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豆儿豆儿
“疫情”二字，这是自古以来人人都不愿提及和看到的字眼，然而，当它毫不客气地搅扰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秩序的时候，人们才知道，“疫情”二字只有面对，毫无回避。
战争与天灾：古代疫情好发的重灾时刻
疫情，千百年来都令人谈之色变。自古以来的疫情发生，往往都是发生在历史上的重大灾难事件之后。
其一、由战争导致的大量人畜伤亡得不到妥善处理，从而导致的细菌与病毒滋生所引发的“疫情”。
比如发生在公元1232年的“汴京大疫”，这正是由战争引发而带来的一场巨大疫灾。据《金史》记载:“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由此可见，此次疫情对社会和人民生活的破坏力之大影响非同一般。
其二、天灾的极端情况导致人民生活流离失所，而引发的规模性“疫情”。
比如，宋朝庆历八年（1048年），在河北发生了一场大水灾。水灾过后的第二年三月，一场疫灾在此地铺天盖地而来。又如，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遭遇连年大旱，接着一场大的疫疠之灾就此降临人间，令“死者十九”（意思是说十个人中大约有九个），无不令人寒心。
与历史重大事件无关：21世纪 一场纯粹被“吃”出来的疫情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一种特殊情况的疫情，它的悄然降临，几乎和历史的重大事件无关！
比如，发生在2002年，而直至2003年中期才被逐渐消灭的“非典”疫情，它发生的源头是由人们吃野生动物果子狸导致；再者，今年春节新近爆发和正在爆发的“新冠”疫情，据研究表明，目前大致可以确定，实际上，也是由一些不守规则、胆大妄为的一小撮人胡吃乱吃，吃诸如“蝙蝠”等野生动物而吃出来的“疫情”，而大众却为此付出了共担苦果的劫难。
不得不说，尽管从古至今，人类社会在进步，科技的技术力量在提升，医疗水平也超越前人古所未有，可是，疫情的发生，却依然没有因此离开人们的视野而彻底远去，因此，它像一场警钟，更像一条警戒红线，告诉了人们不可逾越的底线。特别是发生于21世纪的这两场，它不止一次的敲醒了人们守规则“不要滥杀滥吃野生动物”的时代警钟！ 尽管，这是由一小撮人胆大妄为而碰触了红线的底线所引发。
古代疫情爆发多达238次以上：时刻唤醒人们对天地规则敬畏心！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疫情的爆发，在古代爆发的频率，根据史书上的记载，历朝历代都屡见不鲜。
我国有史籍记载最早的疫情发生在周代鲁庄公二十年夏的“齐大灾”。对于“大灾”的解释，《公羊传》提到，此大灾即大疫。因此，这被认定是我国有历史记载最早的一次大规模疫情。
关于中国古代历史上发生过的疫情次数，根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不完全统计表示，至少，周代发生过1次，秦汉发生过13次，魏晋发生过17次，隋唐发生过17次，两宋发生过32次，元代发生过20次，明代发生过64次，清代发生过74次。合计起来，至少在古代发生过238次以上。由此看来，中国古代历代疫情的爆发次数并不少，而且，几乎呈增长模式。
这组数据告诉我们，加强对疫情的防范，时刻都来不得半点马虎和松懈。
古人如此，当然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需要如此。比如，共同维护和谐的社会环境，保持良好的个人生活习惯，并自觉遵守社会公共秩序，以及对大自然心存敬畏都是永远需要的。
泱泱华夏 谈谈先祖们防范与防治疫情的那些可鉴之处
既然“疫情”的爆发是个历史由来已久的问题，那么在面对疫情方面，我们智慧的古人又是如何应对的呢？有没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呢？
在传统史籍记载中，“疫情”的说法实际就是一种流行病，所用的名称有疫、疾疫、疠等，一般通称为“疫”，合称“疾疫”。以现代病理学的分类，古代发生过的疫疾范围甚广，大致包括瘟疫、瘴气、痢疾、流行性感冒、麻风病等。
在对“疫情”这些流行病的防范与治理措施上，古人大致的思路可以总结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一、自先秦开始，古人对“疫情”防患未然已是十分重视
在古人对“疫情”的预防上，《黄帝内经》这部战国时期的先秦著作最早提到：“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不治己乱、治未乱，此之谓也”。这句话大致的意思是说，高明的医生对治疫情，都是防患于未然，一般都是在疫情即将发生前就开始做好预防，从而切断致病根源，避免大规模疫情的爆发，而不是等到疫情真正爆发出来再去采取补救措施。
古人在预防疫疾方面，对卫生环境改善的程度极为重视。
如南宋的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他看到泉州城内的水沟湮阏已经很久，如“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于是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以提前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而事先改善自然环境卫生的方法，从而避免了一场疾疫的可能酝酿。
