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真的有所谓的“黄金十年”发展期吗？
有一位中国历史迷，每每谈起秦汉唐宋，总是眉飞色舞。他乐于从当时的历史成就中随意挑出几项，和同时期的欧洲与日本相比较。可当谈及清末和民国的时候，神情便暗淡下去，他绞尽脑汁，搜肠刮肚，试着拿出一个像样的成就来证明，这段时期的中国仍然在某一领域保持着优势地位。然而，当近现代社会的思想光芒已经烧红了西方和东洋天际时，此处的天空仍然一片漆黑，只有点点星光隐约闪烁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之上。这个历史迷，最后只能双手一摊，脸上露出一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神色。
截止1927年，全国性的中央政府早已名存实亡，政治权利掌握在地方割据军阀的手中，他们极少考虑民众的福利和基本生存问题，彼此依靠军事实力、甚至与外国势力沆瀣一气来谋求个人的财富与权力。但自同年4月18日蒋某人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之后，全国似乎出现了令人振奋的新气象和新机遇。到了1937年4月，美国大使内尔森·T·约翰逊说道：“全世界的观察家都为中国政府在农业、工业及交通等方面推行经济建设计划的活力而留下深刻印象”。
1917年
西方人的乐观言论并不能掩盖另外两个事实：第一，1927~1937年的中国政府根本无法抑制日本人在东北地区日益膨胀的野心，他们没有能力组织起和日本人对等的军事力量来对其侵略行为进行有效反击。第二，普通民众的生存状况从未得到真正的改善，大部分人口仍然挣扎在贫困线以下度日如年。1936年统计的全球各国婴儿死亡率数据显示：中国16省的婴儿死亡率为15.6%，印度为16.2%，日本11.7%，大不列颠6.2%，美国为5.7%。但值得注意的是，Notestein Frank 在他的专著中指出：中国土地利用调查中婴儿死亡率过低、婴儿死亡的统计不够完备。陈达也认为：在中国当时的大部分省份存在10~15%的统计数据隐漏。
有准确抽样数据的统计结果如下：1943年云南呈贡的婴儿死亡率31.48%，1929年武汉地区底层劳工家庭婴儿死亡率为28.4%，1928年江苏江宁县婴儿死亡率为18.37%，1931年北平第一示范卫生区为17.7%。中国人口研究专家侯杨方老师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婴儿死亡率可能高达20%以上，超过了印度。而婴儿死亡率是检验一个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医疗卫生水平的重要指标。
对于一部分历史研究者提出的，关于国民政府在1927~1937年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观点，作者认为过于理想化。是诗人视角的社会观察而不是历史学者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客观对比得出的谨慎言论。婴儿死亡率虽然能够说明当时社会的一些问题，但并不足以揭开当时国家发展状况的全貌和存在的深刻阶层矛盾，本人将利用中国近代史相关史料，对当时社会尤其是经济发展的规模、结构、机制与效果进行一些不足道的分析，该文以1927年~1937年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为主线，期望能得出一个较为妥帖的结论。限于本人水平不足，文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切盼读者给予指正批评，并感谢大家的耐心阅读。
1927~1937年的中国经济状况：困难户
南京的领导人在政府成立后的第一时间里便向国际宣布，愿意履行其他国家与历届中国政府（清与北洋）之间的债务合约。截止1937年7月，南京政府已偿还外债共约2.75亿美元。而从1928~1931的三年时间里全国新办的厂矿企业662家总投资额不过2.54亿元国币（合8466.7万美元）。为了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取得他国，尤其是西方强国（债权国）及日本的政治认可和经济合作，这种做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对于该阶段脆弱不堪，左支右绌的国家财政状况来说，这样的“接盘侠”行为只能让经济雪上加霜。
在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不久，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史上绝无仅有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对于一个处于长期入超（贸易逆差）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在此之前，列国纷纷将中国视为其商品的倾销地，主要原因是：其一，国民政府早期并没有完全掌握关税定价权。其二，日本和西方的倾销商品相对国内大部分商品来说，质量及成本都有着明显优势。例如1936年，上海一包国产糖连税每包售22元，洋（日本）糖同等重量仅售15元。
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各国更将中国视为其转化风险的缓冲地区。1928年，中国出口贸易总量为112.9亿关两，到了1934年萎缩至43.43亿关两。而进口贸易总量1928年为121.19亿关两，1933年仍为94.23亿关两，贸易逆差越来越大。此阶段，各国纷纷放弃金本位，抬高银价。1933年12月，美国政府先后出台《银购入法》和《白银法案》，大举收购世界白银，以此来操纵全球白银市场，转嫁危机。
中国当时虽然是用银大国，但随着国际银价的飙升，国内白银仍然大量外流， 1934年白银净流出1.8亿两，1935年又流出1.86亿两。从而导致国内银根紧缩，大量依靠银行贷款生存的民族企业纷纷倒闭、破产，进一步减少了国内工业总产值和出口贸易量。上海市在1935年一年以内倒闭500余家商店，12家民族资本银行，大量纱厂、面粉厂、丝厂停工。1931年始，随着中国东北地区的逐步沦陷，国内主要农产品出口地区控制在了日本人手中，进一步减少了国民政府对外贸易中的出口额，国内经济环境愈发窘迫。
