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沈芸
食客們的“二流堂”
“二流堂”的歷史源遠流長，我只從自己知道的時期寫起，那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
老北京都懂，四九城的城區劃分有“東富西貴”之說，而熟悉東城的人肯定知道東西向的朝內大街，那條街上有著名的朝內菜市場、老外交部、人民文學出版社，南小街是一條離“人文社”最近的南北向的街，叫是叫“小街”，其實這條街並不“小”，24路公共汽車穿行在這條街上，直達北京火車站。
我爺爺和他的“二流堂”朋友們幾乎都住在這一片兒，我們家住南竹竿衚衕113號
（也曾經叫“八大人衚衕27號”）
。黃苗子、鬱風， 王世襄，張光宇三家人住在芳嘉園衚衕的一座院落裡，黃永玉、張仃住在大雅寶衚衕的“美院”宿舍，胡考夫婦住在竹竿衚衕張姨家“陰暗的角落”，呂恩家住在史家衚衕的“人藝”宿舍。 大家同屬“東富”，很近，走路不超過十五分鐘。
《一個人和一群人——我的祖父夏衍》，沈芸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1月版。
一九七五年以後，爺爺從監獄裡出來，“文革”進入了後期， 政治氣氛略微鬆動，“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們伺機活動起來，但畢竟只能是半地下。不能不說“牛鬼蛇神”們的能量就是大，在物資匱乏的時代也不會虧待自己的嘴。
某日，快傍晚了，大人們忽然忙碌了起來，翻出呢子的衣服， 現在熨衣板上燙，說是要出去吃飯，我也被帶上一起去出客。那一次是在馬彥祥、童葆苓家，一桌子擠滿了“二流堂”及準“二流堂”的男男女女，大家擠在一起很侷促。我被夾在他們中間， 好像是緊挨著馬彥祥。那一桌子菜，我只記住了白汁蹄髈，燉得好酥爛，香氣直往鼻孔裡鑽，肥嘟嘟、滑糯糯。我那時小，筷子還用不好，夾不住。旁邊的大人給我夾了一塊連皮帶肉的蹄髈， 我用調羹在碗裡划著吃完，濃濃的白汁糊滿了我的小嘴巴。
這彷彿是我人生的第一隻蹄髈，從此，我對爺爺“死黨”們的記憶多半都與吃緊密相關了。
春暖花開時節，蟄伏在地下許久的“二流堂”聚會變得常態化、公開化。唐瑜在《二流堂紀事》裡寫道：人們又在春天裡飄飄然了！在王府井北梅竹衚衕他的家，黃宗江建議設“北梅竹飯莊”，一聽到開飯館，大家都來了興趣，有人提議請黃永玉的太太梅溪阿姨主廚，黃宗江出國時“又蒐集了一堆菜單以及日本的杯盤供參考；黃胄保證可以供應煙臺海鮮；黃永玉則說房屋四壁的畫他全包了；戴浩說可以取得郊區某大菜圃的新鮮蔬菜供應；掌勺的更有四位夫人可以當顧問。可以說萬事俱備，不缺東風。忽然有人傳來兩句話，夏公說：‘唐瑜開店，一定吃光虧光，你們別受他累。’這話我想了幾天，最後決定取消，因為我當時考慮老頭的想法絕不只是吃光的問題”。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二流堂”的幾位朋友在夏衍家中相聚。左起：吳祖光、黃苗子、唐瑜、葉淺予、丁聰、鬱風。
“二流堂”大都是以江浙、廣東為主的南方人，移居北京後，他們的南腔並沒有變成北調 。飲食上，要想在北方保持南方的口味，與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想要堅守自己的生活方式一樣艱難。他們中的很多人在幾十年的運動中，身份、地位、財富、職務、住房等身外之物都已今非昔比，但是骨子裡的精神氣質和文化品質卻頑強地保持著原汁原味。
寫“二流堂”，如果不寫到吃貨， 就沒有真正搞懂他們這群人。 至少，我認識“二流堂”是從吃開始的——這群有個性要求的人的聚會，最合適的選擇一定是私家菜。