再者，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传统的春节中有这么一个习俗，名叫“扫年”，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在春节前腊月祭灶神的日子，家家户户都会将自己家里来个彻彻底底的卫生大扫除，以此“除尘”而防患因脏乱差可能造成的疫疾酝酿。
另外，在中国民俗的端午节，家家户户有喜好饮雄黄酒、艾叶酒，挂菖蒲，焚苍术等民俗习惯，实际上，这也是古人们为了搞好个人和家庭卫生而用来杀菌消毒预防疫疾发生的一种措施。因为，疫疾好发端午，在端午节时候，也正值仲夏时节，气温骤升，正是蛇虫好繁殖的季节，古人选择在这时候进行一些驱虫消毒的举措，也算是明智的。
由此不难发现，古人在对疫情防范方面，从政府到民间，一直以来都是十分重视的。
二、“隔离”法防扩散 成为古人对治疫情蔓延最为重要的手段
“隔离”，今天看到这个词语大家已经再为熟悉不过，当然，这种对治疫情扩散最为常见应用最广的方法，并非纯属今人专利，而是在古人经过漫长岁月的经验总结，一种遏制疫情传播最为有效的重要方法继承。
尽管在古代，当时医学并不如今天这么发达，信息也没有今天这么畅通，古人却知道对治疫情最简捷有效的方法：隔离！
而且，隔离法在古人对治疫情扩散的应用上相对于现在更为有效。为何呢？
因为在古代，虽然医学确实没有今天这么发达，信息传播的速度也比今天不知慢了几千倍，然而，古人唯一比我们多一个优势的地方就是，人群的流动速度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快。在古代，一般疫情的大规模爆发，大多会集中在某一地区，或者某一区域内，并不会太容易像今天这样在十几天或者一两个月内造成全国性，甚至短时间内造成一场世界性的疫情。
所以采取隔离法阻断疫情蔓延，一直都是古人对治疫情蔓延的上上策。
在古代的“隔离”法中，古人通常的做法就是将病人安置到某空置地域，然后由官府集中给药进行医治服务。如《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后汉书·皇甫规传》记载：在汉军西征讨伐羌人时，“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这时候，感染疫疾的官兵被统一安置到了“庵庐”中进行隔离治疗。因此，像在南朝齐时所设的“六疾馆”，北魏设立的“别坊”，唐朝设立的“患坊”，宋代设立的“病坊”以及“安乐坊”，还有明清时期的“养济院”……这些地方，都是在出现公共疫情的时候建设起来专供隔离治疗疫病的专用场所。
另外，在古代的隔离法中，实行自我隔离的方式也可以窥得一斑。
比如在晋朝时，类似的记载有，如果朝臣家有人染上时疫的，只要一家有三人以上被感染，那么就算没有被感染的人，在百日之内，这个人都不能上朝，必须保持自我居家观察。
以此来看，古人在自我隔离的时间规定上，是比现代人时间还长，毕竟，古人除了在隔离上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外，基本没有什么先进的医疗仪器设备来辅助检测从而缩短自我隔离的时间，所以，只能等待百日无恙才算彻底放心。
尽管在古代，不可否认，隔离一法在对治疫情蔓延中确实起到了十分有效的作用，但同时也遭到一些人对这一方法的不认同，这在当时，一度被讥讽为“不仁”。当然，在人们对治疫情扩散普遍意识提高的今天，采取隔离治疗和自我隔离观察的方法，大家基本不会排斥。
三、官方牵头组织民众配合 军民共抗疫疾历来已久
由于“疫情”本就是个社会流行病，在古代，单靠民间自行隔离治疗是远远不够，而且一旦缺乏系统组织，更加容易引起恐慌和并更加难以遏制疫疾的传播，因此，古人在对治疫情上，在治疗方面，基本上都是由官方来牵头组织。
在明朝以前，大多数是由官府组织民间郎中进行医治。而从明朝中期开始，医疗体系逐步得到完善，太医院的太医在人数上也颇具规模，大约可达300人以上，特别是在明朝嘉靖年间往后，这时候，但凡爆发疫情，皇帝就会调拨一批太医院的太医们深入民间问诊治病、施药。
《世宗实录》记载，嘉靖二十年（1541年），京城爆发了“疾疠”，这时候，明世宗朱厚熜亲自牵头，检验并制成《济疫小饮子方》，同时“颁下所司，遵用济民”，下令由礼部向民间散发药方驱除疫疾。另嘉靖二十四年，又于“于朝天宫门外施药”，此时，由政府官方组织民间治疗共抗疫疾的方法更加直接。
四、古代中医发展最为辉煌 传世药方为后世治疗疫疾提供宝贵参考
古代在有效对治疫疾方面，中医的发展与积累对人们战胜疫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尽管在古代，医疗水平和设施无法与今日相提并论，但中医的发展与对治疫疾经验与药方的积累却十分丰富，这都为后世治疗突发疫疾提供了有效的借鉴与帮助。
