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是一本有些“怪”的書 , “其風格不僅與正統的醫學史有明顯的不同，而且與一般的歷史學者從社會文化角度切入的疾病醫療史論著也不盡一致，可謂是另類的醫療史書寫。”（餘新忠評）
該書是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楊念群的論著，力求在一種“情境化寫作”的狀態中充分展示近現代政治演變與傳統醫療因素之間複雜的互動博弈關係。
作者以新穎獨特的敘事手法，通過數十幅相互銜接的場景，形象地再現了中國社會變遷波瀾壯闊的另一個歷史側面。在這些場景中活動的人物既有西醫傳教士、助產士和社會改革者，亦活躍著坐堂中醫、頂香看病人和走方行醫者，還有各類政治家和赤腳醫生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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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
（當代中國人文大系）
楊念群 著
本書的主要目的是探討晚清以來的中國人如何從“常態”變成“病態”，又如何在近代被當作“病人”來加以觀察、改造和治療的漫長曆史。“東亞病夫”的稱謂既是中國人被欺凌的隱喻，也是自身產生民族主義式社會變革的動力，在這個意義上，“治病”已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醫療過程，而是變成了政治和社會制度變革聚焦的對象，個體的治病行為也由此變成了群體政治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作者：楊念群，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學術興趣是中國政治史、社會史研究，並長期致力於從跨學科、跨領域的角度探究中國史研究的新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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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載自南開大學餘新忠教授為該書撰寫的書評。頁碼對應的是該書的2006版。）
題目、主旨、書寫格局
對於讀者來說，該著的“怪”可能首先就表現在其題目上，病人就是病人，何來再造？而且病人還要加上引號。顯然，作者以此作為書名，自有其獨特的考慮，根據作者的自述，這樣做是意欲表達，“近代中國的‘病人’不僅與古代意義上的病人已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且更為關鍵的是，近代‘病人’不僅承擔了罹患疾病的原始生物含義，而且也承擔了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形成的思想和制度內涵。”(導言，第7頁)也就是說，“生病”並非純粹的自然生理現象，病人其實也是一個歷史文化概念，現代“病人”的產生是近代以來一系列社會政治行為再造的結果。
不過，讀罷全書，我們會發現，這似乎並非全書的主旨，書中雖然也有些地方涉及於此，但作者主要做的卻是，從醫療和身體入手，藉助“空間”、“地方”與疾病隱喻等概念，來梳理近代以來的一百多年中，主要源自西方的現代醫療衛生機制（或者說“空間”）是如何植入中國社會的，以及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政治和社會運作機制。
中國醫療衛生機制的近代轉型與現代機制的建立，是一個關涉面極廣的大題目，大凡醫學教育、醫政管理、醫療和求診行為、醫患關係、社會醫療保障體系、中西醫學交流與衝突、醫療與健康觀念、清潔衛生觀念與行為、檢疫與防疫和國家衛生監管等等，均可歸入，而且，其中任何一項似乎都值得深入地探究。
在一本書中，要處理如此多的議題，顯然是不可能的，實際上，這也不是作者想做的。他希望的似乎是根據自己的興趣和需要，選擇一些與醫療衛生相關的個案來做細緻的探索，並通過共通的學術理念的實踐，以現代醫療衛生空間植入中國社會的情形與這一過程中政治和社會運作機制這一共同的主題來將這些個案貫穿起來，形成一種由點及面、鬆散與連貫結合的書寫格局。
章節梗概
