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江南的生產、生活方式，《史記》將之稱為“飯稻羹魚”“火耕水耨 ”，不同於北方的旱作農業或遊牧文化，它主要由長江中下游特殊的氣候、土壤、水文等自然條件決定的。遵李伯重、劉石吉等當代史家的觀點，明清江南指太湖“八府一州”地區，即蘇、松、常、鎮、應天（江寧）、杭、嘉、湖八府及蘇州府劃出的太倉州。今天的長江三角洲一帶，無疑構成了江南文化的中心區域。
在中國歷史大變遷中，隨著南宋以後政治、經濟中心的南移，江南逐漸成為中國經濟和文化最為發達的區域，明清更臻極盛。江南文化由此也從一個地域文化（可稱為吳越文化，其與嶺南文化、齊魯文化等文化形態並列），逐步轉變為中國文化的第三個文化高地。第一個高地是先秦文化，第二個高地是漢唐的中原文化，第三個階段即是宋代以後的江南文化。
江南文化的主要內涵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就江南文化的相關特質和內涵進行考察。如馬學強認為，講技巧、重知識，讀書風氣盛行、重視商業是江南文化的特質。劉士林指出，江南文化本質上是以詩性文化為根本特徵的。朱慶葆主張，開放包容與敢為人先、崇文重教與精益求精、尚德務實與義利並舉是江南文化的三個核心內涵。王戰進一步提出，書院文化、移民文化、三教互鑑的宗教文化、誠信文化、重商文化等是江南文化的特質。借鑑前輩學者的觀點，將江南文化的內涵概括為以下幾點：
1.崇文重教，詩禮傳家
江南一帶素有崇文重教、詩禮傳家的濃郁風氣。家學、私塾遍佈城鄉，殷實之家皆有讀書、考舉、入仕之意。而作為士人講學讀書場所，江南書院林立、學風熾盛。其中，知名者如江寧鐘山書院、蘇州紫陽書院、杭州敷文書院等。
書院院長通常由學界名儒或學術精英出任。書院通過辦學、講學、遊學等交流方式，促進時人讀書求知、明禮敦化、崇儒尚學。明清兩代江南一帶的書院，遠勝全國平均水平，如清代浙江省的書院數量達436所之多。在讀書習儒的良好社會環境下，江南成為明清時代的“科舉之鄉”，誕生的科舉狀元幾乎半分天下。
2.務實篤行，誠信重商
明中期以來，浙江餘姚王陽明創“心學”，主張“知行合一”，實踐中實現良知；江蘇崑山顧炎武則提出“經世致用”思想，實學思潮也應運而生，強調謹慎求證的治學態度，注重實事求是的學術精神。這與西方的科學精神有著契合之處，一旦接觸外來的先進器物和制度，絕非貿然排斥，倒是主動學習、積極效仿的可能性居多。故江南地區的知識精英及士紳階層，執意拒斥西學者較少，學習仿效者甚多。此外，“工商亦為本業”思想在近世江南廣為流傳，經商治生形成一股潮流，商人地位大大提高。江南很多地方，士、商關係融洽，讀書業儒與經商行賈並行不悖，形成了誠信經商的價值取向。
3.精細雅緻，追求詩性
浸潤於江南文化的母體，江南人士擁有精巧雅緻、細膩浪漫的文化氣質，有學者更直接以詩性文化作為江南文化的根本特徵。在這種追求詩性的藝術旨趣下，明清時期的江南文人學者，一面積極參加科舉考試，努力實現儒家治國平天下的固有傳統；一面孜孜不倦於書文、詩畫等藝術創作，可謂書畫名作輩出，為後世留下了珍貴的藝術財富。明代華亭