如东汉被尊为“医圣”的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其中就收录了不少对治不同疫疾的药方，如对治呼吸道感染及大叶性肺炎的“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方，治疗乙型脑炎和流脑的“白虎汤”与“竹叶石膏汤”，治急性肠炎及细菌性痢疾的“葛根黄芩黄连汤”，治疗黄疸及传染性肝炎的“菌陈蒿汤”，治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的“白头翁汤”等等。
又如《宋史·外国·吐蕃》中提到，发生在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谷吐蕃铎督部族发生的那场疾疫，宋廷提供了专治此次疾疫的疫药，其中包括白龙脑、硫黄、白石英、安息香等合计76中草药等配药。再比如苏轼的《与王敏仲书》中提到了治疗瘴疫的药方，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了一种可以治疫的药物柏叶，而且据说在当时很有奇效。另外，关于历史上疫疾药方的记载像《靖康纪闻》和元人笔记《辍耕录》等其中都多有提及。
古人写在典籍中关于这些中医学对治疫疾方子的著述，都为后人在应对疫疾对症下药上提供了宝贵的医学参考。
五、在控制疫疾的传播上，古人更加注重对病人衣物的消毒处理与善后处理
为了防止疫情治愈后，因为曾经病人物品或一些善后事宜处理不当而造成的疫情二度复发蔓延，古人还会对之前病人穿过的衣物进行“消毒”处理。明代李时珍提到用蒸汽消毒的方法，清代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中提到，“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当然，对一些因疾疫不幸亡故者，朝廷也会妥善安置赐予棺器盛殓，并采取掩埋或集中掩埋的方式阻断疾疫传播，如宋代之后的漏泽园制度。
六、天子敬天与强大的民生安抚精神力量
在古代，但凡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古代的帝王一般都会举行一番敬天祷告仪式，甚者还会下罪己诏。
这种做法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因为帝王们基本都相信天人感应向上天表达的忏悔行为，今天，我们权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合乎科学，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在医学并不发达的古代，对安定抚慰民心，提升人们积极应对疫情的精神鼓励方面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结语：
疫情面前，最揪人心的是感受古今同等，尽管在应对疫情的方法方式上，甚至医疗科技水平上有着很大差异，但它对人类社会的危害，以及对人民大众幸福生活的摧残，和给完美家庭带来的心灵创伤丝毫不打折扣。
总之，面对疫情，无论古人今人，我们都不希望有悲剧的发生。古人因为社会生活水平的低下，以及医疗水平的落后，而且战乱频发，甚至天灾而导致疫情肆虐人间的不幸，可是今人，像古人这些通过人为因素几乎难以回避的情况至少今天已经不复存在，那么，希望未来，我们不会再有因为“口腹之祸”的贪吃野味而造成的纯粹“人祸”的疫情肆虐！
淳帧通安
我今年已经六十八岁了，我也是听前辈老人们说的，在很早以前我们这里的邻村也发生过传染病疫情，那个时候传染也是很快的，医学不发达，不像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过去就只能靠自己了，主要就是隔离，因为旧社会交通不方便，没有车，只能靠两条腿，所以哪里一有传染病，外村的人自己就不去和他们接触了，所以隔离是最好的办法，在加上过去有些懂点医术的中医也会乡亲们出谋划用中药预防，总之能把疫情控制住就好！
农村老崔
从古到今，人类遭受了无数的瘟疫，在古代，因为医疗卫生条件落后，每次经历瘟疫都会死伤无数，那么，古人面对瘟疫等传染病，是如何来控制疫情的呢？
在古代，如果发生瘟疫，官府都会重视起来，一般都会采取以下几种措施来控制疫情：
采取隔离措施
在古代一旦发现沾染瘟疫的病人就要进行隔离，隔离就是把受灾区的全部人集中在一个地区集中处理，除了政府官员医生都不允许人进来，同时也不让任何人离开。
通过隔离病人，可以有效防止传染病的扩散，如果有得了瘟疫而死的人，为了避免感染其他人，官府会给民众提供草席棺木让民众掩埋死者，并且一律将其火化。
派官吏问诊施药
古代医学技术不发达，百姓手里可用的药物很少，有些药物昂贵是普通百姓们无法承担的，一旦瘟疫爆发，皇帝一般都会命令太医院开门，令太医等人深入民间问诊、施药。
除了官方就诊施药以外，官府也会向民众发放钱财，动员民间大夫和民间医馆，共同对抗瘟疫，如此一来，不仅可以控制住瘟疫，还可以给皇帝在民间留下亲民爱民的好名声。
在水井里面撒药
瘟疫发生的时候，古人还充分发挥水井这当时重要饮用水源的作用，给水井加栏，上盖，必要时直接将治疗瘟疫的药物投入井中，供大家饮用，如此一来，也能有效治疗和预防瘟疫的传播。
消毒处理，预防疾病传播
中医在古代就已经有消毒的意识了，在疾病爆发的区域，会使用醋或者石灰进行消毒处理，宋代的时候还用艾蒿等药物驱赶蚊虫以预防瘟疫，而且禁止灾区的百姓随意出入城门，对来往的车马都要进行消毒。
综上所述，在古代古人一般采取隔离、掩埋尸体，消毒、官府有专门机构发放药物等措施来控制疫情，在古代，交通并不发达，同样瘟疫传染起来也很慢，慢慢瘟疫就被平息了。随着古人对抗瘟疫的经验不断积累，古人对瘟疫的预防也日渐科学。