很难想象，此时的国民政府是如何面对这些重大经济危机的。首先，大量外债需要偿还，其次，贸易逆差严重又失去了经济来源，而后是白银流失，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无法正常投资，运作。加上日本在北方的军事压力和金融破坏，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应该用“黑暗十年”一词来形容才较为贴切。
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生存之道
但很奇怪，1927~1937年，国民政府仍然奇迹般地挺了下来。在如此严重的经济、社会、军事危机下，她是如何坚持下去的呢？并仍然在1937年之后，主动（或者说被迫主动）向日本人全面宣战的呢？作者认为，此时的国民政府的手里掌握着三大法宝：
第一，频借新债还旧债。1933年，中美签订了《美麦棉借款合同》，总借款额为5000万美元，其中4000万用于购买美国棉花，1000万用于购买小麦，后来款额有所削减。1936年4月，德国与国民政府续订《中德易货信用借款合同》，总借款额为一亿马克。其内容主要是规定中国向德国进口军火武器和工业设备，并以中国的钨、锑特种矿产来交换。
第二，废两改元、统一货币。 1933年3月1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令》，宣布从3月10日起，市场交易一律改用银币计算，各种行市改标银元单位。并且重新铸造了新的银元，其正面为孙中山半身像，背面是帆船。规定凡是以银两订立契约的商业行为，在法律上均为无效。随着国际银价的大幅度变动，国内白银的大量外流，到了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推行新的纸币流通政策，即《法币政策实施办法》。法币的价值基础不是金银本位，而是和英镑挂钩。国民政府强制国内用白银兑换法币，并出台了《兑换法币办法》及《银制品用银管理办法》，从而一下子搜刮了国内3亿多元的白银，并拿到伦敦抛售以英镑存储起来。
吸干最后一滴民间资本
这种做法让作为白银购买大户的美国人极为不舒服，他们没想到自己花大价钱购买白银的行为反而让英国人捡了大便宜，因此在这一年的12月，美国政府停止在伦敦收购白银，导致在之后的20天里白银价格下跌约30%。英国和国民政府不得已只能做退让，1936年5月中美签订了《白银协定》，自此，法币与美元开始挂钩，1元法币等同于0.2975美元。
统一货币，发行法币，并和英镑美元挂钩的行为大大加强了国民政府对金融的控制力，同时也减少了货币发行管理成本。更为重要的是，与英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巩固，对日本人在北方进行的经济侵略破坏行为具备了有效的反制能力。
第三：国家资本的强行聚合，建立国家金融体系。经济大萧条带来的外部压力迫使国民政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当大量白银外流之后，国内相当一部分民间资本面临周转困难的局面，国民政府乘机以“四行两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及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的金融机构与民间资本重组，以增发金融公债和银行垫支的方式扩充国家资本，而后以控股的方式垄断全国金融市场，1935年，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官股分别占到了50%和55%，在逼走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后，由宋子文及其亲信分任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董事长。
成立中央信托局，专项管理国家对外出口产品的收购，经营国营事业，募集和发行公共事业股票，管理公共机关的信托存款并运营。实际上，中央信托局成为了国民政府的官方买办，利用其政治背景和特权大肆敛取商业利益。众所周知，蒋氏政权成立之初，有赖于江浙财团对其支持。随着国家资本的不断膨胀和做强，江浙财团逐渐被蒋某人踢出核心圈，四大家族从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用较为直白的话来概括国民政府的资本扩张思路，大体是这样的：当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们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利谋得了纸币发行权，这种纸币的价值基础并不与黄金白银挂钩，在银根紧缩的关键时期，政府可以不受节制地发行大量纸币，然后以这些纸币作为资本和民间资本进行重组，实际上就是拿纸来换民间的真金白银。这正如一坛酒，里面的酒精量并没有增加，但因为又加了一坛子水，现在变成了两坛酒。尽管酒没有之前那么醇烈，但总算可以分给更多的人来喝，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国家利益和基层利益得到了一定的满足。
这原本是一件好事，在四大家族崛起的初期，也的的确确帮助国家解决了许多困难。但随着官僚腐败、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逐渐恶化，国家资本渐渐成为了特权阶层的私有财产，使得国家金融机构成为了少数人手中的牟利工具，这是后话，此处不再细说。
凄风苦雨中前行的国民政府，注定走不出阴霾
之前作者以为，假如抗日战争没有全面爆发，民国或许能迎来更加辉煌的经济发展期。但随着对国民政府的国家资本结构，运行机制的分析后发现，就算没有日本人的入侵，按照国民政府自1928年起推行的经济改革政策来推断，就算给予民国持续三十年的和平稳定发展时间，也不可能创造出什么经济奇迹，国家实力也不可能得到显著提高，因为国民政府还有一个致命的隐患：寄生于传统农业的畸形工业化。
