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起一套防護裝備就走，已是陳琦的常態。
曾是醫生的她在8年前選擇轉行，本以為自己會就此“遠離一線”。
“沒想到，成為一名流行病學調查人員後，現在我成了當年同事裡，去過各種類型隔離病房最多的那一個。”供職於湖北省疾控中心的她說。
一般來說，疾控機構在接到疑似病例、確診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的報告後，應在24小時內完成流行病學調查。所以，無論何時何地，接到病例報告，就要出發。
華南海鮮市場、金銀潭醫院……“但凡外界知道的，我去過。不知道的，我同樣出過現場。”對於自己心中的疫情地圖，陳琦說。
從去年底持續至今，“好的，馬上出發”就是她的口頭禪。
迷霧
這次不一樣。
為新冠病毒溯源時，陳琦常這麼說。
這樣的判斷，來源於最初那批“不明原因肺炎”感染人群的檢測結果。“在做了流感、腺病毒等20多種常見病原的檢測後，我們發現，依然是‘不明原因’。”她說，這就好像戰爭已經打響，我們還不知道對手是誰。
從程序上看，陳琦和同事們，面對的都是“最棘手”的案例。
流行病學調查的一般流程是，疫情發生後，各縣區疾控人員會先開展調查。“如果他們沒能摸清傳播途徑、感染來源，省裡會聯合市區到現場進一步深入調查，直到弄明白為止。”陳琦記得，這次疫情開始後，需要她們介入的流行病調查就沒有停過。
“隨著調查的深入，這個新發現的傳染病不斷刷新我們對這個新病毒的認識。”陳琦深深地感知“問題的複雜性”。
通過整理海量資料，陳琦發現，並不是所有的病例都發熱，有些輕症病例甚至不出現發熱，僅僅是輕微的咳嗽。“這是一種新發傳染病，大家的理解和認知有一個過程。”
陳琦開始一點點“覆盤”，去找到那些“缺失掉的拼圖”。
“只有這樣，才能撥開迷霧。”她說。
追問
找到線頭，抽出線索，並不容易。
陳琦和同事們要做的，是為每一個病例設計不一樣的問題。
67773例——這是截至2020年3月10日24時，湖北全省累計報告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
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方案中，流行病學調查表的標準格式，是兩頁紙。
“可我們在實操層面做的，往往是一摞調查資料。”陳琦工作時，是在醫院隔離病房內，一人提問、一人記錄，與病人交流發病的經過。有的病例病情較重，可能需要在病床旁，仔細聆聽微弱的斷斷續續的敘述，最後把記得滿滿的流行病學調查記錄貼在病房的玻璃上，“讓外面的同事儘可能清晰地拍攝下來。”
這就意味著，一次調查下來，“我們需要在隔離病房裡待數小時以上。”她說。
因為，“發病前的14天，病例去過的所有地方，見過的所有人、所有的生活軌跡，都需要描述得清清楚楚。”陳琦說，掌握病例的發病情況、暴露史、接觸史等信息，是對新冠肺炎確診患者進行流行病學調查“最直接的目的”。
除了需要縝密的邏輯和對細節的追問，陳琦和同事們，還要面對“很多患者都會出現的記憶偏差”。
只有“修正偏差”，才能從患者的軌跡中分析出感染原因，並找出所有的密切接觸者。
一位確診患者認定，自己發病前14天內從未出門，只是在家看電視，還懊惱地對急著找出真相的調查員一遍遍重複：“完全不曉得怎麼感染的。”
這就是陳琦開展調查時，常常拿到的最初答案。
“只能一遍遍梳理已知線索，不斷用每一個時間點去追問。”陳琦說。
多次反覆，她才從病例口中，得到一條有價值的信息：“打過一次麻將，好像桌上還有人咳嗽了。”
最終，這條“千呼萬喚始出來”的信息，讓陳琦找到了新冠病毒在這個病例中的傳播軌跡。
這也是為什麼，“禁止打麻將等聚集性活動”被納入疫情宣教中，麻將室也全部關閉。
找到危險因素，避免類似情況的再次發生。這是流行病學調查的責任。
為了找到一個個“風險點”，陳琦和同事們還要想盡辦法，“讓患者能對我們敞開心扉。”
可患者往往會認為，回答這些問題，對病情診療沒有任何幫助，“心裡可能也會有一些顧慮。”每每看著被病痛折磨的患者，陳琦很理解。
她選擇“以柔克剛”。在第一時間到達現場後，“就守在患者身邊，等著他們願意真正開口的時刻。”陳琦說，有時候，這種等待，可能是從凌晨1點就到達醫院隔離區，穿著嚴密的防護服，一直等到中午11點。
至今，陳琦已經訪談了數百個病患，而通過這些病患，追出的每例病例的密切接觸者少則三五個、多則數百個。
澄清
“潛伏期多為3～7天”“無症狀患者感染者也可能成為感染源”“人群普遍易感”……在進行大規模的流行病學調查和樣本分析後，這種看不見摸不著的病毒，面貌逐漸澄清。
“我們不斷深入探索，累積數據，得到的有效信息越來越多。”除了個案調查外，流行病學調查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通過實時的分析和預測，來反映病毒和患病人群的整體特徵。
在流調中有新發現，並據此給出專業的建議和實時的反饋，從而有利於防控策略和醫療策略的調整，是讓陳琦感到最有職業成就感的事。雖然她也開玩笑地吐槽：“每天看數據看得眼睛都要瞎了。”
即使事情的真相越來越清晰，從陳琦的專業角度來看，關於這次的病毒傳播，還是有很多疑問沒有解除。
“關於病毒的溯源，目前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疫情暴發後，陳琦和同事曾到公眾眼中的病毒發源地——華南海鮮市場進行過採樣分析，並沒有發現明確的證據，顯示這裡就是最初的傳染源。
“另外，現階段我們推測病毒是從動物傳給人，這是一種比較大的可能，但究竟是什麼動物還沒有找到明確的證據，需要進一步調查研究。”她一直沒有停止過思考這些問題。
流行病學調查的工作，說起來很容易，其實千頭萬緒。“我們很想弄清楚，但很多時候結果不盡如人意。”陳琦認真地說，“我們不是神，但一定會盡全力而為。”
為了更清晰地掌握疫情發展情況，陳琦和同事們專門製作了一張疫情地圖，用深淺不一的顏色，來標註疫情的嚴重程度。
她最開心的是，“這張地圖上的顏色越來越淺，沒有新增病例的地方越來越多。”
“不過，還沒有到放鬆的時候。”攥著手中的疫情地圖，陳琦說。
（□ 中國婦女報·中國婦女網武漢戰疫報道組；記者：王長路 劉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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