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湯達及其《紅與黑》
Stendhal（1783～1842）:Le Rouge et le Noir
寫過，愛過，活過。
——司湯達（鐫刻於墓石上）
我發現寥寥幾頁篇幅不可能清晰敘述以“司湯達”這個筆名著稱的亨利·貝爾的一生，訴說他的故事需要一整本書。為了使他的事容易瞭解，我必須談談當時的社會和政治史。幸虧有下面這本書問世：如果《紅與黑》的讀者真的有興趣多認識作者，覺得我這篇短文不足以說清一切，不妨讀讀馬修·約瑟夫森出版的生動又富含史料的傳記《司湯達，追逐幸福的人》。那我只要敘述一下司湯達傳記中的基本事實就夠了。
他在1783年生於格勒諾布爾，父親是一位有產業還有點勢力的律師，母親是該市大醫生的女兒，在他七歲那年去世。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1793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瑪麗·安託瓦內特被處死。
司湯達曾詳盡敘述童年和少年時代的生活，研讀起來相當有趣，因為這段時期他養成了一些偏見，終其一生都沒改過來。他自己說過，他深愛母親，像情郎愛慕某一女子，母親死後他由父親和親姨媽照顧。他父親是正經又謹慎的人，姨媽也十分嚴格而虔敬。他憎恨他們。他們雖屬中產階級，卻頗有貴族傾向，大革命使他們感到很恐慌。
《紅與黑》（1854年版）
《紅與黑》（法國版）
司湯達說他童年很可憐，但照他自己的記述看來，他好像沒有多少可抱怨的地方。他聰明好辯，很難管教。大革命的統治勢力抵達格勒諾布爾，司湯達的父親名列嫌疑犯；他認為是一個想要搶他業務的對手律師阿瑪爾搞的鬼。聰明伶俐的小男孩說：“可是阿瑪爾把你列入不愛共和國的嫌犯名單，你確實不愛共和國嘛。”當然沒錯，可是腦袋有搬家危險的中年紳士聽到自己的獨生子說這句話，總是不太高興的。
司湯達指控父親視錢如命，但他要錢的時候總能由父親那兒騙到手。大人禁止他看某些書，但他照看不誤。他最大的牢騷是大人不准他跟其他小孩自由自在混在一塊兒，但他的生活不可能像他說的那麼寂寞，他有兩個姐姐，還有其他小男孩跟他一起上耶穌會教士擔任家教所授的課。事實上，他成長的方式跟當時一般富裕的中產階級小孩差不多。他跟其他小孩一樣，把正常的限制看成荒唐的暴政，當他不得不學習課業時，當他未能照自己的意思我行我素時，總認為自己受到了殘酷的對待。
這方面他跟大多數小孩沒有多大的差別，可是大多數小孩長大就忘了自己的委屈。司湯達不尋常的地方在於，他五十三歲還舊怨未消。因為他憎恨耶穌會的老師，所以強烈反對教權主義，終其一生都無法相信信奉宗教的人是真誠的。因為他父親和姨媽都是虔誠的保皇黨人，所以他變成了熱烈的共和政體擁護者。
可是他十一歲那年，有一天傍晚他溜出家門去參加一個革命黨聚會，大受震撼。他發現勞動階級又髒又臭，說話下流，行動粗俗。他寫道：“簡言之，我當時跟今天一樣，我愛人民，我憎恨他們的壓迫者，可是跟人民一起生活將是永無休止的折磨……我的品位非常貴族化，如今依舊如此；我願意做每一件事為人民謀幸福，但我相信我寧可每個月在獄中過兩個禮拜，也不願跟小店主們住在一起。”
