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西洋歐美文化和精神文明的主要中心，從古至今，直到現在為止，仍然還是以基督教的
《聖經》（《舊約》和《新約》）為主流。同樣的，也有人認為中國文化和精神文明的主流，直到二十世紀為止，似乎還仍然以儒家“四書”、“五經”為中心。事實上，東西文化都正處於轉型變態的狀況中，西方信奉宗教的文化正在蛻化。東方文明，尤其以中國的文化來說，也隨時代的巨輪在轉變中，支離破碎。主張重“人道倫理”的儒家學說，也正處於遊魂、歸魂的卦變之中。現在的美國，有人正在掀起未來的世界是“文化戰爭”的時代，尤其指明中國的儒家文化，是與西方文化對抗的大敵。看來未免可笑，但也深為可慮。天下事往往誤於膚淺粗暴的見解，因此，我們自己也應當“反求諸己”，需要“溫故而知新”了！如果說“五經”是中國上古文化傳統的總彙，是比較準確的答案。“四書”呢？那是北宋時代開始，到南宋時期才漸漸盛行，取代“五經”文化的地位。四書是專屬於孔孟之教的學術思想，但是被宋儒理學家朱熹所作的“章句”註解所壟斷的儒學，並不足以概括中國文化的大全。
五經，就是
《周易》、《尚書》、《禮記》、《詩經》，以及孔子所作的《春秋》。而演繹闡釋《春秋》內容的，有《左傳》、《公羊》、《穀梁》等“三傳”。《春秋》一書是孔子在春秋後期，即公元前480年間的絕筆之作。這個時期，在西方的歷史上，正當羅馬改行共和政治，開始才有信史可徵。斯巴達組織伯羅奔尼撒聯盟。印度難陀王朝興起，佛教徒第一次大結集佛經。波斯先後連續三四次遠征希臘。雅典取代斯巴達為希臘霸主。西方所謂史學之祖希羅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前424年）出生。蘇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前399年）出生。這個時期，也正是希臘文化在西方興盛的時期。
大家都知道孔子晚年，極一生的精力，“刪詩書、訂禮樂”而自著《春秋》。他是以極度客觀的角度，把中國上古的歷史文化，裁定從有文書資料信史可徵的唐堯（甲辰年）登位時期開始，也就是公元前2357年。他避開中國遠古史的時代，即從神農到黃帝（軒轅）之間的史蹟（即公元前3000年以前，與埃及金字塔王朝以及巴比倫建國同期，這是東西方開始人文文化發展的初期） 。他以“多聞闕疑”的態度，“存而不論”。因此，後來司馬遷著《史記》，不好明說要補孔子“刪書”的不足，便在《帝王本紀》上首先提出一篇《五帝本紀》，歷述唐堯為黃帝之後，追溯上推中國文化的年代。到了南宋孝宗時代，學者羅泌又另著《路史》一書，採用道家等遺書的說法，再上溯高推舊史所稱“三皇五帝”以上的往事，文章華麗而亦富於考證，言之成理，書名《路史》，意思是說這是中國歷史文化的“大史”。從他的著作宗旨看來，也是深惜孔子“刪書”斷自唐堯，忽略遠古史的傳統。等於現代有人將中國的歷史年代，由黃帝紀元開始，到今年（丁丑，公元1997年）為止，共計有四千七百三十一年的意義相似。不過，我們只是順便一提，不是要講中國遠古和上古文化史的專題，到此為止就可以了。
總之，孔子刪訂“六經”，是把唐堯、虞舜以來，直到周朝開國以後的文化文明，尤其是由周公姬旦所整理過的中國上古文化，匯為總類，付予後來的人們，作為先民遺留給後代“承先啟後”的無價資產。當時對學者稱為“儒士”或“儒生”，並非如漢代以後的儒家，是專指治孔孟之學才稱“儒者”的。
到了秦始皇滅掉六國諸侯以後，改變了周朝分封諸侯建國的政體，統一中國，劃分郡縣，開始創制學者的專職官稱叫“博士”，但並不限於專學“詩、書、易、禮、樂、春秋”等“六經”的範圍才叫“博士”。秦始皇和李斯在公元前213、212（戊子、己丑）年之間的焚書坑儒，也並沒有明令坑掉“博士”。所坑的大都是“處士橫議”的非“博士員”的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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