董其昌和陳繼儒，即是江南極富盛名的畫家。入清後，江南畫壇仍呈現繁榮情形，與繪畫並稱的書法藝術，在明清江南同樣人才濟濟。作為南都的金陵，彙集不少書法大家，如何良俊、徐霖等，可謂書家林立，聲勢浩大。4.開放包容，兼收幷蓄
江南文化的形成與移民文化緊密相關。自秦漢起，就不斷有北方民族南下，尤其南宋中央政權南移後，形成北方民眾南遷高潮，正所謂“衣冠奔踣於道者相繼”。給江南地區帶來大量外來人口的同時，也促進了不同地域文化的流動和傳播。且由於移民來源的廣泛分散，形成了具有多樣性、開放性特點的文化形態。江南地區的文化面貌正是在持續而眾多的移民傾注下，將中原文化傳入江南，其後再吸收本地原有的文化元素，進而構成了魅力獨特的江南文化。這一過程中，江南文化也形成了開放包容、納新革新的鮮明特質。這使得近代江南人在“開眼看世界”過程中，能夠以一種更為主動接納的方式坦然面對西學。
江南文化孕育下的上海何氏世醫發展歷程
唐代杜牧《題烏江亭》曰：“江東子弟多才俊。”開放包容、兼收幷蓄的江南文化孕育出一代又一代豪傑才俊，江南醫學流派、醫學世家便是一道獨特風景線，而何氏世醫更是江南醫藥文化的傑出代表。
1.江南何氏世醫之源流
《禮記》雲：“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傳統中醫藥講究家族傳承，即醫術主要通過子承父業、幼承家訓而世代相傳，江南何氏即是典例。江南何氏世醫肇始於南宋，已傳29世，歷850餘年，編著醫論、醫案、方藥等醫著130餘種，現存88種。他們綿綿瓜瓞，名醫輩出，對江南一帶醫學影響甚大，“不僅在我國曆史上誠無多見，即在世界醫史上，亦從未之聞”。作為江南何氏世醫的重要支脈，上海何氏世醫歷經宋元明清民國直至現代，是上海地區世傳中醫最悠久的學術流派。
何氏家族源出汴梁，南宋時隨宋室南遷，而後分為鎮江和松江兩大支脈絡。就鎮江支而言，南宋時的何柟和何彥猷兄弟為何氏第一代醫生，公元1141年可作為其行醫起點，其後家族以醫相承，為江南聞名的醫學世家。松江支則在南遷時，移至華亭青龍鎮（今屬上海青浦）。就業醫而言，何侃為松江支何氏世醫之始。元代至正年間（1341-1368）何氏第七世何天祥自青龍鎮遷至雲間（今上海松江），建“濟世堂”行醫，人稱“東城何醫家”。松江支何氏在幾代行醫之後，其中一支於明代萬曆年間（1573-1620）徙至奉賢莊行鎮，成為奉賢支。至清康熙年間，何氏第二十世何王模，復從奉賢遷至青浦竿山，而成何氏青浦竿山支系。嘉慶年間（1796-1820），何氏第二十二世何世仁，晚年從竿山支分出，移居重固鎮，成為盛極一時的青浦重固支。
2.明清時期上海何氏世醫之承啟
承上所述，上海地區何氏世醫的脈系主要聚集在松江、奉賢和青浦等地。本文的研究主要聚焦於明清時期（1368-1912）位於今上海地域內（以松江、奉賢、青浦為主）的何氏世醫家族。明代松江支從何洵開始，連續有八代人任職太醫院，真可謂世澤綿長，故嘉慶《松江府志》有“
