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克（1931.7.21~2001.3.23）著名配音表演艺术家，译制导演。原名毕德泉。长期在上海电影译制厂工作，声音清润纯正又富于变化。他曾在上百部译制片中献声，其中以大侦探波洛和为日本演员高仓健配音为人所熟知。
有这样一个人，他可以是《音乐之声》里正直严肃的冯特拉普上校；也可以是动画片中机智幽默的阿凡提。它还可以是《尼罗河惨案》当中憨态可掬聪明过人的侦探波洛，也可以是电影《追捕》中正直严肃的杜丘冬人检察官。他的声音富有磁性情感逼真，亦正亦邪千人千声，这样出类拔萃的声音，只能出自一个人之口：毕克。
“克”从何处来
在成为配音演员之前的毕克，曾经是一名真正的台前偶像。毕克1931年出生在山东济南，从小就喜欢戏剧与电影，无奈家中经济拮据，又赶上父亲去世，毕克便只好只身南下，投奔在上海的叔叔。而后又一个人在外面闯荡。那时的毕克二十不到，身高183㎝，形体修长英俊挺拔，是一名业余的篮球运动员。
解放后，凭借出色的外形条件，毕克进入到上海金鸡旅行剧团工作，而后又在广西宜山地委文工团话剧队担任演员。从事演员期间毕克也先后在《球场风波》、《女篮五号》与《51号兵站》等电影中露面。尽管剧团的演出丰富多彩，但由于剧团经常在外地演出，总是辗转广西、湖南等地方，常年的漂泊让毕克十分渴望一份安稳的生活。
毕克早年在《51号兵站》中扮演的小特务
在一次话剧表演中，毕克与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演员邱岳峰相识，二人很快地便成为了朋友。1951年，当上海电影译制片组招考配音演员时，邱岳峰积极地通知了了那时候还在苏州新苏话剧团的毕克。1952年，像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怀抱着一丝期望，毕克参加了这场“突如其来”的考试。最终毕克考入了上海电影译制厂，也为自己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这听来多少有些像小说里的剧情，但其实并不是太戏剧化的过程。当时的毕克白天参与剧团的演出，晚上复习备考。一遍遍地朗读背诵着邱岳峰为他提供的台词、诗歌。也许在外人看来，这场考试更像是命运的一次眷顾，但经历过战争时代与动荡年月的毕克对于命运一直有着自己的把握。
邱岳峰（左一）、尚华、赵慎之、毕克（右一）合影
尽管自己在配音领域仅仅是个刚刚入行的毛头小伙，但好不容易得到的机会又怎么能轻易的让它失去。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痴了似得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小说，诗歌，散文和电影、戏剧艺术方面的理论书籍，为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吸取了宝贵的养料。奔波了许多年年，“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机会”，他说，只想“一分一秒地把时间补回来”。大夏天，录音棚又小又闷，靠两台旧电扇散热，配音一开始，为避免杂音，电扇要关掉，所以演员、工作人员一进录音棚便汗流浃背，好比洗桑拿。当棚内没有女人时，大家索性赤膊上阵。毕克的声音就是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变得浑厚动听富有张力。
尽管此时的毕克还无法挑大梁，得到的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但“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是毕克一直以来坚持的理念。毕克从不轻视配角，哪怕只有一两句台词，他也仔细揣摩，认真对待。他在吐气与发声中变化着声线、调整着音色、酝酿着情感。让自己的声音逐渐学会了“演戏”。比如1974年，英国电视电影《孤星血泪》登陆中国，毕克为其中憨厚朴实的铁匠乔配音。
1974版《孤星血泪》电影海报
在这部角色众多、人物关系庞杂的影片中，毕克配音的铁匠，只有短短几句台词，却给观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毕克的声音里，一个饱受压迫、愤怒之余叉那么委屈无力的小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在为不同影片的配角配音的经历也让毕克锻炼了扎实的基本功，使得他能够一丝不苟的分析影片中人物的情感，让自己的声音与角色浑然一体毫无偏差。
