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博士水平究竟怎麼樣？
先看兩篇洋博士的文章。
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薛湧在2007年1月29日《東方早報》上發表《博士教育到“減灶”時候了》，直指中國大學根本就不適合於培養博士：“中國的博士生數目，已經世界第一。但博士教育對於中國的高等教育來說，害多益少。以中國目前的國情，根本不適宜培養博士。所以我建議：關掉絕大部分的博士課程，藉助國外大學培養博士，集中國內的資源把本科生教育搞好”；“博士課程，是西方几百年高等教育發展的結晶，不是想學就能學的”。
另一篇是《十有八九的博士和博導不合格》（參見《科學時報》2007年10月2日），作者乃中國科學院化學所研究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化學博士王鴻飛。
王文稱：“簡單地說，以我在Columbia的學術標準來衡量，我所在的研究所和中國最好的大學99%的研究員教授和畢業的博士是不合格的。以美國三流大學的水平的學術標準來衡量，內地99%的研究員教授和畢業的博士是不合格的”；“鑑於大家對99%或97%的估算的異議很大，但對90%異議不大，所以把標題改為：十有八九的博士和博導不合格”。
我不同意兩位洋博士如此悲觀的大判斷，但承認中國的博士培養問題多多。
然而，2010年經過三年的博士質量調研後，
陳洪捷等得出的結論是：“博士生自身和導師對我國當前博士培養質量的總體評價是較好的，總得分超過了70分。”
為了祝賀《中國博士質量報告》出版，課題組在北大百年紀念講堂舉行了新聞發佈會，《光明日報》還專門刊發了相關報道。以下引錄的陳洪捷教授答記者問，皆出自於此：“對於我國博士培養的質疑，媒體的報道或個人的意見雖然都有根據，但許多是以個案覆蓋全局。
這樣的報道和說法容易誤導大眾，使大家誤以為我國的博士教育一團糟”；“中國的博士培養質量整體上是樂觀的。我們對9928名博士生導師的問卷調查表明，接近50%的博士生導師認為我國博士畢業生在‘學位論文質量’、‘科研能力’方面的質量是‘提高’的。另有40%多的博士生導師認為我國博士畢業生的‘學位論文質量’、‘科研能力’是‘持平’的。”
我不知道中國教授及其指導的博士生的自我評價（假定抽樣合理、填表認真），能否抵擋住人們對於中國博士質量低下的責難。即便就像研究者所稱，90%的博士生導師認為中國博士教育水平或“提高”或“持平”，也沒有回答兩位美國博士的質疑，即相對於美國三流大學，“中國博士”到底行不行。
其實，“對於我國博士培養的質疑”，並非只是媒體的捕風捉影，也不僅僅是個別人的意見。我最初關注這個問題，是因讀到清華大學前校長王大中發表在2005年4月7日《文匯報》上的《關注博士生培養的過度教育現象》。
文中提及中國的博士生招生規模超常規增長：“2000年全國博士生招生數為25142人，2004年博士生計劃招生總規模已經達到53096人”；“美國博士教育規模是世界上最大的，但十多年來，全美每年博士學位授予數量一直保持在4萬人左右。
我國2004年博士生招生數已經達到5.3萬餘人，比2000年增加2.8萬人。再考慮到我國博士生培養過程中近乎‘零淘汰率’，預計我國博士學位年授予數量將會接近美國。”豈止是接近，很快我們就超越了；更令人驚訝的是，博士生招生數量居然可以四年翻一番。
大概正是因為王校長等人的大力呼籲，才有了2007年的全國博士質量大調查。很可惜，此項大張旗鼓開展的調查，結論竟然是“我國博士生培養質量樂觀”。從1978年中國第一批18名博士生入學，到如今每年二十多萬在校博士生，“中國的博士培養在不到30年的時間裡實現了騰飛式的發展”，這確實值得驕傲。
可我還記得這麼一條消息—2008年國務院學位辦主任楊玉良（現任復旦大學校長）曾在首屆全國地方大學發展論壇上透露：中國有本科授予權的高校700多所，美國1000多所；而中國有博士授予權的高校超過310所，美國則只有253所。為何如此？因為“我國目前培養的博士生有一半的就業去向是做公務員”，故需求十分旺盛。
正因“博士們的職業選擇並不是人們理解的傳統意義上的作科研”，其水平高低，你就不太好用傳統標準（比如學術業績）來衡量了。這一很有“中國特色”的轉變，確實讓人措手不及。在美國，“除了學術領域外，一般很少有工作需要博士學位”；因此，美國聰明的大學生大部分不會讀博士課程，總統、州長、議員、總裁中掛著博士頭銜的也很少。而我們的情況則相反，若真的有一半“中國博士”不在學界而在官場，這的確讓人啼笑皆非。
這也就難怪，雖不斷有質疑的聲音，中國的博士教育還是在大踏步前進。看看各大學情況，就能明白大致趨向。以2011年教育部博士研究生招生計劃為例，前十名分別是：浙江大學1559，北京大學1526，武漢大學1355，吉林大學1275，華中科技大學1244，清華大學1231，上海交通大學1185，復旦大學1132，中山大學1057，四川大學997。據上述王大中文，美國大學中博士學位授予數量超過700人的只有兩所，其中培養規模最大的是UC-Berkeley，每年授予博士學位人數約750人。
