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从农村出来且户籍还在农村，在城市打工谋生人员，人们习惯统称为“农民工”。
在许多大城市，在工厂、建筑、运输、保安、保洁一线打工的农民已成为生力军，在有些行业有些单位甚至成了主力军，农民工已成为重要的人力资源。
春节期间上千万上亿人的钟摆式探亲返城春运更是对“农民工”队伍的一次大检阅，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秩序和运转，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近年来，更有各级党代会、人代会有以“农民工”身份推选走出的杰出代表，党的十九大有27名，全国人大有45名，这充分说明“农民工”已是一个广泛的群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支持者。
农民工是对进城务工农民的简要称谓，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1978年农村经济改革后，随着包产到户，责任到人的农村“大包干”的普遍推行，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随着城市经济改革的兴起，他们积极投身到这一改革发展的大潮，逐渐转移融入到城市之中来，成为其中一员。对于这些进城务工的农民，囿于户籍之因，习惯上仍称之为“农民工”，以区别于继续在农村种地的农民。
“农民工”这个概念既清晰，又模糊。说清晰，农民工系指脱离了农村的务工人员，在城市里从事着大工业或手工业生产；说模糊，农民工并非完全都从事工业，还包括了商业、建筑业、运输业、保洁、保安等各项第三产业，更有许多自主创业的人员，为自己或为自家打工的人员。
还应该看到的一种趋势是：农民工进城打工经商，许多人将会长期坚持留在城市。
一则是城市发展需要。像北上广深改革开放后人口剧增，在新增人口中，其中大部分便是农村走出来的农民，加上自主经商的个体农民，使城市常住人口快速增长，城乡人口比例发生急剧变化。
以上海为例，在现有2450万常住人口中，有900多万是外来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因为有了农民工的加盟，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化进程，这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所在，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其中许多人将长期干下去，因为工作需要他们，岗位需要他们，城市需要他们。
再则是农民已在城市安居乐业，大部分人也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去的。比如，家门口的菜场与小区基本同步建成，已经20年了，卖菜的外来农民与我们都很熟悉，许多人都是老面孔。最熟悉的基本固定的那几户卖菜夫妇，眼见着他们夫妻带着一个小孩来，眼见着他们有了二胎，眼见着孩子上了小学、上了中学。除了春节他们全家回去几天，其他时间基本在菜场守着菜摊，都一二十年了。而像他们几家那样的，在菜场里多了去了。尽管户籍仍在外地农村，家中还有房子耕地，但已在上海生活了一二十年，再让他们自己回去恐怕已无可能。孩子在上海上小学，上中学，即使在上海上不了大学，只要收入以及生活有基本保证，许多创二代仍回留下来子承父业，日后肯定会有众多创二代成为新上海人。
反之，如果农民工都回农村了，城市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劳动力不足的困挠，许多行业将处于缺工状态。每逢长假，城市里便会感到这也不便，那也不便，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农民工回家探亲了。
今年春节，遇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侵袭，许多农民工回乡了，钟点工、保姆市场暂告停顿。前阶段因为全民放假，孩子们由家里人照顾着，而眼看企业复工伊始，孩子照顾问题便迫在眉睫了，这就十分盼望钟点工、保姆等抓紧回流进城来家中服务。
总的来说，离乡进城的广大农民已融入城市，无论是打工，还是自主经商，都适应了城市生活；同时城市的各行各业也少不了农民工，城市也需要他们，让他们再回去务农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客观上，城市化的进程快慢也取决于农村富余劳力转移的多少，因此加速城市化发展，必须正视农民工进城的持久性，不可逆转性，需要调整相关政策，使全社会为农民工创造一个适宜居住、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与环境，让他们完成由农村人向城市人的华丽转变。
当然，也有赚了大钱的、掌握了一技之长的，带着资金、技术回家去创业了，去回馈家乡父老了，那也是好事情，是值得鼓励支持的。但那毕竟是少量的，个别的，大多数农民工看来还会坚守在城市里谋生存，图发展。
最主要的一条：城市发展已离不开农民工，城市化需要农民工，这是富民之大计，是发展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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