小聪历史客栈
提到瘟疫，就想起了十四世纪中叶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2500万人丧生于此。大多数史学家认为罪魁祸首就是当时称霸全球的蒙古大军。黑死病就是鼠疫，常通过鼠蚤叮咬（啮齿动物→蚤→人）的传播方式将动物身上的病菌传播给人类。
既然蒙古大军能将病菌带入欧洲，那么华夏大地能幸免吗？史载，元明时期，中原灾害瘟疫频发，除了受到寒冷气候（小冰河期）的影响，蒙古沙鼠也是罪魁祸首之一。
据统计，大明国祚276年，有疫情的年份竟有118年，占比高达43%。其中，爆发在万历年间的疫情更是令人发指，据专家估计，1580年，山西、北直隶和河南三省的总人口大概2560万人，然而到1588年时，大概还剩下1300万人，死亡率高达40%多。
据专家分析，这次大瘟疫实则就是鼠疫，1571年大明重启明朝和蒙古的边市，同时，部分中原农民迁居蒙古草原，无意中入侵了蒙古沙鼠的栖息地。慢慢地，携带病毒的鼠蚤从老鼠身上跳到人类身上。大约1580年，山西率先爆发瘟疫。尽管大明立刻关闭了马市，然而疫情已经向中原蔓延。1587年，京师瘟疫盛行，到了1588年，山西、陕西、河南及南畿、浙江等地同时发生饥荒和瘟疫。
死伤人口如此之多，是因为就当时的医疗水平，根本就不知道那是鼠疫，因此大明朝廷也没有太好的措施来阻止疫情的扩散。但是面对这样的灾情，朝廷也并非无动于衷，那么，他们是如何来应对疫情的呢？
1）古时候，人们常将自然灾害瘟疫等看作是老天对执政者的警示或惩戒。因此，皇帝往往会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同时要求朝廷官员修身反省，力惩贪官，清理冤案，减免赋税，赈济抚恤百姓。除此之外，还暂停宫廷舞乐，总之是期望老天看到执政者的悔悟，从而能早日撤回惩罚。
2）自洪武年间，朝廷为了应对多发的疫情，便在多地设有免费施药、施诊的惠民药局。而在京师，朝廷则会精心挑选太医，分别驻扎在京城内外，诊治病人，发放药材。据史载，明世宗亲自制订治疗瘟疫的“小饮子方”，命令礼部刊行。
3）隔离。年来水旱作灾屯，疾疫家家尽掩门。鉴于当时的医疗水平，人们还没认识到鼠疫为何物？但已经清楚的意识到，只要接触患者就容易被传染，因此，便自发地通过禁足来隔离外部的传染源，从而保护自己及家人。
等到1911年的满洲鼠疫爆发时，伍连德虽然引进了西方的防疫方法，但显然对鼠疫还是束手无策，除了简单粗暴地将疑似病例隔离在官办的疫情医院。据说，先喝碗小米粥，接着泡20分钟的冷水浴，再换上薄棉袄。一顿操作猛如虎，是个人也该发烧感冒了，于是病情确认，从此，与外界隔绝，没有任何取暖设施，脸上撒上石灰，地上铺上石灰，病人就躺在冰冷的地上等死。病人死后，被统一深埋。
此举后来遭到很多家庭的抗议，人们不想被如此残忍地隔离，便刻意隐瞒家中的病人不上报，等到死后，才将尸体扔到外面。当然，这也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也许能保住一条命，但是也有可能因此搭上全家人的性命。因此，在医疗水平不发达的古代，甚至是遇上新病菌的现代，隔离仍是上上策，至少可以阻止疫情的迅速扩散。
读春秋思无忌
办法很简单。古代人口流动性小，有的人一辈子都不会出村，官府把关隘城门一关，疫情就控制住了，肯定不会发展成全国性的瘟疫。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那就是吃中药，药能治愈则治愈，如不然，就只能等瘟疫自己消散了。至于染病者能活下多少人，全看病毒有多强。这个时候一定要相信人与人之间的体质差异，因为很多人光靠自身免疫力就能顽强的活下来。
简而言之，古人对瘟疫的控制手段，就是简单的“防”和“堵”。没有更好的办法。
这里推荐一部电影《大明劫》，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到了近代，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官府能做的工作比古代多了一点。但如果没有针对瘟疫的特效药发明，官府对瘟疫的控制，仍然只能是防堵为主，没有更好的办法。
举例子说——“1910年东北鼠疫事件”。
1910年10月底，黑龙江省满洲里的一家客栈连续出现客人突然暴死事件。死者无一例外都是先发烧，然后咳嗽不止加吐血，最后因为呼吸困难而死。死掉的人，皮肤浑身都会呈现黑紫色，异常恐怖。
PS：这场鼠疫源自沙俄，但沙俄方面没做合理控制措施，导致不少中国矿工染病，所以最先出现鼠疫的地方就是位于两国边境线上的满洲里。
客栈老板被吓坏了，再加上客栈频繁的出现客人突然暴死的现象令客栈凶名大盛，无人再敢住。于是老板决定关店，先回家过年。
但是，最吊轨的一件事情发生了！
客栈老板回家不久，也突然暴毙身亡。亲戚们为老板停尸五天，举办丧礼。结果丧礼还没办完，客栈老板老家村子里便不断有人病倒，乃至暴毙而亡。
最后，整个村子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就变成了鬼村，到处都是呈现黑紫色的尸体。
看到这里，现在正在家“闭关”的朋友应该都能猜到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了——由于这是传染病，每一个接触到感染者的人都有几率成为病毒的携带者。所以这场瘟疫在大家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很快就从满洲里，蔓延到了黑龙江全省。