終明之世，子孫官太醫院，京師號為‘何醫院家’”之贊。明代中後期捐納制度出現，打亂了世醫家族憑藉醫技與制度而世代傳衍的慣例。所謂捐納制度，即捐納授職，是指懷有岐黃之術的子弟可通過納粟、納馬或納銀取得見缺的地方醫職官位。捐納制度始於景泰元年（1450），次年就出現了地方醫學官職可捐納而得的事例。至弘治十四年（1501）後，捐納官職更是不限地方醫職，連王府良醫所的醫官亦可納銀得之。如蘇州長洲人馬綯（1479-1532）就曾捐得興王府之職。更有甚者，即使太醫院醫士、吏目之職也可捐納而得。如嘉靖三十一年（1552）下詔，兩京太醫院醫士、醫生，有願納銀二十兩者，可授予冠帶；冠帶醫士，納銀五十兩，馬以二匹，外貼銀四兩，可授予太醫院吏目，帶銜不支俸。此後，富室或生員倘若有錢，又恰逢開納，則太醫院醫士、吏目的冠帶，無須籍由醫丁派補的方式即可取得，這就造成原本可通過世襲或輪任醫職而傳衍的世醫受到衝擊，並漸失既有的身份保障，世醫要世襲某州縣醫學官的機會大大減少。
作為江南地區的世家大族，何氏世醫自捐納制度展開後亦受重大挑戰，其身份地位日漸式微。明代中後期起，何氏世醫在太醫院和地方擔任醫職的人數日益減少。入清以後，何氏家族基本上退出了官方醫療系統，主要在民間行醫。據《何氏八百年醫學》、地方史志以及相關文獻資料，筆者擇要列出清代（1616-1912）上海地區何氏世醫的傳承情況。可見，就上海地區而言，清代何氏世醫主要已遷居至奉賢、青浦等地，行醫傳衍，醫林高手層出不窮。
江南文化對上海何氏世醫的影響
紮根併成長於江南土壤的上海何氏世醫，明清時期名家輩出。從外遷居而來的上海何氏行醫者，遺有源自故里的情緣；而行醫活動、學術觀點和行事風格，講求技巧（醫學技術）、重視知識，文禮傳家、追求詩性等，皆已融入江南社會環境，浸潤於江南文化之中。
1.亦醫亦儒，修身養德
明清時期，儒家思想居正統地位，崇文重教在江南一帶蔚然成風。上至豪門貴族，下至普通人家，學齡兒童有條件者必入家塾學儒，由此形成江南地區科考興盛的局面。耳濡目染，何氏子弟自幼便接受系統儒學訓練，且以科舉入仕作為培養目標。何氏家族許多成員業醫的原因，乃是科舉失敗而為生計所迫，但紮實的儒學背景確實對何氏世醫的行醫和社交產生了積極影響。
首先，儒學積澱潛移默化何氏世醫的道德價值觀念和行醫風格。深受孔孟思想涵育的何氏家族，努力進行著“醫”與“儒”之間的良性循環與轉換，他們“或以儒起家，或以醫利世，兩相標勝”。如明初何氏松江支名醫何士方（何氏世醫第八世），居雲間（今上海松江），曾任嘉興府縣學教諭，被鄉人稱為“何長者”，乃因“其進止容與，堪為師表”。其行醫風格秉承儒醫之風範，“貧者辭其報，富者受其酬，凡得酬，不蓄家產，不受金玉，惟收藥置劑，濟生勸善，餘無他治”。
又如清代名醫何汝閾（何氏世醫第十七世），居奉賢，詩禮承家，諳練經史，因屢試不中遂殫心家學，但棄儒從醫卻不失儒士之風，被稱為“醫中君子”。他看病不憚勞，不計酬，不先富貴後貧賤，而以平等心救治；見鰥寡孤獨和疾病顛連者，更是感同身受，夏施蚊帳，冬給棉被，年年捐資，虔治藥餌。與人交往時，何汝閾亦遵循儒家的交友之道，“嚴取與，慎交遊”“非其人召之往，弗往也”。如馬某橫行松郡，曾以重金約診，何汝閾辭之以疾，卻幣弗往，為避免糾纏，不惜遷居西湖。若遇方正的儒士君子，則友善誠懇，在為前任撫軍湯公斌療疾時，惺惺相惜結為好友，等其病癒後方歸。江南何氏家族的醫德醫風，由此略見一斑。
