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船匪盗出现于何时？这一问题，在学术界上说法不一，有说道光末年，也有说在咸丰中期，但根据当时百姓的描述，这一匪类早在嘉庆年间就已出现了。它是自清朝嘉庆年间开始便已活跃在太湖流域的一股水上匪盗，以“枪船”为作案工具，故又被直接称作“枪船”。
那么这些“枪船”又是如何形成势力的呢，他们依靠什么逃避官府的通缉抓捕？这就不得不谈枪船这一作案工具的外形以及作用了。这是一种两头削尖的小船，它长不盈丈，阔仅三尺，篾闼圈棚，二橹一浆，体轻而行捷。因船上置枪，且舵后立木枪作标识，故称之为枪船。
晚清著名大臣冯桂芬对此有所描述：“枪船，江、浙间向有之，船小而行捷，枪准而心齐，其始弋凫鹜为业，继为开赌、演花鼓戏之渊薮。”
最初，这些“枪船”主要作用是为商贾押送货物，商贾们看重其体型不大而且行动迅速的特点。因其便利，枪船被广泛地运用在运载商货、从事安保的工作之上。在道光年间他们的性质才开始有所转变，并且他们的势力开始扩张了。在这一时期，枪船由“舵后有木枪作标识”变为配备专门武器的赌船，他们更涉及械斗。
随着“枪船”功用的变化，大量无业游民加入其中，枪匪的成份越来越复杂。此辈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游惰而无业，借赌博为生。船多人众，因以帮分，渐行不法之事，作奸犯科，无所不为。“枪船”终于蜕变成由社会上失业劳动者和无业游民组成的专门从事打家劫舍、赌博等破坏性活动的、具有水乡特点的土匪武装组织。
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作为太湖水乡地区特有的现象
首先，从社会背景来看。庞大的游民队伍成为了“枪船”的主要来源。苏南地区沉重的赋税负担和残酷的地租剥削以及嘉庆、道光以后大量白银外流而引致的银贵钱贱。而五口通商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苏南地区的自然经济逐步被瓦解，大量廉价洋货倾销致中国，使得本土手工业大受打击，使农民失去了谋生的主要手段，导致了农村的破产。农村破产造成的后果便是，依附农村生产而自给自足的经济圈被打破，大量农民破产成为流民，他们贫困无依，生活没用着落，游食于社会，甚至沦为匪盗。
其次，自明清以来，三吴之地聚赌成风，更有人把赌窟说成是“穷人大养济院”，，他们认为，一旦令其改业，则必然会导致失业，因为他们没用一技旁身，所以他们则必然会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止。枪船势力的头目们正式利用了苏南游民广泛存在的以及游民好赌的心理，广开赌博作坊以敛财，并聚赌收徒为其效命，以致势力越做越大。
独特的地理环境
从地理环境来看，太湖地区主要包括苏南的常州、苏州和浙西的嘉兴、湖州等府近二十个县。在这片土地之上，沟渠纵横，湖泊棋布，港汊交错，有着“水上泽国”的称号，因而这里的地理环境最适合藏匿“匪”、“盗”，往往成为农民起义军或土匪出没聚集的渊薮。其实在乾隆年间便早有人指出太湖地区的地势有助于盗贼藏匿，且官军难以有所作为。
李鸿章在疏陈大势的奏折中也有言及“李鸿章在疏陈大势的奏折中也有言及“江南多水，苏、嘉各郡尤甚，湖河荡港，千百通联，津路迷离，桥梁断续，战船有不能遍及之处，陆军多望洋而叹之时，我难进而贼易守。”从李鸿章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到他无奈的感叹。