1910年11月6日，哈尔滨的一位铁路工人突然高烧不退。两天后，工人死亡，事后被确诊为鼠疫。
由于该名工人生前与很多人都接触过，所以不久后，几乎是一夜之间，好多哈尔滨家庭都是全家突然暴毙。就连负责维护现场和处理案件的警察、医护人员也纷纷染病倒下。
转瞬之间，鼠疫就像是开闸了的洪水，迅速在哈尔滨蔓延开来。
截止到1910年12月初，哈尔滨每日死亡人数达到一百多人。
注意，这只是一天的死亡人数。
哈尔滨“沦陷”不久后，1911年1月初，长春和沈阳先后“沦陷”。仅仅20多天，鼠疫就传遍了整个东三省。平均每月死亡一万人，很多家庭都是举家暴毙，直接被病菌灭门。
更可怕的是，由于当时的东北是全中国的工业中心，建立了全国最发达的铁路网络，瘟疫可以沿着铁道网迅速蔓延到关内。所以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朝廷呈递的奏折里，称东北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
希望朝廷赶紧想办法，否则过不了多久，京城就沦陷了。
疫情如此凶险，势不可挡，清政府高层当然不敢怠慢。所以没过多久，由外务部右丞相施肇基极力推荐的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博士便成为了治理这场鼠疫的总负责人。以全权总医官身份赴哈尔滨，开始了大规模的鼠疫防疫工作。
1910年12月24日傍晚，伍连德先生带着一个助手抵达哈尔滨，当天夜里，他就深入疫情最严重的哈尔滨傅家甸区域进行深入调查。
其实早在1910年11月8日第一例鼠疫患者死亡后，死者那极其明显的死状立刻就让在哈尔滨工作的沙俄和日本医学专家联想到了鼠疫。并且次日通过化验也确认了这一结果。
所以此时此刻，摆在伍连德面前的，不是确定这场瘟疫是否是鼠疫，而是鼠疫到底是从何而来？又应该如何防堵？
不找到鼠疫根源，防疫就无从谈起。
在伍连德调查清楚这些问题之前，东北当地政府听从了日、俄医学专家的意见，全东北范围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打老鼠行动。因为当时的世界医学界普遍都认为鼠疫是跳蚤从老鼠身上再传播给人类的，比如当年让欧洲人闻风丧胆的黑死病就是这么传播的。所以日、俄专家便认为只要打死老鼠，就能掐断瘟疫源头。
然而事实证明，日、俄专家搞错了方向。东三省官民几乎把耗子抓绝种了，可瘟疫蔓延的现象并没有得到遏制。
瘟疫源头不是老鼠，那又是什么呢？
后来伍连德通过实地了解，发现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消息——很多人与患者没有发生过身体接触，可依然会被感染。
前面说了，传统鼠疫是通过跳蚤这个中介间接传染到人体身上的，所以传统鼠疫要想扩散开来，被感染者与源头感染者之间，一定会有身体接触。可是，伍连德现在发现的信息却推翻了这一结论。于是这让伍连德开始有了一种猜测——这不是一般的鼠疫，而是一种变异过的，更凶险的鼠疫，它脱离了接触传播的限制，可以通过空气，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具备人传人的能力！
而且伍连德通过对傅家甸区域的土拨鼠皮毛采样化验，也证明了自己的猜测。这就是新型鼠疫，而不是传统鼠疫。
PS：沙俄人和东北人都喜爱穿貂皮，但野生貂太少，于是就有很多人用土拨鼠的毛皮来代替貂皮。伍连德经过化验，得出了这场鼠疫的源头就是来自土拨鼠的皮毛。
有了调查结果，伍连德很快就向上级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思路。比如做隔离，给每个医护人员配发口罩等。
然而，伍连德的研究结论却受到了日、俄专家的反驳。他们认为伍连德的研究结论完全是无稽之谈。人与人之间没有身体接触也能传染上鼠疫？开什么玩笑？
为了反驳伍连德，法国医学专家梅斯尼决定进行实地调查。他于1911年1月5日前往中东铁路医院探视鼠疫患者。在进入传染病房之前，梅尼只穿戴了白色工作服、帽子和一双橡皮手套，并未戴口罩，就直接对四名患者进行了诊察。他绝不相信鼠疫会通过呼吸或唾沫传染。按传统鼠疫的传播方式，他是绝对安全的。
然而事实证明，伍连德的结论就是对的，这就是一种经过变异后的新型鼠疫。梅斯尼在接触患者后不到三天，就突然出现低热、头痛、寒战的情况，并在次日清晨出现咳嗽和痰涌。尽管梅斯尼第一时间入院治疗，注射了抗鼠疫免疫血清，但仍然医治无效，最后暴毙而亡。
梅斯尼死后，整个世界医学界哗然，大家都不敢再质疑伍连德，于是关于控制鼠疫，也就按照伍连德的方案正式全面展开了。
首先，清政府下令，封锁山海关，并在山海关外设立三道军事防线。从1911年1月13日开始，任何人出入山海关，都必须要先在军人的看守下滞留5日，待确认无恙才可以放行（当时鼠疫的观察期是五天）。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其次，东三省总督下令，从1911年1月14日开始，南满铁路与东清铁路停止运行，最大程度减少人员跨区域流动。
其三，所有人都配发口罩（伍连德发明了一种因地制宜的棉纱口罩，佩戴方法和如今流行的主流口罩基本相同），而且强制要求佩戴，不戴口罩者直接抓捕。