凭借自己的努力，毕克开始得到周围同行的认可，也逐渐开始为一些主要角色进行配音，比如《简爱》中的罗切斯特先生、《音乐之声》的冯特拉普上校、《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的拿破仑。毕克开始成为了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顶梁柱，几十年来，他从未主动离开，也从未想过离开。
《音乐之声》里的冯特拉普上校
一心一意地长途跋涉
在上海电影译制厂，毕克总是被同事们亲切的称呼为“毕老”。经验丰富毕克参与配音的片子多达上百部，《我和爷爷》《黑营》《红叶》《达巴契上尉》《神童》《白夜》《漂亮的朋友》《警察局长的自白》《义侠佐罗》《红袖倾城》《屏开雀选》《追捕》《尼罗河上的惨案》《车队》《苦海余生》《蝙蝠》《沙器》《雾之旗》《远山的呼唤》《老枪》《海狼》《雪地英雄》《威尼斯面包商的儿子》等作品中都留下了他那浑厚多变富有磁性的动人声音。
译制厂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保证译制质量的生产流程，从看原片、激发创作热情开始，到翻译剧本、对口型、定配音演员，直到最后实录、鉴定补戏，每一过程都井然有序一丝不苟。严谨的过程使得为一部影片配音经常需要配音演员白加黑的连轴转，但毕克从未觉得辛苦。在他的世界里，似乎所有的坎都不是“难”，当译制的本子出了问题、当某一角色配音演员因为身体缘故无法参与配音、当配音演员没有成功的对好口型时……他都一一得想办法耐心解决从容应对，只因为这是他热爱的事业。
当年上海电影译制厂全体演员的合影
对毕克来说，配音像一口深井，永远充满着未知的乐趣，有无限需要发挥潜力的地方。当然，他的执着不仅仅是因为天性里挑战不同角色的冲动。在毕克看来，配音艺术是不断发展着的，一个配音员演员如果不紧跟时代步伐，就会趋于停滞流于平庸并最终为艺术所淘汰。要让一代又一代的观众接受自己的声音，就需要一种拼命三郎的斗志。配音是对原作的二次加工，甚至可以说是配音演员自己又把电影演了一遍，他要求自己不拘于自己的声音和技巧，而是要迷恋自己所配的角色性格特征，要力争达到人物个性化。
在上海电影译制厂，毕克对于细节的把控是出了名的。对于每个字的音量甚至每一个呼吸毕克都力求拿捏到位，而且他还经常根据自己的经验给厂里的同时建议。在电影《追捕》的配音棚里，为女主角真由美（中野良子饰）配音的丁建华就曾经为“现在你在哪里”这六个字而苦恼。根据以往经验，丁建华会采取或快或慢的语速来配，但这六个字却是怎么调整都不满意。直到毕克建议，把“哪里”改成了“哪儿”，丁建华才恍然大悟将这个片段顺利通过。
配音演员丁建华
不仅如此，毕克还根据自己的经验与心得发明了一套独创的“1+1=1”理论。1982年上海电影译制厂出版的《上影画报》第七期当中，收录了一篇毕克在1955年所写的关于译制片配音的文章，文章提到：
大家知道，译制片配音，就是在原片演员已经塑造好的视觉形象基础上，运用嗓音语言塑造一个与之统一的听觉形象。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嗓音语言塑造人物时，必须完全按照原片中的人物模样，在其性格色彩、感情层次、语言节奏等等的严格制约下，亦步亦趋地进行。这样，才能达到“一体化’的要求。如果排列成式子，那就是：
1（视觉形象）＋1（听觉形象）＝1（视听高度吻合的人物形象）。
忠实于原片、忠实于原片中的人物形象，是我们译制片配音的创作准则。因此，绝不能简单地将配音理解为依样画葫芦。因为，单纯模仿，充其量也只能达到所谓近乎形似的程度；而塑造一个人物如果仅仅是展现其躯壳（如果声音也是躯壳的话），而不能揭示其灵魂，那这个形象是不可能有生命的。
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人由浅及深地提出过关于译制片配音的技巧理论。而毕克正是凭借着自己不懈的切磋琢磨，才最终让他有了一副动听的好声音。经他之口配音的角色，无论大小，无论主配，每一个都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结缘高仓健
1978年，日本电影《追捕》在中国上映，对于当时没怎么接触日本电影的中国观众而言，《追捕》就如同一杯刚刚酿好的烈酒，带着股新鲜与刺激。