呂恩的兒子Jimmy小時候沒少到芳嘉園去蹭飯，他用文字詳細描述過王世襄親傳的吃螃蟹經，王世襄不是正宗的“ 二流堂”， 屬於外圍 ，很少參加“二流堂”的活動 。他是社會上公認的美食家， 但在“二流堂”一個賽一個能幹的太太們面前，他很乖，不多說話， 太太們給什麼吃什麼，不挑剔也不炫技。我在我們家的聚會上見過他大吃“柳泉居”的豆沙包，可見是偏愛吃甜食的，當然那時候的“柳泉居”還沒有像現在這麼氾濫，它的豆沙包和“豐澤園” 的銀絲捲是可以上得了檯面的。
王氏吃蟹經不是獨創的，跟“二流堂”的吃法沒有區別，可以稱為“堂吃”。“堂” 裡面的人個個都是吃蟹的“老鬼”。
齊燕銘夫人馮慧德是位胖奶奶，我小時候喜歡靠在她身上看電視，吵著要坐軟“沙發”。有一次她在我們家吃螃蟹，過後又上來一道汽鍋雞，馮奶奶吃了一口抿著嘴說：蟹吃得眉毛“鮮特勒”，吃什麼也沒有“米道”，雞啊勿靈格。
現在大肆炒作的“禿黃油”在這幫老饕嘴裡並不稀罕，張光宇的太太湯素貞是“二流堂”座上客，尤其是在我們家的聚會，她是必到的。張家的規矩大得很，每次總是由子女把她送來，然後就自動離去，從不留下來上席，她回去則由順路的朋友送。大家對老太太的官稱是“張家姆媽”。張家姆媽素淨、典雅、清清靜靜，在這群人裡很受尊重， 她每次到了以後，先是去跟我爺爺寒暄問候，再跟朋友們打過招呼，然後就坐在一旁不言不語。張姨的熱鬧是一道風景，張家姆媽的安靜也是一道風景。我聽過她講得最多的一次話是關於“炒蟹粉”，那可是她們蘇州人的拿手菜，大概就是螃蟹上市的季節，大蟹超過三兩以上當然要清蒸了吃，小的就用來拆蟹粉，用豬油炒，裝罐後蠟封，跟各種食材搭配可以吃上一個冬天。如果只用膏黃不加蟹肉炒，不就是今天賣的奇貴無比的“禿黃油”？
“二流堂”的大規模聚會常在我們家，而經常性的小型聚會是在二里溝東口的胡考、張姨家，由於他們家的單元房地方有限， 餐桌用兩個摺疊桌一拼，也能坐下十來個人。胡考熱情、好客， 喜歡人多熱鬧，更因為他得意自己的夫人是位上得廳堂下得廚房的“美廚娘”。
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上飯館吃飯不是“二流堂”聚會的風格。
一九八六年秋，我們家搬到了西城區大六部口街14 號。一座交通便利、寬大敞亮、景緻優美的四合院，“二流堂”的聚會在這個院落裡走向了最後的時光——一九九五年二月，爺爺走了。秋冬，張姨走了。在他們之前，胡考先走了一步——爺爺不在了， 那座漂亮的院子暗淡了很多，可“二流堂”的聚會照舊在我們家舉行著，我們家的蜜汁蹄髈和羅宋湯依然是桌上的主菜，但這已經像是大幕落下前的“尾聲”了。
“二流堂”的阿姨們
有人說，一個夏衍、一個吳祖光、一個唐瑜，有了這三個人，就足以把“二流堂”從重慶搬到北京，此言不虛。一九九五年，爺爺去世後，我們仍然住在六部口的老院裡，“二流堂”的老堂主唐瑜在我們家住過一段時間，他是“party 控”，在爺爺留下的漂亮四合院的寬敞客廳裡招待朋友們，唐老人開心極了、樂此不疲。他先是由爺爺的紀念日想出題目來，繼而發展到每週都要搞一次聚會。
有老朋友的日子永遠是熱鬧的，即便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唐瑜一家在加拿大，黃苗子、鬱風夫婦在澳大利亞的時候，“二流堂”的聚會也沒有停下來過，移師到胡考家舉辦，因為有他漂亮的夫人張敏玉做主廚。
“一流人物二流堂”的聚會，之所以能夠“動京城”，因為來的都是響噹噹的一流人物。當然，有才子的地方，一定會有佳人，她們的歡聲笑語更是不可少。鬱風、沈峻、張家姆媽、高汾、張敏玉、呂恩、李德秀……都是聚會重要的成員和參與者。在這塊大色版上，她們是最活潑、最跳躍的顏色，把整個底色都提亮了。
他們這群人裡從來不缺“毒舌”，胡考可以算是一個。他老人家足不出戶，甚至不出屋，在太太的精心呵護下，紅光滿面， 氣定神閒，每日坐在大畫案前畫畫、寫字、打通關。一般來說， 吳祖光只要一開口，所有人都成了聽眾。可是，胡考要麼不說， 要說出來往往不僅是一針要見血，而且直接戳到了骨，所以，他們在一九五七年都成了“右派”。