其次，儒學背景也使得何氏醫家能與頗有聲望的經學家、詩文家、書畫家以及士大夫階層交遊，逐步形成“儒醫社交圈”。如清末名醫何其偉（字書田，何氏世醫第二十三世）與林則徐的交往便是一段佳話。兩人因醫患而結交，因道合成知己。道光十二年（1832），時任江蘇巡撫的林則徐，夫人罹患肝病，邀何氏診治。是年，何其偉年近花甲，不顧嚴寒從青浦水路連夜奔赴姑蘇，妙手回春痊癒林夫人。有感其精湛醫術，林則徐親書楹聯相贈。兩人緣此交往，雖何氏年長十一歲，卻志同道合，常以酒暢敘、以詩唱和，並就國家政治、軍事、經濟等交流探討。何其偉作為儒醫，心繫國計民生，胸懷經世之志，依據其在水利、救災方面的經驗，四晝夜撰寫出《東南利害策》十三道，其中九條被林氏接受並推行。為此，林則徐手書楹聯“
讀史有懷經世略，檢方常著活人書”及書籍筆墨為贈。值得關注的是，此後禁菸運動中，何其偉以醫者投身其中，撰寫《救迷良方》以助鴉片吸食者戒菸，提供著名的“林十八戒菸方”（共十八味藥物，被百姓尊稱為“林文忠公戒菸方”）。林則徐對此方極為重視，無論任湖廣總督，抑或赴粵做欽差大臣，每到一地，積極推行藥物戒菸。
2.誠篤端方，經世濟民
“不為良相，便為良醫”，明清時期儒醫的這種濟世理念深入人心，促使醫者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和經世濟民思想。何氏世譜、何氏碑誌傳敘及諸多地方誌中，均記載著何氏世醫關心民生疾苦、教化鄉里的事例，茲舉例論之。
何洵（何氏世醫第九世），世居華亭。作為明代松江支名醫，其在太醫院任職期間，“凡遇遘疾之人，不論貴賤貧富，鹹悉心療治，孤寒苦愁之輩，亦不望報，診視莫不奇驗，求者益多，應者益廣，人鹹德之”。此外，何洵曾奉命隨軍北征，赴邊塞地區為將士診治，可謂四處奔波，勞頓辛苦。因其醫術高超，醫德高尚，後被薦為太醫院院使。
何鴻舫（名長治，何氏世醫第二十四世），何其偉三子，青浦重固支。醫術馳譽滬上，診所門庭若市，“門外河濱艤舟如蟻，皆遠方之乞診而來者 ”，學術影響遍及江浙皖三省十數縣。何氏診室常備一個柳條錢鬥，內裝成串銅錢，每遇貧苦病人，或不收診金，或免費贈藥。不僅如此，接診時若遇窘迫困頓之人，則常贈以銅錢，稱之“過藥”錢，藉此作為接濟。
何運亨（何氏世醫第二十五世），何其偉之孫。寓居上海漕河涇，生平好濟困扶危。咸豐年間，正值太平天國戰亂，各地抵滬避難者數十萬眾。何運亨每日接診大量病患，救人無數；凡遇到貧病者，不收診金，且免費給藥，病家莫不感恩戴德。更可貴者，醫資酬金豐厚，他卻不斂財，而是接濟生活艱窘的親友及鄉人，令人肅然。
3.因地制宜，醫心獨運
何氏世醫延綿數百載，行醫過程中依據江南地區的地理環境、四時氣候、人群體質等客觀條件，實踐中不斷完善辨證體系，傳承發展醫學流派。
首先，因地制宜，對溫熱病證有著獨特見解和豐富經驗。地處江南水鄉，氣候溫熱多溼，與漢末仲景所處地理氣候環境截然不同，故何氏世醫在秉承家傳經驗基礎上，注重江南地域環境和南方人群的體質特點。如何汝閾（何氏世醫第十七世），依據江南地區暑溼熱的特點，結合常年接觸的大量病例和臨床經驗，撰成《傷寒纂要》。書名雖以傷寒為題，書中所論發熱、發斑、發狂、陰陽二厥、陰陽二毒的辨證、用藥、方略等篇，幾乎全屬溫熱範圍。
