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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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看起來我們把呼吸支持治療、ECMO支持治療都用上了，但最後沒救回來，其實是支持手段用得太晚了。從這些經驗教訓中我們知道，治療關口要前移。
記者 | 黃 祺
最近，已經在武漢最前線工作40多天的東南大學附屬中大醫院黨委副書記邱海波教授，完成了國家衛健委醫療救治專家組第五輪巡查工作。每到一家醫療機構，邱海波教授就會和負責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救治的同道一起，討論救治難度大的病人情況，特別是死亡病例，要一個一個“覆盤”。
邱海波教授在疫情早期提出了“沉默性低氧血癥”等重要的判斷，為後續治療方案的改進提供依據
邱海波教授說，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建立後最嚴重的一次傳染病疫情，儘管武漢是一座醫療資源豐富的城市，依舊在重壓下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新冠肺炎是一種全新的疾病，再加上病毒傳播能力太強，早期猛增的病人讓醫療救治陷入困境——重症患者迅速增加，救治成功率低，給社會帶來恐慌情緒。
隨著全國醫療隊馳援、救治物資逐步到位，以及方艙醫院的啟用、社區管理的加強，到了疫情後期，重症患者救治成功率慢慢上升。
將近2個月的時間過去，武漢開始迎來曙光，這樣的結果已經是之前眾多預測中最好的一種。
武漢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救治中，重症醫學專業人才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全國各地共11000多名重症醫學醫護人員，在武漢救治最嚴重的新冠肺炎病人。
邱海波教授是我國第一位重症醫學博士，從2003年非典疫情開始，2005年四川省豬鏈球菌病疫情、2009年甲型H1N1流感疫情、2013年H7N9禽流感疫情……每一場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他都作為重症醫學專家，不僅直接參與救治患者，還為決策和救治提供了大量重要的建議。 新冠肺炎疫情裡，邱海波教授也多次在專家會議上向中央指導組領導提出重要決策建議。
邱海波教授（右）與北京協和醫院重症醫學專家杜斌教授在武漢工作，手裡的麵包是他們的午餐
“武漢的醫院裡還有幾千新冠肺炎患者，還有幾百位重症患者未能脫離危險。”當全國很多地方的人開始卸下壓力時，邱海波教授依然和所有的醫護人員一樣，未敢放鬆警惕。
一邊救治病人，邱海波教授一邊總結疫情帶來的啟示。3月9日下午，邱海波教授接受了《新民週刊》的專訪。
“覆盤”重症病人救治經驗
《新民週刊》：武漢全部方艙醫院休艙，定點醫院病床也開始空出來，武漢的疫情是不是可以說大為緩解？
邱海波：方艙醫院休艙，希望大家不要誤解。休艙不是永久性地關閉，接下來武漢要逐步啟動復工復產，城市會逐步開放，如果
未來再出現病人增加的情況，隨時可以啟用這些方艙醫院。目前的情況看，定點醫院裡有空病床出來了，方艙醫院這種臨時、簡易的醫院可以暫時不用了。之前武漢幾乎所有的醫院都用來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現在定點醫院裡，有的病區關閉。有的醫院ICU病床空出一半，病床供大於求，是非常值得高興的現象。我知道一些來得晚一點的醫療隊，去替換來得早的醫療隊，有一部分醫護人員可以得到輪休。
這些情況都說明疫情在緩解。武漢的醫院接下來要逐步恢復正常的醫療服務，為腫瘤病人、慢性腎衰等病人，以及心梗、腦梗、膽囊炎、闌尾炎等等急症病人提供服務。
《新民週刊》：國家衛健委醫療救治專家組完成了第五輪巡查，這一次巡查主要是什麼目的？
邱海波：公眾對新冠肺炎的病死率非常關注，這也是我們專家組特別關注的內容。第五輪巡查的重點，就是把之前死亡的病例拿出來討論，一個一個“覆盤”。我們希望從這些救治的經驗教訓中，找到更好的救治經驗，減少重症病人的死亡率。