胡考解釋自己逛街的愛好：“世界上有兩類人愛逛街：藝術家和女人。”胡考的兒子回憶，五十年代初，他父親喜歡到丁玲那裡談天說地，他們很投機：“父親對我說，女人都不會聊天。天下會聊天的女人極少，丁玲算一個。”這一評價，一下子讓人聯想到“文小姐武將軍”，這不是白來的。
那時候，丁玲的生活很闊綽，她小聲對胡考說：“我一個月要一千塊開銷。”在當時的作家中，只有她和巴金不領工資，這在當時是天底下少有的豪邁！“她除了有稿費還有獎金，《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得到斯大林獎金四萬多元！可以買五座‘艾青小院’！說‘一本書主義’名利雙收，絕不為過。”
（胡小胡：《我的父親母親》）
看來，丁玲的奢華在當時的朋友圈是出名的，據說， 在全國發布票的年代，丁玲家用的就是厚重的落地窗簾，見過的人不禁讚歎道：“丁玲家好洋氣哦！”這一筆對於豐富鮮活的丁玲，是多麼精彩，多麼重要。否則，我們無法領略蔣勳所描述的，那個站在芝加哥最高頂層上的丁玲，望著一屋子的貂皮女，抽菸、時髦而頹廢，她對蔣勳說：“當年我在上海就是這樣。”她的那種“平靜”是有底氣的。
但是，無論怎樣，丁玲給我這一代人留下的印象，仍是大難過後光彩凋零的老太太，她曾經的風采，我無從想象。而真正讓我領略到她們那一代人審美品位的人，還是鬱風。
鬱風
鬱風阿姨，她這個人啊，處處都透著美感。他們在興華公寓的家，佈置得趣味高雅，她做過中國美術館展覽部的主任，是最懂掛畫的，掛高掛低，是一門大學問。她和苗子伯伯在家裡掛的都是“作品”，有他們自己的，也有其他名家的，我最記得的是餐桌旁邊那幅葉淺予早年間的畫作，外面很少見到。
她的衣著打扮也是自己的作品，是生活的另一種語言。她是藝術家，不去追求奢侈的名牌，只講究搭配和設計感。她是畫家，對顏色敏感而有造詣，她特別會用綠色，一件穿了好多年的蘋果綠朝陽格襯衫，隨意配一件外搭，出席大場合最顯俏麗。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北京冬天大街上的人都是臃腫的“藍螞蟻”，鬱風阿姨卻從來不，她常穿一襲黑色羊絨長大衣，中式的立領和中式的大盤扣，卻是西式的裁剪，很別緻，是當年獨一無二的設計。這件黑大衣把她的高個子襯得很有型，再配上她那一頭特有的蓬鬆束髮——記得那個冬天，當我看見鬱風阿姨從北京一片灰禿禿的衚衕裡走進我們家的時候，眼前一亮：氣派，太帥了！
光會搭配還遠不是著裝的關鍵。苗子伯伯曾不止一次得意地對我說：“你鬱風阿姨是服裝設計師，她曾經被鄧穎超找去，為婦聯設計過出訪的旗袍。”
爺爺的四合院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二日中午，我的爺爺夏衍，被“無產階級專政”了八年零七個月之後，由“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在沒有任何結論的情況下，拄著雙柺，從秦城監獄回到了東城區南小街南竹竿衚衕113 號的家中。
南竹竿衚衕，位於北京東城區的南小街路東，113號在這條東西走向衚衕的西口，與禮士衚衕相對。南小街是24路公共汽車必經之路，由於街面狹窄，交通時常擁擠、混亂，而處於其中的113號關起門來卻是一處鬧中取靜的院落。據爺爺講，在一九五五年他由上海到北京就任文化部副部長一職後，曾經看上過一座帶小花園的院子，準備自己用稿費買下居住，後來組織分配住房，挑中了這裡，才遷入落戶。這是京城普通、常見的一進三開間小院，裡外院中間有一隔牆，大門開在南面朝北的東側，除了沒有東西南北四個角的小跨院外，還是樣式簡樸、結構完整、標準的北京四合院。正是在這兒，主人開始了他在新中國後起伏跌宕的命運。
我對南竹竿113號的完整印象是自一九七五年以後開始的。我被接回北京和爺爺被放出來的時間大概差不多，這個時候，原來獨居的院子，已經遷入了七戶人家，加上我們八戶，成了名副其實的大雜院。我家保留了一排朝南的正房：一間客廳和兩間東西房，再加一間緊東頭的廚房廁所，這幾間房在我的印象裡始終是黑乎乎的感覺。