司湯達初到巴黎，年僅十六歲。他父親把他介紹給一位姻親達魯先生，他有兩個兒子在軍部任職。大兒子皮埃爾身居要職，過了一段時間就僱用小表弟為他的眾多秘書之一。拿破崙在意大利發動第二次戰役，達魯兄弟追隨拿破崙，司湯達不久也到米蘭加入他們的部隊。幹了幾個月文書工作之後，皮埃爾·達魯在重騎兵團給他安排了一個職位，但他喜歡米蘭的熱鬧，沒打算到部隊報到，還趁皮埃爾不在，哄一位米查德將軍派他擔任副官。皮埃爾·達魯回來，下令司湯達赴部隊報到，可是他找了一個又一個藉口迴避，拖延六個月不肯覆命，最後勉強去了，卻感到非常厭煩，稱病求情，獲准請假回家，辭去了軍職。他沒參加過戰鬥，但他後來幾年卻胡亂吹噓他作戰是多麼勇猛；1804年他找工作的時候，竟自己寫了一份推薦書（由米查德將軍簽名），宣稱他在多次戰役中表現英勇，事實證明他根本不可能參與過那幾次戰役。
他父親給了他一筆數目不大但是夠用的生活費，他靠那筆錢住在巴黎。他眼前有兩個目標，其中一個是要成為當代最偉大的戲劇詩人。為此他研究編劇手冊，幾乎每天上劇場看戲。他在日記中記下他看過的戲，以及他的觀後感，他屢次說自己可以把他剛剛看的戲改編成他自己的作品。他似乎沒什麼點子，而且不是詩人。他的另一個目標是成為一個偉大的情人。但這方面老天爺沒給他好的先天條件：他個子有點矮小，又胖又難看，短腿身子大，大腦袋配上濃密的黑髮；嘴唇薄薄的，鼻子粗大又突出；但他的棕色眼珠子顯得十分熱切，手腳很小，皮膚細得像女人。他頗為自豪地宣稱他的手握劍會長水皰。此外他害羞又笨手笨腳。在他的表兄弟馬夏爾·達魯——亦即皮埃爾的弟弟——引領下，他得以光顧幾位丈夫發了革命財的名媛貴婦的沙龍，但他在人前口齒很笨拙。他滿腦子聰明話要說，卻沒勇氣說出口，這使他的風格施展不出來。
他對自己的鄉下口音深感惱怒不安，他進戲劇學校也許就為了矯正口音吧。他在那兒認識一位名叫梅勒妮·古依爾伯特的女演員，比他大兩三歲。經過一番猶豫之後，他決定跟她戀愛。他之所以躊躇，一方面因為他不太確定她的心靈是否跟他一樣偉大，另一方面也因為他懷疑她有梅毒。兩方面都澄清後，他追隨她到馬賽——她受聘在那兒演出，他則在那邊的一家雜貨批發店工作了幾個月。後來他斷定她在靈性上和智性上都不是他所想的那種人，當她因為缺錢不得不返回巴黎的時候，他鬆了一口氣。
我沒有足夠的篇幅討論司湯達一生的許多風流韻事，只談談其中兩三件可看出他性格的戀情。他的性意識很強，性慾卻不特別強，有人懷疑他性冷淡，直到他給後來的某位情婦所寄的露骨信件被發現，大家的印象才改觀。他的熱情是理智上的，擁有一個女人主要是滿足虛榮心。儘管他說了許多言之無物的華麗辭藻，卻沒有跡象表明他會獻殷勤。他坦白承認他的戀情大抵很不幸，理由不難了解。他怯懦，欠缺果斷。
在意大利期間，他曾請教一位軍官弟兄如何做才能獲取女人的“歡心”，還鄭重寫下對方給他的忠告。他照規則刻板地追求女人，正如他曾試圖照規則寫劇本。當他發現人家覺得他可笑，他深覺受辱；人家察覺他沒有誠意，他竟感到吃驚。他雖然聰明，卻好像從來沒想到女人所瞭解的語言是情感的語言，理性的語言讓她心冷。只有真感情才能求得的東西，他竟以為可以靠謀略和欺騙達成。
梅勒妮·古依爾伯特離開他之後幾個月，司湯達回到巴黎，靠皮埃爾·達魯的勢力在軍需處謀得一個職位。他被派駐布倫瑞克。他放棄了當大劇作家的念頭，決定開始在仕途官場謀取事業前程。他希望當帝國的男爵、榮譽勳章爵士、薪水可比王侯的部門長管。
他雖是一名熱心的共和黨人，把拿破崙看作剝奪法國自由的暴君，但他仍寫信求父親替他買個爵位。他在姓氏上加了個貴族才有的德（de）字，自稱亨利·德·貝爾。