我們之前已經用到了一些很好的經驗，比如“關口前移”，有些救治措施要早點用上，效果會更好。
但我們也要客觀地看到，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建立後最嚴重的一次疫情，病毒傳播太快。武漢的醫療資源很豐富，我們假設疫情發生在北京、上海，恐怕也面臨著類似的救治壓力。所以早期病死率比較高，和病毒本身的特點有關係。
2003年非典疫情，全國只有幾千病人。而新冠肺炎疫情，2個月時間已經有8萬多病人，早期就算有全國各地醫療隊支援，救治都還是非常吃緊。
《新民週刊》：“覆盤”的過程中，看到哪些問題？
邱海波：早期的重症患者救治中，有些措施可能是有問題的。比如有的病人一採取插管通氣心臟就停跳，哪有這個道理？一定是插管的時機太晚了。這個時候病人的心臟、腎臟等等都已經因為缺氧而損傷。前期部分重症病人無創通氣的時間太長，插管的時機太晚。
雖然看起來我們把呼吸支持治療、ECMO支持治療都用上了，但最後沒救回來，其實是支持手段用得太晚了。從這些經驗教訓中我們知道，治療關口要前移。
疫情早期，我們因為救治條件限制，出現了這些問題，不少病人給我們留下非常慘痛的教訓。後來我們救治條件好了，就應該按照規範來做。
邱海波教授（右一）與杜斌、管向東等國內權威重症醫學專家一起在新冠肺炎重症病房內工作
《新民週刊》：您1月20日就到了武漢，早期救治是一個怎樣的狀態？
邱海波：大家在媒體上也看到一些疫情早期的情況。當時病人猛增，一床難求，醫院裡ICU病床全滿，重症科接到無數電話：這個病人不行了，能不能收進去？但ICU沒有辦法，收不進。這樣的情況下，必須擴床，二十張、三十張根本沒用，開出來馬上就住滿。
看到這樣的情況，我們專家組向中央指導組建議，要迅速增加集中收治重症患者的定點醫院，迅速擴充重症病床，這個意見很快被採納。
徵用的醫院被整個改造成收治重症患者的病區，然而光有病床也沒有用，這個時候全國各地的醫療隊來支援了。把十多家醫院徵用來全部收治傳染病病人，這種做法也是從來沒有過的。
《新民週刊》：早期一些病人插管通氣時機太晚，是不是還有客觀的原因？
邱海波：早期疫情暴發時，重症病人太多，ICU床位不夠，病人進不了ICU，不能插管。另外，就算能做插管，最開始幾天氧氣壓力不夠，裝備不到位，插管也沒有用。還有一個原因是，最早我們醫生的防護物資都不夠，要麼是沒有，要麼達不到防護級別，你讓醫生怎麼做插管？
醫護人員也恐懼啊。2003年非典中，很多醫護人員就是在防護不到位的情況下給病人插管，造成了感染。
當然，後來我們發現，一些非重症醫學專業的醫生，對插管通氣的感染風險認識上也有誤區。有的醫生認為插管通氣比無創通氣對於醫護人員的感染風險更大，其實不是的，無創通氣的氣體流量要比插管通氣高很多，理論上無創通氣的感染風險更高。
邱海波教授組織重症患者救治
《新民週刊》：您做了30年重症醫學專業，見了很多生死，到武漢的最初幾天，是一種什麼感受？
邱海波：有人說，醫生都有“情感過濾器”，很多人以為我們醫生每天都要面對死亡，所以看到病人死亡無所謂。其實不是，醫生也是人，無能為力時也會感到絕望。
我剛到的時候，晚上去查房的病房，第二天就走了三個病人。這樣的情況我能接受嗎？完全不能接受，打擊很大。為什麼會這樣？當時很多救治條件都沒有，病人需要吸氧，但氧氣壓力不夠，呼吸機打不起來。我把這些困難向上反映，反映到中央指導組，後來這些問題都得到了解決。
醫生不可能把所有病人都救回來，但我們都希望能盡最大的努力救病人。
逐漸認識新冠肺炎：沉默性低氧血癥
《新民週刊》：您很早就提出，新冠肺炎的特點是“沉默性低氧血癥”，後來再回頭看這些重病人，是否印證了當時的判斷？
邱海波：是的。我們常常聽到臨床醫生說，這個病人前一天還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我早期在病人身上已經發現了這個現象。
以往我們遇到的重症病人，如果他血氧飽和度降低，人會感覺難受，憋氣，心率會加快。去過西藏的人都有這種體會，高原缺氧，那麼你心臟會怦怦跳。有這些症狀，醫生會及時去測血氧，及時給他進行治療，解決血氧飽和度低的問題。
可是新冠肺炎病人，他自己主訴不明顯，就是說他自己感覺沒有太難受，他會說有點憋氣，但不是太嚴重。如果醫生這個時候去測，會發現他的血氧飽和其實已經很低了。這個就是我說的“沉默性低氧血癥”。
早期，我們對這個現象認識不足，有的治療手段用得太晚，比如說插管通氣用得太晚，等用上去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這個是我們認識一種新疾病的過程。
