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看，在兩個方面與抗擊非典時大有不同。一是經歷武漢市最初的混亂後，高層的反應極為迅速，且採取的措施果斷、有效，為世界衛生組織所大加讚揚。據報道，世界衛生組織認為，我們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經驗不但有效，而且是可以複製的。這說明中國不僅通過自己的付出為全世界爭取了戰勝疫情的時間，也為人類提供了抗擊方法上的公共物品。也就是說，“抗疫經驗，中國製造”。
另據報道，在本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一開始，中醫就加入了抗疫的隊伍中，這是第二個不同。在當年抗擊非典時，中醫界反覆爭取，最後只獲得了有限的參與。1月23日公佈的第一版《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中，就非常強調中醫藥的作用；此後每一版，中醫藥施治策略都在不斷更新，整體治療方案中始終強調“加強中西醫結合，建立中西醫聯合會診制度，促進醫療救治取得良好效果”。
中醫在抗疫中的參與和作用，看似一個策略問題，根本卻上是一個哲學問題。
人類歷史上所經歷的疫情，都是病毒引發的。在西醫看來，是那個微小的生物造成人體感染。只有殺死這個生物，才能治癒病人。也就是說，西醫治療所針對的是病毒。
第五版中醫診療方案認為，新冠肺炎病機特點為“溼、熱、毒、瘀”，各地應當根據病情、當地氣候特點及病人體質等，參照方案進行辨證診治。根據新冠肺炎患者病情演變過程，中醫將其分為初期（寒溼鬱肺）、中期（疫毒閉肺）、重症期（內閉外脫）、恢復期（脾肺氣虛），並推薦了相應的處方和中成藥。
在中醫的眼裡，並沒有病毒的概念。就中醫診療方法看，也沒有發展出找到病毒的方法。人們懷疑中醫、不信任中醫，正是因為將中醫放在西醫的語境中加以審視。殊不知，這裡透出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哲學體系之間的矛盾。
通俗地講，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不同，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中國哲學“見大不見小”，善於把微小的事物放在大背景下去思考。西方哲學“見小不見大”，善於將宇宙分割成微小的單元加以考察。
二是中國哲學“見我亦見物”，善於在人與自然之間達成和諧，並在和諧中求得問題的解決，而不是以消滅對方為目的。西方哲學或者見我，或者見物，但是不可能同時看見物與我。在西方人看來，敵對的一方是激勵鬥志的法寶，消滅對手是永恆的主題。而且敵人並不一定真實地存在。就像唐吉訶德一樣，巨人可能僅僅存在於虛幻之中。
醫學很好地映射出不同文化的哲學底色，至少在中醫和西醫的對比中能夠清楚地看到不同哲學的差異。例如中醫治癒新冠肺炎不是靠殺死病毒，而是著力於調整人體機能，增強免疫力，從而達到治癒的效果。不能不說，這也是一種和諧。
在面對疫情時，中國和西方的態度完全不同，尤其是在對待人民的態度上。在做出抗疫決策時，西方總是把“自由”、“人權”放在首位，而我們強調生命權是第一位的。說白了，西方習慣性地將人的生命和基於生命的權利對立起來。而我們總是實事求是地認為，只有首先保護好生命，才可能享有基於生命的權利。
這本來是一個極其簡單的選擇，卻因為政治的原因而變得非常複雜。因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喜歡拿人權的武器來攻擊別人。現在因為要保證這武器的正確性，他們也不得不承受這武器的攻擊了。不知道當西方民眾即將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喪生的時候，會不會覺得自己是個殉道者而感動無比的幸福？
閱讀更多 何浴吾德唯讀與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