总结来说枪船势力最早出现于吴江地区，绝非偶然，而是因为政府的积弱，对地方的控制不如以前，而又遇外患，而至白银外流，引发国内钱币通胀，再有五口通商而涌入大量廉价洋货，沉重打击了本土农民的生计。沉重的赋税使得毫无生计的百姓走上了恶路，好赌成风的三吴地区使得枪船势力更好的融成，得天独厚的水上泽国使得匪盗进退有余。这便是枪船势力组成的种种原因。
政府鞭长莫及
黑恶势力，在道义上历来受到谴责，在法律上也不受国家保护，更得不到百姓的支持，而他们作为非法会社而存在，私设公堂并拥有武装。他们收取保护费，作为“地头蛇”或者“黑道”，一直和政府的正式行政有所冲突。不过，在中国的历史上，地痞、流氓、恶霸等黑恶势力参与地方治理的情况并不少见。
有句话说的好“皇权不下县”，这便是所谓的“天高皇帝远”，一个地方被黑恶势力所把持就很有可能为所欲为。地方政府对他们更是奈何不得，所以有时便会采取“招安”的策略，与其合作，借黑恶势力而强行暴政。
官黑勾结，危害百姓
“枪船”的本质是作为清政府的异己力量而存在的。在其产生初期便为地方官府和地主阶级所利用。这里的利用讲的是当时收成不好，赋税繁重而百姓拒不交税，地方官府也奈何不得，然后私下联同“枪船”等黑恶势力充当打手，行强制征税之事以镇压农民的抗租抗粮斗争。由于枪匪的土匪性质而不断行破坏社会安定的事，如打家劫舍、敲诈勒索、设赌行骗等恶劣行径，败坏了社会的风气。
政府对于抗租抗粮的百姓而与枪船势力的合作只是权宜之计，他们的主流政策依然是打击与镇压。但是占据地理优势的“枪船”根本不惧怕官军的抓捕，因为官府不愿意投入大量的军队进行镇压，而少量的军队又难以对抗机动性强大的枪船势力，更为关键的是地方官府的军队也没打仗的心思。
不久后太平天国的军队到来了他们与官军对抗，相互打仗，这时，清政府便更没有对付“枪船”的能力了。反观太平天国，因为人生地不熟的原因，打着起义这一旗号的组织开始了他们与枪船势力的“合作”。太平天国需要这些当地势力的帮助，他们俗称“地头蛇”。太平天国需要这些“地头蛇”为他们带路，指引地势，步步为营，而“枪船”则需要太平天国授予的正规军旗，让他们的存在变相的合法起来。双方互惠互利，枪船势力游离于清政府、当地乡绅地主以及太平天国等多个势力。他们没用任何忠心可言，更没有所谓的以诚为本，他们唯利至上，可以因为利益而作任何事情，也可以为利益而出尔反尔，为人所不喜。
枪船势力的灭亡
正因为枪船势力唯利是图的特性，虽然正因为枪船势力唯利是图的特性，虽然其有利用价值，但是他们的不确定性和危害性实在是太大了，而导致各方的厌恶，最终太平天国后期将领李秀成在回援时大剿“枪船”，使其势力大受打击；但真正对枪船势力的灭亡起到决定作用的是左宗棠发动的武装扫荡。
清军与太平军的战争在浙江、苏南地区刚一结束，时任浙江巡抚左宗棠就觉得趁热打铁，着手解决“枪船”问题，他立即上奏朝廷，而朝廷对他的奏折也十分重视，左宗棠以铁血手腕，彻底打击了枪船匪盗的势力。
经过太平天国和清政府的连续打击，同治七年，枪船匪盗声势日衰，已不复再成之气候。为了防微杜渐，浙江巡抚衙门又制定了《永禁枪船章程》，申明：
凡是现有枪船，不管私人所有，抑或投充官府，一体严禁。旧有枪船，勒限改造，如有逾限不改，一经查获，即无为匪情事，亦将船只锯截，船户枷责示儆；在江浙两省同时查缴军械，勒限给值，如再有私藏私铸情弊，定即照例严行治罪。
这些政策以知情不报，一体连坐而杜绝了枪船以及武器再现于民间。自此以后，江、浙太湖地区的枪匪基本肃清，存在半个世纪的枪船武装势力基本归于寂灭。
参考文献：王卫平：《太平天国时期太湖地区枪匪研究》陈伟：《黑恶势力与地方治理》夏春涛：《天国的陨落》段凤龙：《太平天国时期浙江的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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