1931年6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土地法》，其开篇便宣传“人民有平均享受使用土地之权力”，然而这部法规却是在承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传统租佃关系的前提下，对农村土地登记、征税、使用进行管理的。实际上，国民政府出台的这套土地法与清政府时期的土地法并没有区别，无非是加上了孙逸仙“平等地权”的广告宣传语罢了。在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解决不了农村问题，就无法让城市化、工业化得到健康发展，如果工业有发展，城市有进步，无非是吸着农民的血汗，压榨着农民的膏脂，以此画出的一幅纸醉金迷海市蜃楼图。
近代中国并没有西方列强武装到牙齿的军队，不具备满世界掠夺财富来积累资本的能力。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大部分依赖于农村经济的支持。例如大地主可以靠收来的租金和抵押土地换来的贷款筹办工厂，普通商人可以靠家庭劳动力来组织小规模的生产作坊，而这些都是基于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才得以实现。一旦农业生产出现萎缩，农村经济开始凋敝，一切赖此为生的工业都将步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困境。
1934年，拍摄于江西农村的牧童
但国民政府并没有对此产生足够的重视，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0年，政府并没有充分解放农村生产力，他们忽略了农业对整个国家经济的重要性，甚至把农村当作取之不竭的财源，像一个无知婴儿贪婪吸允着母亲已经干瘪的乳房。殊不知，此时哪里还有乳汁，都是一滴滴鲜血。农村复兴委员会在1933年对陕西农村进行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截止今年底，陕西自耕农的土地已经减少了20%，贫农中的自耕农押出土地占所有土地的60%。
愈发困难的农民完全得不到政府的帮助，在国内，为了进一步加速国家资本的积累，政府极力压低农产品价格，通过中央信托局等采买机构换得外汇或以低廉得价格供应城市，降低工业化资本。另外，1932年内政部发布得《租佃暂行条例草案》中规定最高租额不得超过土地产量37.5%的硬性标准也根本无法实施，广大农民一面受着地主的盘剥，一面被政府压榨，已经完全丧失了生产积极性，这台经济发动机已经无法正常运转，甚至成了国家的重要经济负担。
农民创富积极性的进一步受到打击，只会让农产品产量降低。农产品产量的降低，又迫使政府不得不依赖进口粮食。但进口粮食是需要花钱买的，没钱就需要贷款，贷款就需要利息，而利息和购买费用最终要摊到国内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成本上去的。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因此，就算没有全面抗战的爆发，中国经济在这种模式下发展，也注定会越来越糟糕，最终走向崩盘。
一句公道话
南京国民政府并不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他们积极创办特种农事试验场，农业推广所，一面规范农业产品的生产、收购、加工的整套实施办法，一面发起全国性的乡村改良运动。他们希望农村经济能够跳出历史的困局，走出中国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然而，这些努力最终仍是以失败告终。
大多人直接用“无能”二字来形容1937年前后的国民政府，指出他们的种种不是，如贪污腐化、效率低下、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但这些批评并没有直指问题的实质，没有厘清国民政府在处于当时的何种国内外环境。作者认为：1927年成立的国民政府是一个改良政府，联合政府，是新兴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广大农民工人妥协成立的临时性政府。且其行政能力不足以控制全国，对外更是处处受制于列强，这些都是南京政府一出生就已成为的事实。
在国民政府中，大量有国家民族情怀的有识之士，为民族之富强，国家之独立做出了无私奉献。在抗击侵略的一线战场上，几百万将士甘洒热血。中国近代的国家民族观，形成于此时，觉醒于此时，抗争于此时，这是谁都无法抹杀的事实。
然而，这个妥协性的政府却不可能凝聚所有人的力量，各阶级为了自身利益明争暗斗，有时会为了一己之利而将国家民族之大义抛诸脑后。他们的根本利益是对立的，家国情怀却是相同的，然而情怀又有几次能战胜利益呢？这是国民政府之无奈，是近代中国之无奈。直到1949年之后，当用以暴制暴，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斗争方式进行了颠覆性的社会重组后，这个国家才真正获得了新生。这是当时受够了屈辱、贫困、挣扎在生死线上四万万国人的共同选择，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对于那个时代，没有爱也没有恨。作者不是民国粉，不会把民国时期风流才子俏佳人的故事当成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而忽视了大部分衣不蔽体，随时会死与饥饿、战争、贫穷的普通人。作者也不是完美主义者，去苛刻地对待那个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因为他没有出生在一个好的时代，一个没有独立主权，形式上统一而内战不断，列强纷纷把其视为案板上的肥肉而上下其手，一个文盲率高达95%，普通人见到政府官员还要按老习惯下跪的近代中国，试问当时世界上，还有哪个政府能比他做得更好？
汉奸们正在日本人的鼓动下开救国大会（汉口）
参考文献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乔启明
《现代中国人口》陈达
《人口》陈长蘅
《中国人口史》侯杨方
《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石柏林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陈真，姚洛
《民国社会经济史》陆仰渊，方庆秋
《中国近代经济史简编》刘克祥、陈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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