其四，严格控制人员窜门现象，尤其是哈尔滨鼠疫最严重的傅家甸区域，被划分为了四个小片区，这四个片区的老百姓分别配发红黄蓝白四种颜色的口罩。警察通过口罩颜色不同，控制不同区域内的老百姓相互窜门。
应该说，这是非常科学的防疫制度。
不过，尽管当时在伍连德布置并实施了各种科学的防疫措施，但疫情没有得到遏制，继续愈演愈烈。
防治措施没有效？老百姓纷纷质疑，以至于人心惶惶。一种恐惧和绝望的心情在民众中间蔓延开来。
伍连德认真审视整个防控措施，终于发现还存在的一个漏洞，那就是死者的尸体。因为鼠疫杆菌可以在尸身上存活很久，如果不把尸体处理好，鼠疫不会结束。
起先，伍连德想把尸体做深埋处理。但当时是深冬季节，天寒地冻，积雪达七寸高，不可能挖开土地埋葬。而如果等着春天雪化了再让死者们入土为安，到时候鼠疫又会传播开来，导致东三省再度“沦陷”。
于是深思熟虑后，伍连德奏请朝廷，请求以焚烧尸体的方式彻底断绝鼠疫。
按中国传统文化，死者为大，入土为安。不能安葬就没办法见祖宗，把遗体烧了，这是大不敬的事情。并且一次性要焚烧几千具尸体，这是绝对不能让人接受的事。
所以伍连德的这个提议一经传开，立即就遭到了当地百姓甚至是地方官的一致反对。
不过好在当时远在京城的摄政王载沣没有犹豫，他准了伍连德的奏陈。于是在有了朝廷支持的情况下，东三省所有感染鼠疫的死难者遗体全部被焚烧。这是当地，甚至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中焚尸行动，烈火足足烧了几天才熄灭。
遗体全部焚烧后，奇迹出现了。
从1911年2月20日开始，东北所有采取了隔离措施的地区，死亡人数全部出现下降。
这是疫情开始以来的首次。
到了1911年3月1日，疫情最严重的哈尔滨首次出现了零死亡！
此时距离而距离伍连德下令焚尸的那天，刚好过去一个月，距离清政府封锁山海关，过去了47天。
从3月1日到3月底，整个东北，再也没有出现新的死亡报告。
没有出现新的死亡报告即说明，席卷了全东北，导致数万人死亡的鼠疫，得到了控制。
总体而言，传染病有三要素：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
传染源和传播途径这两个要素，会因病毒的不同而不同。但不管是什么病毒，其对人类的伤害是一样的。
换而言之，如果出现传染病，你我他，大家都是易感人群。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所以一旦出现传染病，大家要做的就是尽量配合组织，一定要戴口罩，尽量不出门，切断传播途径。只要大家别瞎恐慌，听从安排，过了这个时期就行了。
千万别传谣，别传谣。也不要崇古贬今，觉得古人就能有什么好办法。
Mer86
千万不要小瞧了古人，人类再与疫情的对抗上少说也有数千年的历史，我国在与瘟疫的对抗上更是有着久远的历史，自然的，在这久远的历史中也形成了一系列的防疫措施。
第一、隔离制度
“隔离”这个方法并不是我们现代才有的，我们古人早在汉平帝时期就发现了，将得了疫病的人隔离起来可以有效的控制疾病的传播。
到了南北朝后，为此还形成了专门的“隔离制度”，朝廷建立起了名为“六疾馆”的隔离机构。虽说一开始大家对这一行为十分的不理解，甚至激发了民怨。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认识到隔离的重要性。对于有传染性的也会主动隔离，碗筷餐具也单独使用。
第二、艾草消毒大法
不得不说艾草是一神奇的生物，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今都被赋予极高的位置。从我们现在的什么艾枕、艾灸、艾熏等等就可以看出来。
古人们会燃烧未完全干的艾草，以其散发出来的浓烟达到消毒的效果。这一方法到现在许多农村地区还是会这样做。记得03年非典的时候，那时像素还在读小学，我妈就用这一方法对家里里外外做了消毒。
第三、注重卫生条件
众所周知，所有的疾疫来自卫生的不重视，古人在很早之前就发现了这一现象。
于是在大战之后都会清理战场尸体，在大旱、大灾之年发生之时，病毒传播是最快的。这个时候朝廷都会要求家家户户搞好卫生。
第四、深埋患者遗体
因为疾疫去世者，朝廷都会集中处理深埋，或者赐予棺木让其家人深埋，达到遏制疾病扩展的目的。嗣后者，官府亦会请来僧侣埋葬处理。
当然，除了以上的做法还会有许多的方式处理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古人对于这些疫情的控制还是十分的重视的。
像素说
说实话，没法儿控制。
古代医疗水平低下、信息交流不便，政府对于民间的执行管控能力更是低下，面对具有传染性的疫病，只能是听天由命。
抵抗得了得就生存，生存不了得就被淘汰，总结起来就八个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所以古代一旦爆发瘟疫，常常是大面积的染病死亡，十室九空。
早在三国时期便有着瘟疫的相关记载，曹植曾在《说疫气》中如此描写道：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说疫气》
当然，影响最为深远的应该是明朝末年的鼠疫。当时的明朝可谓是天灾人祸不断，首先战争不断，万历三大征几乎耗光了明朝百年的积累。而又因为遇上小冰河时期，气候大变，洪涝旱灾不断，以及由此引发的蝗灾肆虐。陕西、河南一带年年灾荒，饥民遍野，饿殍遍的。国力疲敝且腐败的明王朝根本无力救灾，无路可走的老百姓为了活命，不得不造反，这便是明末农民起义的源头。