他是一個能幹又足智多謀的行政官；1810年升官後，他回到巴黎，在“榮軍療養院”[插圖]的豪華套房擁有一間辦公室。他買了一輛活動頂篷馬車，有兩匹馬、一個車伕和一個男僕。他跟合唱團裡的一個女演員同居，這樣還不滿足；他覺得自己有必要找個地位可以匹配其身份又能提高他聲譽的情婦。他斷定皮埃爾的妻子亞歷山德琳·達魯是恰當人選。她容貌俏麗，比自己的伯爵丈夫年輕很多，為其生了四個小孩。司湯達好像完全不考慮皮埃爾表哥對他的恩德和長期的容忍，既然他升官要歸功於表哥，事業前途也要靠他幫忙，卻沒想到誘姦人家的妻子實在是既不禮貌也非君子。他根本不懂感恩的美德。
他以整套求愛技巧著手進攻，可是仍無法擺脫害羞的毛病，所以沒什麼進展。他時而活潑，時而悲哀；時而打情罵俏，時而冷冰冰；時而熱烈，時而漠然……一切看來似乎徒勞無功，他無法弄清伯爵夫人愛不愛他。他懷疑自己太害羞，所以她在背後嘲笑他，他覺得屈辱。最後他去找一位老朋友，把煩惱告訴他，請教追求的策略。他們討論了一遍。那位朋友提出問題，司湯達一一答覆，由那位朋友寫下來。
下面是馬修·約瑟夫森摘錄的問題及答案：
“引誘德·B夫人有什麼好處？”（德·B夫人是他們對達魯伯爵夫人的稱呼。）
“好處如下：他可順應性格的喜好；他可贏得很大的社交優勢；他可進一步研究人類的情感；他可滿足榮譽與自尊。”
司湯達為這份文件做了批註：“最好的忠告就是進攻、進攻、進攻！”
真的是很好的忠告，但你若有克服不了的膽怯毛病，就不容易執行了。
過了幾個禮拜，他受邀到達魯家的鄉村宅邸“巴切維爾”小住，他一夜無眠，第二天早上決定冒險一試，就穿上他最好的條紋褲子。達魯伯爵夫人恭維他的長褲好看。兩個人在花園散步，她的一位朋友和母親及孩子們相隔二十碼跟在後頭。他們來來回回閒逛，司湯達渾身發抖卻下定了決心，選定了某一點——他稱之為A點，從他們當時所在的B點算起，發誓他們若走到那兒，他還沒說出口，就要自殺。他說出來了，還抓住她的手想要吻一下。他說他已愛上她十八個月，盡全力掩飾，甚至試圖不見她，但實在熬不下去了。她客客氣氣地回答，說她對他只有純友誼，而且不想背叛丈夫。她叫其他的人走過來跟他們在一起。司湯達輸了他所謂的“巴切維爾之役”，我們猜受傷的是他的虛榮，而不是情感。
57歲的司湯達（1840年）
過了兩個月，失意的感覺仍然很痛苦，他請假前往米蘭，那是他第一次到意大利就愛上的地方。十年前他在那邊曾喜歡上一個名叫吉娜·佩特拉魯的女人，此人是司湯達表兄的情婦。但他當時只是身無分文的海軍中尉，她根本沒把他放在眼裡。他想找一找伊人的芳蹤。她父親開了一家小店，她很年輕就嫁給了一位公務人員。此時她已三十四歲，有個十六歲的兒子。司湯達跟她重逢，發現她是“高挑又出色的女人。她的眼睛、表情、額頭和鼻子仍有當年雍容華貴的風韻。我發現她比以前更精明、更端莊，令人銷魂的美姿倒是少了一點”。她能靠丈夫微薄的薪水在米蘭有一間公寓，在鄉下有一棟房子，有用人，在斯卡拉歌劇院有個包廂，還有一輛馬車，一定絕頂精明。
司湯達很清楚自己長相平平，為了克服這一點，他特意穿得很優雅、很時髦。他一向矮胖，如今日子過得好，身材更變得圓滾滾的；但他口袋裡有錢，身上穿著新衣服，顯然比當年還是一貧如洗的龍騎兵時更有機會取悅這位雍容華貴的淑女。他決定暫時留在米蘭跟她調情取樂，但她不像他預料中那麼容易上手。她讓司湯達疲於奔命，直到司湯達動身去羅馬的前夕她才答應大清早在她家公寓接見他。大家一定以為那不是求愛的好時機。那天他在日記中寫道：“9月21日11點半，我得到了我渴望已久的勝利。”他還把那個日期寫在褲子的揹帶上——他向達魯伯爵夫人示愛那天所穿的條紋褲子。
