庭和伊斯兰两种文明也大体上形成于此时。就空间维度而言,三大文明环地中海比肩而立,彼此之间皆有相交之处,构成了一种特定的文明地缘关系，或者说三者之间从形成开始就是不断相互互动的。

对于西欧文明来说，加洛林帝国的建立标志着一个相对统一西欧文明区域的形成，查理曼帝国和之后的凡尔登条约确立了今天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地理版图的雏形；加洛林文艺复兴在传承和抄写古典文明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古拉丁语，开创了加洛林小写体以及众多新的宗教和世俗典籍，从很多层面来说，加洛林帝国通过文化上的传承与创新融合了古典时代罗马文化和日耳曼拉丁民族的文化，真正奠定了中古到近代以来欧洲的文化根基。

斯科普里：查士丁尼纪念碑

对于地中海东岸的拜占庭帝国来说，自395年东西罗马帝国分治以后就走上了希腊化的时代，尽管查士丁尼时期曾试图恢复西罗马帝国的土地，但是到了希拉克略王朝由于帝国四面临敌特别是面对阿拉伯人的威胁这一局势，统治者也认识到恢复昔日罗马帝国的荣光不过是一种梦想，于是通过军区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实际上是把拜占庭保护在了能够掌控的主要土地上，但是也让拜占庭帝国与西欧之间的文化和经济隔阂越来越加深，逐渐在希拉克略时代和之后的伊苏利亚王朝形成了独属于拜占庭帝国的东正教传统，其中体现最明显的就是八到九世纪的破坏圣像运动大大削弱了教会的势力，使得东正教会从未出现像西欧天主教会那样凌驾于君主之上的情况。

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阿拉伯国家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迈向帝国建制，内部来说，阿拔斯王朝达到鼎盛，加强了集权统治，完善了行省、税收制度；对外伊斯兰教开始向亚、非、欧广泛传播，成为了真正的世界性宗教。

总的来说，我们不难将皮朗命题与斯特恩斯、本特利等全球史家所提出的后古典时代历史分期特征对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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