这部当时在中国引起万人空巷的电影实在是承载了那个年代人们的美好回忆。影片中身为东京地方检察署的检察官杜丘冬人遭到暗算，被诬陷成为了谋杀强奸犯。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一面出逃，躲避着矢村警长（原田芳雄饰）对他的抓捕，一面暗中调查搜索案件的真相。最终真相大白，幕后反派长冈了介（西村晃饰）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杜丘沉冤昭雪，还意外收获了一段美丽的爱情。影片几乎没有一分钟的赘余，情节紧张激烈扣人心弦。男主演高仓健对于冷面硬汉的成功诠释一下子打破了之前中国观众以清秀男友小生为美的审美习惯，成为了万众皆知的银幕偶像。而他的配音毕克，则正是站在高仓健背后的那个声音偶像。
左图为高仓健，右图为毕克
配音演员曹雷在追忆毕克时曾经提出，一个人物的感情就如同一座冰山，而说出来的那些话仅仅是冰山一角。高仓健的戏之所以难配是因为他很多时候是不说话的，他的脸上或许没有表情波澜不惊，但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挣扎与纠结。毕克之所以能成功的把高仓健的戏配好，那是因为他走进了这个角色内心当中了。
随后，毕克又进一步尝试一些更加富有挑战性的角色。1978年，上海电影译制厂引进英国著名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毕克为当中的男主角侦探波罗配音。
影片中大腹便便的他看似蠢笨逗趣，实则是一个心思缜密聪明过人的出色侦探。在影片的结尾处，侦探波罗有一段长达近30分钟的案情分析，这段难度很大的独白被毕克处理的节奏紧凑，扣人心弦。冷静犀利中又不乏幽默与调侃。
毕克拿捏到位的配音让这段独白成为中国译制片史上的经典之作。毕克的成功也伴随着上海电影译制厂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走入新的辉煌。毕克不仅担任了多部影片当中的主要配音，更是在《追捕》之后，包揽了那个时期高仓健所有角色的配音，《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帕》《兆治的酒馆》《海峡》但凡高仓健出演的影片，配音演员一栏中，一定会看到毕克的名字，毕克也因此成为了高仓健名副其实的“中国代言人”。
实际上，毕克与高仓健二人的经历与生活也十分类似，1982年，高仓健结束了与妻子江利智惠美多年的婚姻，却不料就在那之后妻子就因为酗酒逝世，很多人将这位歌星的死归咎于高仓健的薄情寡义而开始痛恨他，这也成为了高仓健心灵深处难以愈合的伤疤。而此时的毕克也早已独居多年，妻子顾美倩为了照顾旅居海外的父亲带着两人的小儿子前往了美国定居，而毕克出于对自己配音事业的不舍选择了和大儿子一起留在了上海。多年以来，毕克的私人生活十分低调，但这当中的失落与苦楚，恐怕也只有毕克自己才能知道。
1986年，高仓健随日本代表团来华访问，并特别提出要看望自己中文的配音演员毕克。年龄，身高，相貌都颇为相似的两个人终于在相隔银幕十年后面对面的站在一起。见到毕克，高仓健率先深深的掬了一躬，并激动地向毕克竖起了大拇指，感谢他把银幕上的自己变成一个有血有肉，受人欢迎的中国人。而毕克面对着这位不能再熟悉的朋友，也是心怀敬意。两个同样身材挺拔高大，风神俊朗的硬汉，一见如故，惺惺相惜。据毕克回忆到，自己与高仓健同样出生在1931年，高仓健生于上半年，自己生于下半年。身为山东人的自己身高还是略高于高仓健。下面这张泛黄的照片摄于上海电影译制厂的会客厅，它记录的不仅仅是两个知己的相遇，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毕克与日本演员高仓健
中年丧子 ，抱憾离世
1986年对于毕克来说是有着特殊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他见到了知己高仓健。但也就是这一年，和他一起相依为命的大儿子却因失恋而选择了自杀。