出獄回家的最初兩年，是爺爺賦閒在家、閉門讀書的日子， 過的是再平常不過的百姓生活，家裡既沒有高朋滿座，也不需出外應酬。到現在，南小街的老鄰居還會說起愛在院子裡曬太陽的爺爺和我們家那兩隻肥碩的大黃貓。我記得，爺爺曾經在北房外臺階兩旁、水泥砌的花壇裡種過花生和蠶豆，結出來的果實又小又扁，但是我們還是吃到了嘴裡；那個年代，南方的蔬菜很難見到，一次有人帶來了冬筍，爺爺主動提出要下廚去炒一個冬筍肉絲，雖然不過是用鏟子最後在鍋裡翻幾下而已，然而他當時的興致足以令那間簡陋的廚房“蓬蓽生輝”了。
在飲食上爺爺的口味一直保持南方習慣，記得有一年春節年初一，按北京的風俗，全家包起了五彩餃子，爺爺則另吃餛飩，還邊吃邊“諷刺”：“剛到第二代就北方化了。”那時的冬天，家裡沒有洗澡的條件，爺爺便由爸爸和小魯叔叔
（齊燕銘之子）
兩人用自行車推著去附近的澡堂洗澡、修腳，至今我腦海裡還留有爺爺拿著雙柺、拖著殘腿坐在自行車後座上漸漸走遠的情景；有一段時間，爺爺負責記錄奶奶每天買菜的賬本，剛剛念小學的我最佩服的是他記賬時做算術從來不寫算草，等我長大後，見到了一本爺爺在日本“明專”唸書時做的高等數學作業，才知道賬本上那小學生水平的加減乘除真是太不值一提了。
夏衍在南竹竿衚衕113號舊居。
爺爺還教輟學在家的我一些小學語文課文，和學校不同的是他從後面往前教，書越念越簡單，字越寫越容易，不過這種教學方法很快就被“糾正”了。作為一個小孩子，我從來也沒意識到自己是在受一位文化大家的言傳身教，反而覺得做爺爺的小學生很輕鬆。爺爺那時還有一項任務是負責做每日的貓飯，用玉米麵和魚混在一起燒成的糊糊。他在爐子上燒，我在旁邊看，有時還手把手地教我。爺爺曾不無“擔憂”地說，我們家養貓、愛貓的傳統不要在第三代失傳了。“博博”死後，家裡又來了兩隻小黃貓，長毛的叫“鬆鬆”，短毛的卻起了名叫“老鼠”，這是“文革”後的第一代黃貓，爺爺說，他喜歡的貓顏色順序是：黃、黑、花、白。隨著形勢的“開禁”，陸陸續續“解放”出來的許多畫家，無論以畫什麼見長，卻都紛紛為爺爺畫了貓，這些畫掛滿了爺爺靠床的那面牆，古人說，不可居無竹、食無肉，對爺爺而言，則不可一日無貓。
隨著政治氣候的變暖，我們的院子，更準確地說是我家的客廳，已經不再像以前那麼冷清，逐漸地熱鬧了起來。爺爺的老朋友們接踵而來，如李一氓夫婦，廖承志、經普椿夫婦帶著女兒篤篤，梅蘭芳先生的夫人福芝芳、兒子紹武、兒媳屠珍和他們的女兒美美和紅紅，廖沫沙和夫人陳海雲、女兒陳小云，黃永玉、梅溪夫婦和他們的一對兒女黑蠻、黑妮，住在隔壁竹竿衚衕的胡考、張敏玉夫婦，向北隔幾條衚衕芳家園住在同一個院子裡的黃苗子、鬱風夫妻，張光宇夫人張家姆媽，王世襄先生，還有住在王府井北梅竹衚衕的唐瑜先生，吳祖光一家等“二流堂”朋友就更是常來常往。
再以後，爺爺重新回到工作崗位，尤其是再次主管電影以後，家裡開始出現了成摞的劇本，找作者談話，聽錄音磁帶…… 於是我們家住房的緊張就更突出了，搬家的問題提上了日程。考慮到遷走其他七戶的客觀困難，和隔壁111 號“金星鋼筆廠”時常飄過來難聞的賽璐珞化學氣味，遂決定另覓新址。這次，爺爺仍然選的是四合院而沒有去挑單元樓房，我想，除了他想在歷盡坎坷後的晚年讓全家住在一起盡享天倫之樂外，還有一個更簡單的理由：可以養貓。
如此，我們全家便於一九七九年秋冬搬離了南竹竿衚衕，過了沒多久，紅學家周汝昌先生搬了進去。雖然時至今日，它還僥倖沒被北京市轟轟烈烈的城建改造拆毀，甚至在牆頭的一角還殘留著一小塊鐵絲網的遺蹟，但是，大雜院的現實卻永遠難以改變了。
作者丨沈芸
摘編丨彭鏡陶
校對丨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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