1812年，司湯達好不容易說服達魯伯爵將他從巴黎舒適的職位調到軍需處比較活躍的部門，追隨拿破崙軍隊遠征俄國，吃苦受罪，從莫斯科撤退時他的表現十分冷靜、積極和勇敢。1814年皇帝退位，司湯達的公職生涯走到終點。他自稱婉拒了人家給他安排的重要職位，寧可自我放逐也不願替波旁王朝服務。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向國王宣誓效忠，企圖重任公職，結果失敗了，只好回到米蘭。他仍有錢住在宜人的公寓，愛看多少場歌劇就看多少場歌劇；但他不再擁有以前的頭銜、威望和大把現金了。
吉娜很冷淡。她說她丈夫聽說他回來，非常嫉妒，其他愛慕者也起了疑心。她求司湯達為了她的名譽離開米蘭。他騙不了自己，她跟他已經完了，但她的行為反而燃起他的熱情，最後他想到只有一個辦法能奪回她的愛。他籌了三千法郎交給她。他們一起前往威尼斯，由吉娜的母親、兒子和一位中年銀行家作陪。為了顧全顏面，她堅持要司湯達住到另一家旅館。他和吉娜用餐時銀行家竟來湊熱鬧，使他非常惱火。他不認為這人有權在場。下面是他一則日記的英文版摘錄：“她自稱她到威尼斯為我犧牲很大。我給她三千法郎到此處旅行，真是太傻了。”十天後則說：“我擁有她了……但她談起我們的財務安排。昨天早上不可能再存妄想。政治扼殺了我的銷魂感，顯然是神經液都被吸到腦部了。”
1815年6月16日，拿破崙在滑鐵盧敗北。
秋天，一行人回到米蘭。吉娜叫司湯達在一處偏僻的郊區租房子。她跟他約會時，他深更半夜喬裝前往，中途換好幾次馬車，甩掉間諜的追蹤，然後由一個侍女開門領進公寓。可是侍女大概跟女主人吵架或者被貝爾（即司湯達）花錢收買，突然向他透露了一個驚人的消息，說夫人的丈夫根本不嫉妒；她故佈疑陣是要避免貝爾先生碰到其中一位情敵，其實情敵有很多位，侍女還說要證明給他看。第二天，她把貝爾藏在吉娜閨房隔壁的小壁櫥，他在那邊“隔著鑰匙孔親眼看見女方對他耍的詭計，離他的藏身處不過三英尺之遙”。
貝爾說：“你也許以為我會衝出壁櫥，用短劍刺他們兩個。沒那回事……我像來時那般靜靜離開黑漆漆的壁櫥，心裡只想著這次奇遇滑稽可笑的一面，內心大笑不止，對女方也充滿輕蔑，同時很高興自己重獲自由。”
1821年，由於跟某些意大利愛國志士交情不錯，奧地利警方要求司湯達離開米蘭。他在巴黎定居，接下來的九年中的絕大多數時間都住在巴黎。他有過一兩次乏味的戀愛；他頻繁出入欣賞智慧的沙龍。他不再說不出話來，反而變成了妙語如珠、尖酸刻薄的談話健將，最佳狀態下曾跟八到十個人暢談。但跟許多善談者一樣，他喜歡壟斷話題。他喜歡權威表態，有人意見跟他不同，他毫不掩飾心中的輕視。他語不驚人死不休，總是自由自在亂說猥瑣和不敬的話。挑剔的批評家認為，他為了助興或挑釁，往往強裝幽默。
接著發生了1830年大革命。查理十世流亡國外，路易·菲利普登基。此時司湯達已將父親留給他的那點財產用光，他又重拾往日當著名作家的抱負，但文學上的努力沒給他帶來金錢或盛名。他的《論愛情》在1822年出版，十一年間只賣出十七本。他想謀個政府職位卻不可得，隨著政權更迭，他最終被派駐意大利的裡雅斯特領事館；但他支持自由派，奧地利當局不肯接納他，他遂被調往教皇轄地的契維塔韋基亞。