其次，因人制宜，對虛勞、臌脹、血證、痞積等內傷雜病及女科疾患等的診治均有極高建樹。事例不勝枚舉，僅以何炫（何氏世醫第十九世）治“臬臺葛某病案”可窺一斑。針對葛某胃雖能納、脾不運化之證，以六君子湯加減，扶脾和肝，養之有恆，緩緩調攝。何炫進一步詳解，“從來調理脾胃之法最宜講究，貴養正氣不在藥味，故用藥宜少而清 ”；另錄大法於後，五果湯（黑棗數枚、榛仁數枚、白果去殼炒、巴達杏仁、桂圓肉、風慄各數枚，煎湯代茶），五穀以養之法（小米粥、大麥粉粥、新米粥〔粳、糯米各半，炒過後煮〕、酸漿粥、牛奶子粥）、五蔬（菠菜、白頭萊、野菜〔即薺菜〕、黑芝麻等皆宜也）。
何氏醫學謹遵經旨的同時，變通靈活；依據其人其證，充分利用江南風俗特產、果蔬米麵，可謂匠心獨具。
4.善為詩文，精於書法
浸潤於江南文化的何氏世醫，深受江南詩性藝術的薰陶。行醫之外，經常從事文學活動，並刻意突出自身學問造詣而非醫學成就，從而呈現出一種獨特的文化型世醫家族形態。清代的何王模、何其偉、何其超等都有詩文刊行。如何王模（何氏世醫第二十世），卜居青浦竿山之陰，對山結屋，屋後“隙地五畝”，疏泉疊石，廣植四時花木，因種梅最多，而以“香雪軒”為府宅題額，常有友人如薛雪、王昶、汪大經等文人士大夫到訪交遊。他性好吟詩，所著詩達百首，著有《倚南軒集》四卷、《萍香詩草》二卷。《湖海詩傳》曾錄其詩作，“過珠溪憶王述庵”“秋感（集唐）”“春日晚坐”三首。此外，何王模善仿歐柳書法，有細筋入骨之勝。
再如何其偉，嗜詩，以詩文與當世名流交，喜寄詩贈詩友人，每遇佳客至，必與之唱和，興盡乃罷，有《竿山草堂稿》行世。又如何其超，詩文得名家姚椿指授，著《藏齋詩鈔》六卷等。而何鴻舫的書法甚為高妙，留世《何鴻舫先生手書方箋冊》等。字體堅拔渾厚，力透紙背，至晚年更為雄渾蒼勁，時人獲其處方珍若拱璧。同為書畫大家的海上名醫程門雪先生盛讚何氏：“不獨醫林仰宗匠，即論書法亦傳人。”可見，醫療活動以外，何氏家族大多喜好吟詩作畫、揮毫潑墨，在詩詞文章書畫等領域，皆有深厚造詣。
明清時期的江南社會是一種“文化型社會”。何氏家族作為上海地區流傳最為悠久、影響極其深遠的醫學世家，有著豐厚的家學淵源。在江南文化的孕育、浸潤之下，歷經數百年變遷，瓜瓞綿綿，名醫輩出。通過幼蒙庭訓、子承父業等方式，儒醫風範世代相傳，形成了穩定、成熟的學術流派。
誠如醫史學泰斗陳邦賢所言：“江南何氏從南宋初年到現在，八百餘年間產生了331位醫生，綿延不斷，世世相承地熱愛自己的專業……這不僅是祖國醫學史上難能可貴的資料，也將是國際醫學界上少見少聞的奇蹟 。”“崇文重教、詩禮傳家”“務實篤行、誠信重商”“精細雅緻、追求詩性”“開放包容、兼收幷蓄”，這些江南文化的主要內涵，在何氏家族展現得淋漓盡致，在數百年的醫療實踐中，呈現出宅心仁厚的醫德醫風、匠心獨具的醫技醫術，血脈相傳，歷久彌新。
可見，從江南地域文化角度探討何氏世醫的發展歷程，不僅對中醫學術流派傳承規律的探索起到推動、促進作用，也對海派中醫文化乃至江南醫藥文化的研究有著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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