換句話說，中國大學博士生招收數量排名第十的，也比美國排名第一的多（不能想象四川大學每年有250名博士生被淘汰）。
有感於此，武漢大學前校長劉道玉在2009年2月26日的《南方週末》上發表《徹底整頓高等教育十意見書》，大聲疾呼“取消不合格的在職研究生學位”，且主張“砍掉一半大學的博士授予資格”。
理由是：“西方國家大學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大約30%，而我國基本上是零淘汰率，官員和老闆考博是一路綠燈”；“博士學位是為了培養少而精的理論型和研究型的人才，但是許多大學和攻讀博士學位的人並不明白這個道理，只把它當作一種榮譽和身份,當作升官或求職的砝碼。
”不是我不明白，而是這世界變化快，各大學之所以用“搞運動的方法”，靠公關來贏取博士學位授予權，就因為這其中的好處實在太多了，校長們無法抵擋如此巨大的誘惑。
觀察教育部前些年決策的大趨勢，是逐漸放松管制—2012年的一項舉措是允許民辦高校申請博士學位授予權。政府若真下決心“清理並糾正對民辦學校的各類歧視政策”、“落實民辦學校辦學自主權”，自然是大好事；但民辦高校申請博士學位授予權，短期內希望渺茫。
倒是各地眾多公立大學持之以恆的“爭創博士點”工作，仍在如火如荼地展開，這更值得關注。
以我對中國社會及中國政治的瞭解，王大中先生委婉的勸說—“促進博士生教育的規模與質量的協調發展”，沒有任何效果；劉道玉先生猛烈的抨擊—“砍掉一半大學的博士授予資格”，更是無法實行。在可以預見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大學裡的博士點及博士生數量，只會增加，不會減少。教育部願意且能夠做到的，只是控制“增長速度”。因此，我傾向於改良主義立場，抱怨之餘，提若干“建設性意見”：
第一，改國家學位為大學學位。也就是說，像歐美國家一樣，各大學對自己頒發的學位負責。經由一番激烈的競爭與淘洗，內行人很快就會明白，哪些大學的博士學位值得珍惜，哪些大學的博士學位白給你也不能要。目前中國的“博士學位”屬於國家，而無論教育部如何努力，都不可能監管到位，長此以往，“中國博士”的聲譽只能越來越低。
在學位授予權方面，教育部不妨守住底線，基本放開，允許各大學進入競技場，參與搏殺與競爭。若干年後，那些博士學位基本沒人要的大學，就會反過來努力辦好本科教育。
第二，正因為我們是國家學位，無法與國外大學合作辦學並共同頒發學位。改為大學學位後，中國各大學乃至各院系，儘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與國外著名大學結成同盟，迅速提升自家的教學及科研水平。中國有好教授，但數量遠遠不夠；而眾多“不合格的教授”正大批量地生產“不合格的博士”，現有的體制又根本卡不住。這些“不合格的博士”放出去，很快就會佔據要津，形成一時之風氣，阻塞學術發展。引進外來的制度及資源，可以讓我們把路走得更順一點。
第三，因為是大學學位，允許各大學每年通過授予名譽博士方式，報答那些為人類、為中國或為本校作出突出貢獻的學者、商人以及政治家—香港各大學就是這麼做的。這比讓大批官員或商人裝模作樣地走進校園，瞞天過海地通過博士論文答辯，要好得多。學生們很精明，一看你校長及教授為權勢及金錢而“開閘放水”，即便嘴上不說，也都從此失去了對於學問的敬畏之心。
依我淺見，為了純潔校園，多頒幾個名譽博士問題不大。至於說靠提高招生門檻、嚴格論文評審來保證質量，那都是說給外行人聽的。今天中國的大學校長及教授中，願意結交權貴及富豪的，比比皆是。只有從制度上徹底杜絕官員讀博（除非脫產），才可能解決“真的假文憑”問題；否則，單靠個別有擔當的院系領導來扛，根本扛不住。
第四，目前中國的博士培養，有資格考試、匿名評審、公開答辯等制度設計，表面上層層設防，很嚴格，可實際上守不住。教授們之所以“心太軟”，放任不合格的博士生畢業，一是沒有合適的退出機制，學生已取得了碩士學位，又多唸了幾年博士課程，若資格考試或論文答辯不過關，真的無處可退；二是各校普遍要求不嚴，競相放低門檻，你若鶴立雞群，只能耽誤自己的學生；三是教授缺乏經驗—我說的是那些“心有餘而力不足”者，至於習慣徇私舞弊或本就不合格的，另當別論。
指導博士生，本沒什麼了不起；但教書畢竟是一門職業，需要某些技巧，沒經驗的就是做不好。這方面，教育部可以有所作為，如為新選拔的博士生導師或新設點的大學的教授們開設專門的培訓班—如果嫌“培訓班”不好聽，不妨叫“經驗交流會”。此舉起碼可以讓那些願意學習的博士生導師及其學生，少走一點彎路。同時，呼籲各大學的校長為教授們保留一點顏面，不要再將“教授”、“博導”當禮品胡亂贈送了。
讀《南都週刊》2012年第48期（12月17日）刊登的《學者王立軍》，看一個初中學歷的轉業軍人，通過自考與成教獲取了中專與大專文憑後，如何因官職提升，相繼成為29所大學不同專業的兼職教授甚至博士生導師，你就明白今日中國大學的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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