他對工作不太當回事，一有時間就去短途旅遊。他是永不疲乏的旅行者。他在羅馬交了幾位很捧場的朋友。契維塔韋基亞的日子煩悶又孤單，他五十一歲那年向一位少女求婚，是他的洗衣女工和領事館小職員的女兒。沒想到對方竟拒絕了，他覺得好屈辱。1836年他說服領事館上司給他安排了個小職務，讓他在巴黎住了三年，由別人暫時替代他的位置。此時他已非常胖碩，臉色很紅很紅，留著染色的長鬍子，為了蓋住禿頭還戴了一頂大大的紫棕色假髮。他衣著時髦，像年輕人一樣，只要有人出言藐視他外套的剪裁或褲子的式樣，他就非常生氣。他繼續談情說愛但少有斬獲；他繼續赴宴暢談。最後他不得不回到契維塔韋基亞，兩年後在那裡得了中風。康復後他請假到日內瓦去請教一位名醫，再由那裡前往巴黎安度晚年。1842年3月的某一天，他出席外交部的一場官方大宴，傍晚沿著林蔭大道步行時，中風復發。他被抬回住處，第二天就去世了。
我們若斟酌剛才敘述的基本事實，最先想到的就是司湯達一生的興衰浮沉，所以他獲得了很少小說家能有的各種經驗。他在詭譎多變的時代有機會接觸不同階層的人，因此能夠儘自己個性所容，獲得最廣泛的人性知識。即使觀察力再敏銳的人類研究者也只能透過自己的性格來認識人類。司湯達有不少侷限。他有優點：他敏感、易激動、害羞、誠實、有才華，有事可做的時候非常勤勞，勇敢又有卓越的創造力；他是很好相處的朋友。但他性格的缺陷也很嚴重：他的偏見簡直荒唐可笑，他的目標也是毫無價值；他多疑（因此容易受騙）、狹隘、苛刻、不太公正、虛榮得愚蠢、自負、耽於酒色而口味粗俗、放浪形骸而毫無激情。不過我們知道他有這些缺點，卻是他自己告訴我們的。
司湯達不是職業作家，他甚至不是文人，但他寫作不輟，幾乎完全是寫自己。多年來他一直寫日記，大部分片段得以流傳至今，他寫的時候顯然沒料到將來會出版。他五十歲出頭時寫過一本十七歲以前的自傳（五百頁），雖然在他死前沒有修訂過，但他是打算給人閱讀的。在書中，他有時候把自己說得比實際上重要，聲稱做過一些他其實沒做的事，但整體上相當真實。
他去世的時候只有兩家巴黎報紙報道了這件事，看來他可能完全被人遺忘了。要不是有兩位老朋友說服一家重要的出版公司發行他主要的作品，說真的很可能沒人記得他。儘管極有影響力的批評家聖伯夫專門為此寫了兩篇文章，大眾還是漠不關心。直到後來，司湯達的書才開始有很多人閱讀。司湯達本人從未懷疑過，自己的作品將得以流傳，但他準備等到1880年甚至1900年才接受他該得的評價。很多作家受同代人冷落，遂自信後代會承認他的價值來自我安慰。
事實難得如願。後代忙碌又粗心，很少閱讀過去的文學作品，總是在出版當時即獲成功的作品間選擇。作者生前默默無聞、死後卻能免於淹沒的機會微乎其微。就司湯達來說，則是由於一位教授在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授課時極力讚美他的作品，學生之中恰好又有幾個聰明的年輕人日後出了名。他們閱讀這些書，從中找到一些符合當時年輕人思想趨向的觀點，變成了狂熱的仰慕者。這些青年中最富才華的是希波利特·泰納，多年後他變成了家喻戶曉又有勢力的文人，寫了一篇有名的文章，稱司湯達為古今最偉大的心理學家。從此有大量文章開始談論司湯達，如今大家一致同意他是19世紀法國三大小說家之一。
他的名氣主要依靠《論愛情》的一個段落和兩部小說。其中《帕爾馬修道院》讀起來比較愉快，有兩位書中角色很迷人。滑鐵盧戰役的描寫很有名，堪稱實至名歸。可是《紅與黑》比較突出、比較有創意，也比較重要。因為這本書，左拉稱司湯達為“自然主義學派之父”，布爾熱和安德烈·紀德則說他是心理小說的鼻祖（此說不正確）。這真的是一本驚人的書。