所以正是因为瘟疫大面积的传播，使得本就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不堪重负，最终覆灭。
甚至于明朝的灭亡就可以归咎于鼠疫。众所周知，当年明朝灭亡前夕，李自成兵临京城，崇祯皇帝不是必须得死。他完全可以迁都，去到南京。不说可以翻盘，但至少可以稳固南方，甚至于辽东的皇太极也没有机会入关。
但崇祯他没有迁都，而是“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最终吊死在了煤山的那棵老歪脖子树上。他倒是死了，但南边的小朝廷因为崇祯的死，群龙无首，各派系勾心斗角，一盘散沙，根本无法抵挡八旗军队的铁蹄。
而当时崇祯之所以不迁都，一方面是面子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形势其实还不算坏。京城城高墙厚，并不是没有固守的能力，再加上周边勤王之师尚存，京师并不是孤城。这是当年土木堡之变后京师保卫战打下了的经验。
但是他们忽略了京师横行的瘟疫，从黎明百姓到军队士兵，瘟疫乃是无差别攻击。被瘟疫肆虐后的京城，面对李自成的大军，根本毫无抵抗力，所以很快便被攻破。
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当然，不仅仅是咱们中国，国外面对瘟疫同样无能为力，比如公元十四世纪中叶的欧洲黑死病，短短数年时间，夺去了2500万欧洲人的生命，占到当时欧洲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
在古代，面对瘟疫，治疗的难度是很大地。诚然，虽然我们有《伤寒杂病论》、《肘后方》、《温热论》等一些在瘟疫传染病方面有价值地医学巨著，但总的说来，其治疗难度很大。其更多的还是一个提出问题阶段。
当然，古人也不是说完全得无能为力。瘟疫虽然没法儿治，但是可以防。
比如“隔离”，这种办法至今都是防控传染病的最有效办法。因为“隔离”是阻断了病毒的传播，没有病毒传播，自然就不会被传染。那么接下了就只需要去治疗已经被感染上的病人。
早在东汉时期，医者们就意识到，面对瘟疫，首先需要把病人隔离起来。
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
当然，这种情况基本是发生在城里。在没有条件的乡间，基本就是一有传染病，便找个地方给你搭个棚子，把你丢到那里，每天送点吃的，觉得自己好了再下山。
再比如前面提到的欧洲黑死病，欧洲人同样采取了隔离的办法。当时的威尼斯人不准带有瘟疫的船只靠近威尼斯，同时所有抵达威尼斯的船员须在船上隔离40天。
当然，古代的科技水平有限信息交流不畅，执行管控能力差。其实很难做到全方位的隔离。你比如明朝末年的鼠疫，在难民群中爆发，根本没人去管。再有威尼斯人的隔离办法，虽然船员虽然被隔离了，但并没有隔离掉船上的老鼠，这些携带着鼠疫杆菌的老鼠溜进了威尼斯之后，黑死病依然在威尼斯爆发。
咱们现代为什么瘟疫的致死率和爆发范围要比古代少？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更好的隔离措施。路上的封堵，信息上的宣传，以及政府的执行力度，可以较为理想的将疫情控制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内。
当然，除了隔离还有消毒，尽可能地从源头上消灭病毒。现代社会又消毒水、喷雾等等措施，相对要更方便。而古代虽然也有消毒办法，但效果相对就要差上许多了。比如古人会用生石灰、或者焚烧感染者尸体地办法。
总的来说，古代只要遇上瘟疫，那基本就是一场浩劫。当然，其实在咱们现代，瘟疫同样也是一个大难题。一旦遇上致死性、变异性强地新型病毒，我们采取的其实也都只是“防控”为主，治疗为辅的办法。
无论古今，那都是如此。所以，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疫情期间，尽量减少外出，勤洗手、戴口罩、讲卫生。注意身体健康，保持免疫力，不要做被淘汰的那个人。
白话历史君
我是水煮汗青，我来回答。
在人类历史上，经历过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瘟疫，其中有困扰了欧洲几百年的黑死病，有震惊全世界的西班牙流感，还有几乎令印第安人灭绝的天花。
当古人遇到严重疫情的时候，会怎么做呢？
我们先不说外国的那些严重疫情，就以我们古代来说，古人在控制疫情方面还是非常积极的。
首先是救治
当古人遇到疫情的时候，由于当时信息并不发达，因此不好判断该病的传染性到底有多高，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医治。
医圣张仲景就是目睹过疫情的发作，当时他在南阳做官回来的时候，看到同族几百人死去了三分又二，有些人高烧脸红身有汗，掀开被子还特别怕风；而有些人身上无汗，但特别怕冷。针对不同的病人，张仲景开出不同的药方进行医治，后来也将这些药方写入著名的《伤寒杂病论》里。
明朝也是一个瘟疫多发的朝代，为此朝廷针对疫情也做了不少工作。嘉靖年间，如果发生瘟疫，皇帝会下令太医院打开大门，让太医们去民间为百姓看病，这一举动也深得民心。