全書除導言和結語外，共分九章。
《導言：醫療史的另一種敘事》
主要介紹作者的研究思路與全書的佈局。首先以故事的方式引出身體的問題，借用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的思路，指出，一般認識中，近代以來中國人貧弱的身體其實象徵著中國國家的衰敗，“得病的身體作為一種文化的隱喻載體，內涵和邊界日益擴大，甚至暗喻著中國國土疆界被頻繁侵害。”(導言，第3頁)經由身體，將疾病同國家和政治聯繫了起來。通過這一聯繫，作者似乎希望表明，他的研究將從文化和後現代的視角出發，以疾病與醫療為切入點來探討中國近代的空間政治，而將其與傳統疾病醫療史研究過於強調科學主義理念和線性的現代化敘事模式區別開來。
蘇珊·桑塔格
第一章《救不了靈魂的醫生》
敘述了1832年西醫傳教士進入中國以後，宗教色彩日漸淡化，從為了拯救靈魂的純粹傳教到更加註重世俗的作為科學的醫學的轉變過程。從19世紀到20世紀，基督教內部“預言精神”和“秩序精神”的此消彼長在這一轉變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前者的核心是在摧毀異端偶像和制度的同時尋求一種超越性的終極體驗和希望，而後者則倡導更有耐心地在世俗範圍內進行工作，並能相對容忍世俗中不完美事務的存在。進入20世紀後，隨著美國“社會福音派”影響的增強，西醫傳教士開始比較現實地面對“靈魂難以拯救”的狀況，將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了醫學本身，與此同時，中國本土文化傳統也強烈抵禦靈魂的被拯救，加上西方現代科學話語霸權地位的全面奠定，終使“西醫傳教士的雙重角色發生了更加嚴重的錯位，宗教承擔的神聖意義在世俗氛圍的浸淫下似已變得無足輕重。”(第39頁)
第二章《對陌生空間的恐懼與接納》
主要處理的是西方醫療空間在進入中國社會的過程中，如何因應中國社會的“地方感”而逐步加以調適。對西方封閉醫療空間的恐懼和醫院治療“委託制”的不理解，伴隨著當時風起雲湧的反教運動，在晚清社會形成了眾多諸如“採生折割”之類的想象與謠言。面對本土文化的抵制，西方醫療空間不得不做出一些調整，比如有限度地公開醫療空間，委託治療中營造虛擬家庭氛圍等，以贏得中國人的信任。從而，進入中國社會的西醫也不再是原本意義上的西醫，而打上了許多中國社會的烙印。作者希望藉此擺脫以往西醫傳播史研究中預設非西方世界只具備被動接受西方影響能力，而不具備反作用可能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表明“西醫的傳播並非一個‘純淨’的過程，而是與當地社會文化反覆互動後達到某種平衡的結果”。(導言，第8頁)
1880年秋，英國倫敦會傳教醫師馬根濟在海大道建成的醫院（圖來自：天津市檔案館）
第三章《“公醫制度”下的日常生活》
主要討論了在醫學“國家化”的構架下，西方醫療空間逐步滲透至中國民眾日常生活之中的情形。民國以降，在“強國”必先“強種”這一理念強烈驅動下，中國開始了由國家來全面操控醫療衛生事務的醫療“國家化”的改革進程，在此背景下，西方醫學人士通過引入“社會服務”理念(在治療的同時，為病人提供相關的社會服務)，和依託地方自治網絡，主張走出醫院、走進衚衕的“蘭安生”模式，力圖將西方的醫療空間滲透至城市的各個角落和民眾日常生活之中。在這裡，作者再次強調了中西之間的互動，認為西方醫療走出醫院這樣相對封閉的空間而逐漸融入當地社區乃是純粹的精英西醫模式(“協和模式”)與中國社會狀況開始發生互動契合的表現。
第四章《現代城市中的“生”與“死”》
考察了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北京城內傳統掌管人們生與死的產婆和陰陽生的生存空間日漸被壓縮直至最終被現代醫療衛生專業人士所替代的歷史。產婆和陰陽生在傳統社區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的行為不僅是一種技藝，而且也是一種彰顯秩序與倫理的儀式，他們主要處理的“生、死者的親屬與傳統社區人群的協調關係問題”，這與現代意義上的生命控制有著明顯的區別，現代的生命控制“則企圖通過生命的數字化和嚴格的量化分析，把傳統社區中的道德實踐問題轉變成與國家現代化目標相聯繫的行政管理與機構控制問題”。(第139頁)隨著“蘭安生模式”的推行，醫療社區的逐步建立，他們也逐漸被視為文明與科學的對立面而受到控制並最終被取締。在這一過程中，原本倫理化的自然社區也開始被行政化的衛生社區所代替。其改變的不只是生死控制本身，還有城市空間的管理控制機制。在此，作者並未高舉科學的大旗對非科學的產婆與陰陽生給予貶斥，而是努力對作為弱勢群體的他們的聲音做了一定的考古和“復原”。