司湯達一向對自己比對任何人有興趣，他永遠是小說的男主角。《紅與黑》中的於連正是司湯達想當的那種人。他把於連寫成對女人頗具吸引力，總能得到她們忠貞的愛情。他自己不惜一切代價希望如此，卻永遠達不到願望。他讓於連使用他自己想出來卻一再失敗的方法達成追求女人的目標。他把他塑造成才氣煥發的健談者，雖然小心翼翼不舉自己才氣煥發的例子，卻十分肯定這一點。他賦予於連他自己的好記性，他自己的勇氣，他自己的靦腆，他自己的自卑感，他自己的野心，他自己的敏感、會算計的腦子，他自己的缺德和他自己的忘恩負義。我想從來沒有一位作家將自己放入書中角色中，卻刻畫出這麼壞、這麼卑鄙、這麼品行不端、這麼可恨的人物肖像。
說也奇怪，除了描述他未參加的滑鐵盧之役外，司湯達的小說似乎很少用到他在拿破崙軍服役的經驗。他至少曾目睹那些大事，我們以為那些事可以提示他一點他自覺必須描寫的主題。讀者該記得吧，他想寫劇本的時候，全從他看的戲裡找題材：司湯達似乎沒有天分自己杜撰故事，《紅與黑》的情節來自當時大眾頗為關切的一樁法庭案件的新聞報道。我小心不在這十部小說的介紹文中透露故事情節，但這回我不得不至少透露一點，才能討論這本書。
司湯達利用的事件如下：一位名叫安託萬·貝爾德的神學院學生先後在米休先生家和德·歌東先生家當家庭教師。他試圖或者真的誘姦了前者的妻子和後者的女兒。他遭到解僱。後來他重拾課業準備當神父，卻因為聲名狼藉沒有一家神學院肯收他。他認為米休夫婦該為此負責，就趁米休夫人上教堂的時候槍殺她復仇，然後舉槍自殺。傷勢不足以喪命，他被捕受審；他企圖犧牲不幸的女人以求自保，但仍被判處死刑。
這則醜惡卑鄙的故事吸引了司湯達；他把貝爾德的行為看成“美好的犯罪”，是一個強有力的反叛性格對社會秩序的反抗。他把受於連惡意傷害的人的身份地位提高，賦予書中男主角比新聞主角貝爾德更高的智力、更堅強的意志和更多的勇氣，企圖將故事升格。但此事仍然可恥，於連仍然可鄙。不過這個角色非常生動，小說也相當有趣。於連出身於工人階級，對於特權階級出身的人既羨慕又憎惡，他代表每一代都有的某一類型。
我們首先瞥見他時，司湯達描繪如下：“他是十八九歲的矮小青年，看來弱不禁風，面貌不同尋常卻很清秀，鷹鉤鼻。他大大的黑眼睛在平靜時好像在深思和探索，一瞬間突然容光煥發，現出最兇猛的憎恨表情。深褐色的頭髮垂得很低，使他的額頭顯得小小的，生氣時帶點兇相……他細瘦好看的身材看來輕巧而不健壯。”不是迷人的畫像，但刻畫得體，不會讓讀者先對於連產生好感來。
小說的主角自然會得到讀者的同情，司湯達既然選了反面人物當主角，一開始就要小心不讓讀者對他過分同情。另一方面他又得讓大家對他感興趣，他不能把他刻畫得太惹人憎厭。於是他的初步描寫一再圍繞他好看的眼睛、優美的體形和細緻的雙手。有時候他形容他長得英俊，但不忘記偶爾提醒：人們跟於連接觸常感到不悅，除了那些有理由提防他的人之外，所有人對他也不免心生懷疑。
他受僱所教孩子的母親雷納爾夫人，是個描繪得很成功的形象，屬於那種極難刻畫的類型。她是個好妻子、好母親、好女人，迷人、賢德又真摯；作者敘述她慢慢愛上於連，內心又惶恐又猶豫，後來變成熾烈的熱情，寫得真是生動極了。她是小說中最動人的可人兒之一。貴族氣很重的瑪蒂爾德·德·拉莫爾小姐簡直叫人難以置信。司湯達從未在上流社會周旋走動，他不知道教養好的人言行如何。暴發戶以為貴族出身的人整天都在想他們高貴的家世。他以為德·拉莫爾小姐的傲慢是貴族作風；其實只是粗魯。她的行動整個都很荒謬。