嘉靖皇帝不但要求太医去民间看病，他自己也没闲着，据《世宗实录》记载，嘉靖皇帝曾亲自写过药方，制成《济疫小饮子方》，要求礼部把这药方散发给民间。嘉靖24年的时候，皇帝干脆直接在“朝天门外施药”。
清朝时期，天花就像幽灵一般困扰着大家。康熙因为得过天花后康复，因此登上皇帝的宝座，他也深知天花的危害性。那时候在民间有一句俗语：“生了孩子只一半，出了天花才算全。”由此可见当时的天花有多么严重。
康熙十七年的时候，吴三桂等三藩叛乱，就在这紧急关头，皇太子胤禛又出痘了，这下可急坏了康熙。后来在康熙的悉心护理下，皇太子康复了，康熙重赏了治痘的知县傅为格，也将此人的治痘方法用在了其他皇子身上，取得了非常成功的效果。
其次是隔离
当古人意识到疾病具有强烈传染性的时候，也会将病人隔离。
西汉时期发生过严重的旱灾，接着就是蝗虫暴发，瘟疫横行。据《汉书》记载，当时朝廷为了控制瘟疫蔓延，免费为患病的灾民提供药物，进行救治，并且还专门安排了空房子给患病的人住。
《汉书·平帝纪》：“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东汉时期，汉军在一次西征的时候，军营里发生了瘟疫，据《后汉书》记载，所有被感染的兵将们都被统一安置到了“庵庐”之中。这个庵庐也是相当于现在的隔离所，就是为了将患病的人与健康的人隔离。
清朝时期由于天花肆虐，朝廷专门建设有“避痘所”，不过这个场所并不是安置病人的，而是健康的人在这里居住，防止被感染，承德避暑山庄就是当时皇家用于避痘而建的场所。
结束语
由于缺少发达的网络科技，古人对重大疫情的判断和控制可能会有些慢，但针对疫情所做的措施还是和现在差不多的。那个时候没有抗生素，也没有病毒病理的分析，在疫情面前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比如建安二十二年的那场大瘟疫，建安七子有五子死于那一年，曹植在《说疫气》里描述了当时的惨状：“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关于建安大瘟疫，有人说可能是出血热，也有人说可能是流感，不过古人对这些名词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因此史料上也没有写当时是哪一种疾病。
随着人类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对病毒也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不管从技术手段还是反应速度都比古代要先进。
水煮汗青
《中国疫病史鉴》一书中记载，中国自西汉时经历过的大大小小的瘟疫至少321次。
但是没有一次造成过不可挽回的影响，像欧洲鼠疫那种动不动死几千万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一次也没有发生。
靠的是什么，中医。
早在西汉，面对瘟疫时先民们就有：“民疾疫者，空舍邸第，为置医药。”的说法，两千年前，古人就已经开始采用隔离的方法治疗瘟疫了。
再来说一说《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这本书可不是张仲景一拍脑门说写就写出来的。这本书成书于东汉末年，其背景是社会动荡，战乱不断和可怕的瘟疫。
当时的百姓“不死于兵，即死于病”，曹植《说疫气》一文中描述建安二十二年： “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不光是普通老百姓受罪，就连王侯贵族也难逃瘟疫，建安七子中的刘桢、陈琳、徐干、应玚四人就是染病而亡。
在这种情况下，《伤寒杂病论》横空出世。
明朝末年同样是瘟疫流行。
此时有一个人叫吴又可，他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著《瘟疫论》一书，首次揭示了瘟疫侵犯途径、传染方式和流行特点。还创立了达原饮一方以治疗温疫，这达原饮在03年抗击非典中也立下大功。
守仁读仁
非洲的埃博拉因为致死率高导致病人坐不上飞机而“变相”控制，而古代的疫情传染控制也较为简单，因为缺乏有效的交通工具，很难短时间大规模爆发
在中国古代社会，几乎每一个皇朝都遭受过瘟疫，我国也总结出来了不少有关于瘟疫控制的方法。
首先疫情的传播必须要有三个要素，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染人群，只要在这几个途径上加强控制，就可以很好的切断传播。
所以古代每次爆发了瘟疫之后，朝廷第一时间设立的就是“隔离区”根据《周易》记载：“出入无疾，朋来无咎”。
这句话就是告诉人们，没事不要过来，小心被传染，早在秦朝就有瘟疫的隔离措施，再一个，也会设立专门的医疗机构来收治病人。
历朝历代的瘟疫爆发时期都会促使中医飞速发展，最终医治好病人，接触隔离，这是处理易感染人群和初步切断感染源。
并且古代切断传染途径的重要方法就是对于患病的遗体进行处理，如果对带有病原体的遗体置之不理也会导致细菌大量繁殖，也会造成大爆发。
所以古代对于患病者的遗体也都会有专门的方法进行处理。
同时，古代也会将疫情严重地区划为疫区，除了医护之外也没有人愿意进去，同时因为交通工具的匮乏，病毒也不会爆炸式的爆发。
古代每一场疫情的控制都是以人们的生命作为代价，过去的经验教训也依然值得人们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