《新民週刊》：摸索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治療方法，非常艱難嗎？
邱海波：頭一個月摸索治療方法的過程是相當艱苦的。
我們找到了一些很有效的措施。比如我提出“俯臥位通氣”的方法，讓病人趴著，“俯臥位通氣”可以利用重力作用引流病人氣管裡的分泌物，對於病人血氧飽和的恢復有幫助。
《新民週刊》：您講的“關口前移”，包含哪些內容？
邱海波：我們說的“關口前移”，指的是找到輕症變重症，重症變危重症這個轉變過程中的關鍵點，及時地卻切斷這個發展。特別是危重症患者，我們發現新冠病毒對人體的傷害，涉及肺、心臟、腸道等等重要的器官，應該把它看做“新冠病毒感染症”。無論是對肺部症狀的控制還是其他器官症狀的控制，都要措施前移。
重症醫學根基還不夠牢
《新民週刊》：國家衛健委醫療救治專家組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邱海波：專家組有幾個作用。第一個是到病區擔任醫療組長，領導和參與重症患者的救治。第二個是指導救治，我們有定期巡查制度，去各個救治組看一些重點病人，進行病例討論，研究救治方案。第三個是很重要的任務：我們通過查房，看病人，總結救治中的經驗教訓，把這些臨床經驗總結到新冠肺炎診療方案中。
至今診療方案已經更新到第七版，效率是很高的。
邱海東教授白天在醫院指導救治，晚上總結經驗並與同行專家交流彙總
《新民週刊》：這次疫情，您認為我們要總結哪些經驗？
邱海波：我是臨床醫生，我的工作是救治病人。如果一場傳染病疫情發生後，所有的期待都放在ICU，到了ICU 這個生命最後一道防線的地方，把壓力放在這個地方，那是下策。應對傳染病疫情的上策，是防和控先做好，在這個基礎上，得了病的人我們要救治好。
如果防和控做好了，病人數量就不會那麼多，病人基數小了，那麼重症人就會少，死亡率就不會那麼高。因此我覺得未來一定要加強公共衛生力量。
《新民週刊》：從救治的角度，有什麼啟示？
邱海波：從救治的角度來說，我們過去都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預案，但當這麼大的疫情發生，我們發現過去的預案都不頂用。這說明我們的預案站位還不夠高，沒有考慮到嚴重的情況。
我認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預案，要有頂層設計。比如說，如果發生低強度傳染病疫情，應該怎麼應對；中等強度的傳染病疫情，應該怎麼應對；高強度的傳染病疫情，又該怎麼辦。要按照幾個層面，來做傳染病疫情的預案。
重症醫學專業1萬多名醫護人員在湖北參與救治，佔所有醫療支援人員三分之一
《新民週刊》：您是重症醫學專家，疫情中全國1萬多名重症科醫護人員援助武漢，為什麼您認為重症醫學人才的儲備還是不夠？
邱海波：支援湖北的重症醫學人才，大概佔全國重症醫學人才的10%。全國來武漢的醫療隊中，各個科室的醫生都有，我們發現，救治重症患者時，對於其他科的醫生來說，就特別難。他們有心殺敵，但手上的武器不夠。重症病人的救治，不能靠激情，必須要技術和方法，而這些技術不是說短期培訓就能學會的。
最近我向國家衛健委相關領導建議，要把重症醫學納入住院醫師規培體系中。重症醫學是唯一沒有納入住院醫師規培體系的二級學科，
我們只有專科醫師培訓，一年全國也就培養幾百個人。這就好像金字塔，我們塔尖上有人才，但金字塔底是沒有培養體系的，這個學科沒有根基。
徵集令
陽春三月，萬物復甦。在抗擊疫情的戰鬥中，我們迎來了春天，《新民週刊》也迎來了新聞線索和故事徵集的第二彈。
如今，經歷了一個多月休眠的城市正在逐漸甦醒，各行各業都開始有序復工復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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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相關故事，我們仍然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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