夏多布里昂的花哨寫作風格蔚然成風，百位小作家競相模仿，司湯達最討厭那種風格。他的目標是儘可能明白精確地寫出他要說的話，沒有虛飾，沒有修辭花腔或動人的冗長字句。他說（可能不太真實）他開始寫作前先讀一頁《民法典》，以便磨鍊他的語言。他避用當時流行的風景描寫和類似的裝飾。他巧妙使用冷靜、清晰、自制的文風，增強了故事的恐怖性，使它更添迷人的興味。我覺得處理於連在雷納爾家生活的部分和神學院的部分真是精彩無比；等場景轉到巴黎和德·拉莫爾侯爵的巨廈，我才覺得有些不可信。作者指望我接受許多我無法容忍的不真實的東西，許多我實在咽不下去的情節，而且要我對一些無意義的插曲產生興趣。司湯達成功採取寫實風格，可是無論他多麼努力，都不可能不受當時的精神分析氣氛所左右。浪漫主義十分盛行。
司湯達雖然欣賞18世紀的理性作風和高尚文化，仍深受浪漫主義影響。他頗醉心於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那種冷酷無情之人，他們不顧慮什麼也不為悔恨所苦，不擇手段實現野心、滿足情慾或復仇雪恥。他十分重視他們的意志力、他們對傳統的蔑視和心靈的自由。就因為這種浪漫主義的偏好，《紅與黑》的後半部內容才不能叫人心悅誠服。
當於連憑著虛偽、權謀、手段和自我剋制眼看要達到他的一切野心熱望時，作者司湯達犯了我認為很大的錯誤。作者告訴我們，於連既聰明又狡猾，可是他向未來的岳父自薦，居然叫準岳父寫信給他誘姦過的雷納爾夫人要一份人品鑑定書。他應該想到她可能會恨情人傷害她，那麼她也許想報復，或者她可能仍然愛他，那就一定不喜歡聽到他要娶別人的消息，對不對？我們知道她是行事憑良心的女人，他該想到她可能自覺有義務揭發他不顧操守的行為。
她真的這麼做了。她寫了一封信，道出跟他有關的事實。他既沒有否認，也沒說是情婦被遺棄而起嫉妒，竟拿起手槍，乘車到她住的地方對她開槍。沒有任何解釋。他憑衝動行事，我們知道司湯達過分崇拜熱情的衝動行為，這很好；可是我們從小說開頭就看見於連的力量正在於他具有強大的自制力。他的熱情、羨慕、憎恨、自尊、虛榮從未主宰他，而其中最強烈的激情——情慾——也跟司湯達本人一樣，與其說是迫切的慾望，不如說是虛榮的滿足。在書中的緊要關頭，於連做了小說裡最要命的事：他的行事跟性格不符。
司湯達緊守著安託萬·貝爾德的真人真事，無疑打算一路跟到底。但他似乎沒有注意到：首先，他已把於連塑造成跟主角原型——那位勒索犯——截然不同的人。其次，貝爾德相信米休夫人毀了他追求前程的機會；他有委屈，於連卻沒有。如果雷納爾夫人毀了他的野心，他只能怪自己笨，而他根本不是愚笨的人；何況他手上還握有王牌，足以化解他莫名其妙的錯誤所造成的後果。事實上司湯達缺乏創造力，所以想不出恰當的辦法以讀者信服的方式作為小說的收尾。但我已指出，沒有一本小說是十全十美的，一方面是小說這種文體天生是不完善的；一方面也因為寫小說的人自身的缺憾。不過《紅與黑》仍是有史以來最出色的長篇小說之一。讀這本書是一種獨特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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