毕克就这样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悲痛欲绝，本来就内向的他变得更加忧郁，身体状况也已经急转直下。而在这之后的八年里，毕克没有再参与译制片的配音工作，转而从事译制导演的工作。尽管他在《亡命天涯》《真实的谎言》《绝地战警》等作品中依旧敬业的完成导演工作，但缺少了他本人的声音对于很多观众来说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而此时的高仓健也因为家庭的变故减少了接戏的频率，所出演的电影屈指可数，两个出色的银幕搭档，就这样先后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1999年，高仓健的电影《铁道员》在即将上映，这是时隔十年来高仓健最满意的一部作品。高仓健的父亲曾经在中国工作，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高仓健也希望这部自己晚年的作品能作为千禧年的礼物送给中国并希望由毕克来配音。此时的毕克身患肺气肿病情恶化，但他还是申请出院并办理了护照。出院后的毕克为了恢复，在家自己拿着录音机练习，可是严重的疾病使他根本无法均匀呼吸。
毕克在病房
最终为了保证影片的质量毕克主动选择了放弃。而影片也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在中国上映。期待已久的合作最终落空，毕克心中的难过不言而喻。这份失意彻底击倒了毕克并摧毁了他的身体，他再一次住进医院并接受了切开喉管的手术。术后的毕克已经不能言语。手边不离的是一个笔记本，想说的话就写在上面。谁又能想到，一个连声音都可以演习的大师在最后的岁月里陪伴他的竟是一堆冰冷的管子，一个笔记本和无尽的沉默呢？这也许真的可以说是造化弄人了。
2001年3月4日，毕克在上海去世，享年七十岁。得知消息后，高仓健非常难过，他很快发来了唁电，上面说：突闻噩耗，一时竟无言以对。未能再度相见，不胜遗憾。衷心祈祷冥福。随后高仓健又从日本稍来一盒冥香，希望由毕克的家人同事在毕克的灵前点燃，已示哀思。而今，高仓健也离开了人世，真正的融化在了那片蓝天里，两位知己此时终于可以在天堂相见，畅谈艺术。
晚年的毕克曾经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被问到如何看待自己的配音生涯，毕克只说了3个字：”俱往矣”。原本预想的所有跌宕起伏在他的口中都化作了宠辱不惊的平淡人生。或许，生命本就如此，一蓑烟雨终会散去，一步步从容走过万水千山就好。
后记
从1957年成立至今，上海电影译制厂之于译制片，是金石之声的过往与当下，在那个文艺形式相对单一，娱乐生活并不丰富的年代里。译制片的存在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普及电影艺术 ，开阔中国电影制作人的视野，启发中国演员的表演思路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上海电影译制厂见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辉煌。
相比于巅峰时期的鲜花与掌声，现在的译制片少了光芒与掌声，多了质疑与轻视。原声片的锐利与迅疾，使得传统的国语译制片越发显得沉重与迟缓。吐故纳新追随时代，本无需回避。但新与旧，中与外之间是延续还是割裂，确实是需要我们审慎的判断与选择。然而译制片对于上海电影译制厂是滋兰树慧的传统与血脉，历史的渊源流长、学统的生生不息、经验的炉火纯青，成就了听其声知其人的高雅境界。上海电影译制厂在当下也多了一份对译制片这一人文传统的承担。因此，无论是出于理智还是出于情感，上海电影译制厂都将选择坚守与更续。
在我看来，上海电影译制厂是一个充满严肃性与权威性的艺术机构，那里的每一份剧本、每一句台词、每一张口型、每一个对话都经过配音艺术家的反复琢磨与审核。每一部译制片都承载着艺术家们的热忱与追求，让艺术情怀与人文精神在这所历史悠久的单位里继续滋长、激荡与澎湃。我相信任何一位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演员在这里学到的不仅仅是发生的技巧与吐气的频率，更是一种做事的态度，做人的追求：低调、客观、踏实、严谨。
录音棚里字正腔圆铿锵有力的普通话传递的是当今译制片仍在践行的操守与品行，上海电影译制厂每日为广大观众提供质量过硬的国语配音，也向社会传递着译制片固有的魅力。他们曾使译制片在昔日熠熠生辉，也使译制片在当下砥砺前进。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坚守属于译制厂的过去，创新属于配音人的未来。新的时代，上海电影译制厂与译制片都将旧貌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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