整裝待發的第一衛生事務所公共衛生護士（圖來自網絡）
第五章《鄉村醫療革命：社區實驗》
則將視線從城市轉向了農村，介紹了1930年代協和醫學院的畢業生陳志潛在定縣的三級醫療保健實驗和鄉村中的“巫”、“醫”之爭。陳志潛是蘭安生的學生，他秉承預防醫學的理念在定縣開展的三級醫療保健實驗(縣、鄉、村)，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蘭安生醫療社區計劃在鄉村的延伸。在實驗中，陳志潛特別注意儘可能地降低成本，以便讓村民能夠承受得起，同時還注重三級醫療保健人員的“在地化”訓練，以避免出現外來專家送醫模式中的“雨過地皮溼”效應，這一點與蘭安生模式有所不同，但兩者同樣都排斥中醫，而這妨礙了保健員“在地化”程度的深化。因為在當時的鄉村，不必說西醫，就是中醫，有時也未必有更為草根的“巫醫”更受歡迎。在這種情況下，陳志潛提出了“社區醫學”的概念，“強調醫學應基於所有人的需要和條件，而非基於那些單獨的個人；基於治療和預防方法相結合，而非單獨依賴治療技術。”(第196頁)以求與巫醫在社區中扮演的多功能角色相抗衡。它不像蘭安生的衛生試驗區那樣試圖取代原有的自然社區，而是希望藉助原有的網絡，力圖與地方資源包括民眾的“地方感覺”相協調，以求逐漸將西醫導入鄉村本土化的運作軌道。
第六章《追繳“巫醫”》
關注的是京郊及京城的巫醫。首先介紹了京郊農村的“四大門”(胡門、黃門、白門和柳門)信仰和作為巫醫的“香頭”在“四大門”授意下為人頂香看病的情形。鄉民對神靈的信仰幾乎完全以是否靈驗作為取捨的標準，“四大門”作為“分散性宗教”雖然不曾像“制度性宗教”那樣取得官方的認可，但其往往利用制度性宗教作為自己的門面而喧賓奪主，在塑造地方意識和感覺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頂香看病的盛行具有重要的文化因素，和在一個社區中鄉民把精神疾病自覺歸屬於非醫療的神的治療範疇有關，“香頭”在社區道德倫理秩序中具有一定的支配力量，但“‘香頭’網絡並非一種嚴密主動支配鄉間生活的權力系統，而是通過自己是否靈驗的能力支配著鄉民處理日常事務時的選擇意向，隨機性、即時性的色彩較強”。(第226頁)巫醫作為制度外的存在，一直不為官方與正統醫學所認可，不過在傳統社區中，“巫醫”和中醫並非完全相互排斥，而有一種相互倚重和包容的關係。直到20世紀以後，隨著西醫“科學”地位的確立和國家衛生行政的展開，巫醫才作為官方著力取締的對象，生存空間受到行政力量的強力擠壓，在北京等城市中逐漸失勢。
第七章《中醫自救面面觀》
探討了民國至1950年代，面對強勢的西醫，以個體為單位從事醫療活動的中醫為了自救，經過痛苦的抉擇，而最終心甘情願地將自己納入現代防疫衛生體系的過程。中西醫論爭是中國醫學史研究中的熱點問題，不過作者認為以往的研究“僅僅強調從醫學體系的知識差異上進行比較，而沒有考慮到中醫在近代受到攻擊的最核心的原因是醫療行政能力的闕如，特別是在預防功能上與西醫的最終差別”。(導言，第9頁)中醫只具備個人救護的資格，而無力進行集體的保健和防疫。面對西醫的日漸強勢和“政治正確性”的確立，中醫不得不奮起自救，一方面循著西醫的知識體系來論證中醫的獨特學理和現實價值，另一方面，則盡力改變自身傳統個體、分散的診療形態，努力向組織化、行政化的診療體系靠攏，積極加入到國家的醫療和防疫組織之中去，特別是在1949年以後，由於國家對中醫的提倡，中醫暫時擺脫了在制度上被廢除的危險，從而大大加快了這一進程。
第八章《防疫、社會動員與國家》
討論的是1952年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中國政府對發生在朝鮮和中國部分地區的“細菌戰事件”的應對。1952年2月以後，在中國媒體上出現了美國戰機在朝鮮和中國東北、青島等地區投擲細菌，開展“細菌戰”的報道，儘管對於這些報道在細節和真實性方面還有待進一步釐清和證實，但作者顯然沒有著力於此，而是巧妙地將注意力轉移到中國政府的應對方面。他指出，一開始，中國政府和軍方基本上採取一種單純的戰時防疫策略，但很快就發現這樣的策略所面臨的困境：或者導致社會的恐慌，或者不被重視。故而，國家很快改變了策略，開始將此視為一種激發愛國主義、開展社會動員的契機。通過構建一種“顛倒的想象”(即本來人們認為，中國人身體的貧弱與不衛生乃是因為西方現代醫療衛生機制的缺失造成，而現在則將這種想象顛倒過來，認為我們現在的疾病乃是因為美帝國主義投擲的罪惡的細菌造成的)，使愛國主義和衛生運動聯繫了起來。這樣國家不僅有效地激發了民眾的愛國主義熱情，也通過社會動員，即開展愛國衛生運動，推進了現代衛生機制在中國社會的進一步確立。“因此，‘群眾’自發行動實際上是空間政治規訓與調控下的一種結果。”(第354頁)
第九章《在政治的表象背後》
探討的是1960年代以後的赤腳醫生制度。作者認為赤腳醫生制度的源頭可以追溯到陳志潛在定縣的“在地化”試驗，只不過，後者只波及定縣的數個村莊，而前者卻成為鄉村醫療變革的一場全國性的“制度化”實踐。另外，赤腳醫生實踐對中醫的包容也與陳志潛的試驗明顯不同，更有利於充分利用農村的現有資源與降低醫療成本。作者認為，赤腳醫生的實踐雖然興盛於“文革”期間，但絕不僅僅是“文化大革命”政治運動的產物或表現形式，而有著許多非政治性的因素，其一開始就被置入了人情和利益的網絡之中。赤腳醫生在當時良好的醫療表現，顯然與他們在鄉村社會網絡中相對豐厚的報酬與較高的社會地位密切相關，“是相對較為優厚的報酬、較為嚴密的監控機制和鄉土親情共同編織出了一幅赤醫成長圖景”。(第404頁)這一非常政治化的運動，其實包含著對傳統的融合。到1980年代，隨著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合作醫療體制的解體，赤腳醫生也失去其存在的基礎而淡出了歷史的舞臺。
圖來自網絡
結論《醫療史、“地方性”與空間政治想象》
是對全書的總結和對研究思路、理念的提煉。作者從“醫務傳教士與現代‘帝國’殖民品格的形成”、“‘地方’是如何被感知的”、“疾病隱喻、社會動員與‘國家意識’”和“跨區域運動與‘地方性’的重構”四個方面對全書的內容做了總結。指出，“近代以來醫療領域發生的所有變化，與其說是中西醫衝突和融合的歷史結果，毋寧被看做‘現代中國’完成基本構造和建設任務的一個重要步驟。”(第409頁)“本書從現代‘帝國’的殖民品格、‘地方性’的確認和重構，以及‘現代傳統’的實踐作用三個方面力圖詮釋‘醫療’行為與‘政治’變化的關係。”(第432頁)從而表明作者的醫療史研究主要是希望從醫療的角度來探討中國近代以來的政治與社會運作。他認為，以往的研究尚未能綜合地考慮以上三個方面的互動，而該著則力圖貫通這三個要素，提出一種新的解釋。
該書被收錄在“當代中國人文大系”。
“當代中國人文大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變革波瀾壯闊，學術研究的發展自成一景。對當代學術成就加以梳理，對已出版的學術著作做一番披沙揀金、擇優再版的工作，出版界責無旁貸。很多著作或因出版時日已久，學界無從尋覓；或在今天看來也許在主題、範式或研究方法上略顯陳舊，但在學術發展史上不可或缺；或歷時既久，在學界贏得口碑，漸顯經典之相。它們至今都閃爍著智慧的光芒，有再版的價值。因此，把有價值的學術著作作為一個大的學術系列集中再版，讓幾代學者凝聚心血的研究成果得以再現，無論對於學術、學者還是學生，都是很有意義的事。
“當代中國人文大系”分文學、史學、哲學等子系列。每個系列所選著作不求數量上相等，在體例上則儘可能一致。由於所選著作都是“舊作”，為全面呈現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思想變化，我們一般要求作者提供若干篇後來發表過的相關論文作為附錄，或提供一篇概述學術歷程的“學術自述”，以便讀者比較全面地瞭解作者的相關研究成果。至於有的作者希望出版修訂後的作品，自然為我們所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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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政治制度研究》
《中西比較詩學（修訂版）》
《道家形而上學研究（增訂版）》
《宋明理學研究（增訂版）》
《論可能生活（第2版）》
《唐代藩鎮研究（增訂版）》
《心學之思——王陽明哲學的闡釋》
《秦漢交通史稿（增訂版）》
《莊子哲學及其演變（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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